因此，谌容的《走投无路》蕴藏着一个重要的内涵，即对人生忧思和困惑的揭示和表现。在这以前，作家也曾表现了社会人生的烦难和不可解脱的矛盾纠葛。作家主要挖掘不正常年月对于人的摧残和人对于正当要求的企望，同时也刻画人生热情的信念和对崇高的人道的呼唤。即便是困境中的人生意识的揭示也是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多是严厉的社会斗争）中展现。而人生的困惑和人际关系的繁复庞杂，除了显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外，还有隐秘的人的自我意识，包括延续个性的生命意识，这种诸多因素（政治、社会、伦理等）都可能成为诱发人生困惑的因子。
如果说，《走投无路》中王光泰们改革者遭罢贬之后的困惑，是基于对社会历史的负责精神，在一定的典型性（具备改革家胆识和权利的人毕竟是现阶段社会中的少数）的程度上揭示的话，那么《减去十岁》则是通过普遍人共同心态把人生的困惑和人的生命意识揭示得更为真实和深切，具有普遍性。
同《走投无路》一样，《减去十岁》虚拟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一纸即将下发的文件说，因十年“文革”的耽误，每人都将减去十岁。于是，岁月倒流，日月复来，青春还我。由此而生的局长宝座，恋情婚事等都将重新安排。失去的将复归，得到可能失去，幻想中的将变为现实。一场人生重新安排的戏将热闹地开场。这可笑而真实的作派，是值得揶揄、抑惑是同情？是“宇宙人”的心态，还是你我他都有的情愫。很难说作家是为了鞭笞贪欲者、讥刺利己者，或是褒扬道德化的人生，而实实在在地描写了一种在各不相同的境况下人生追求：无论是生的依恋死的恐惧，是恋栈官位，依恋情爱，或是追寻荒废时日等等，都顽强地表达了生命中的某种情绪。“减去十岁”之所以令人为之雀跃欢呼，在于人生对生命的眷念。不同的生之要求无疑是各种人生困惑中的一种真实的普通人心理。人作为社会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所得所爱，但共同的则是对生命的珍视，对对光依存，尽管有着目的不同。人生有大大小小的困惑，无不烙印着一定的历史阶段特殊的文化心理。《减去十岁》把人们共同的生存要求同不同的社会性行为心态系结在一起，从习见的人生情态中映现出不同的心理性格，既令人可笑可悲而又令人怜悯而得到某种情感的观照。
但是，《走投无路》和《减去十岁》又不无这样的遗憾：作家对人生的某种困惑和繁杂的心态描绘，振聋发聩，新人耳目，却疏于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前者注重了改革的成败对人生情怀的影响，是在社会的层面上开掘人生的内蕴、个人与社会矛盾中展示人物心理历程，后者写了人生在共同心态下对生命的追求（尽管有善恶美丑之分），是在个人与个人（本体）间的某种自然的关系（生命意识）上表现人物心态的。两篇作品的主题提示似乎比表现倚重。作品的真实与荒诞的交错勾联，加重题旨的力度却又使人物有漫画化、弱化之嫌。
在近作《献上一束夜来香》中，这种不足似得到补正。作品写某机关年近花甲的干部李寿川，因一束“夜来香”引发了埋葬在心底的种种情感，做出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买花送人的非常之举。李寿川买花是为了某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寄托，了却某种隐藏于心的宿愿，后来阴差阳错，送给了新来的年轻女大学生。这位从不进花店没有“闲心”和“闲钱”买花赏玩的老实人，竟能在夜晚把花插在女性案头，共同品赏，无疑是那些热衷于飞短流长的好事者猎取的谈资。于是，李寿川刚刚被唤醒的“沉睡的审美意识”，被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舆论和行政的理由和“理论”钳制了。相同的文化心理性格和不同的闲言碎语，象一只无形的魔手，把李寿川“找到了丢失的自我，品尝到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迟暮之年找到了自我特有的那种心绪”轰毁了。为此，他积郁成疾复归困惑。
作家细密地构织了一个吞噬和销蚀李寿川人生暮年的特殊心境和情感的网络。如同“晚香玉”（即夜来香别名，因它而联想到人生暮年）一样，李寿川的“恋花情结”（这里套用一个俗词）弥足珍贵。按小说中“新词语专家”郭飞的话说：是人生“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萌生。然而，面对着权势者的私欲，好事者以己度人和习惯心理的压力，这种“晚香玉”似的自我价值的萌生不见容于人，“主体意识”复归失落。作家虽然对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沉积以极充分地揭示，但我以为同前述两部作品一样，谌容是更深一层把人生的各种矛盾的心态，从普通人普通行为中映照社会人生的多棱镜面上繁难的人的困惑。即便是古道热肠的郭飞，他的一番新名词的点示和传导，也未能解除李寿川的苦楚，反而加深了他的某种情感的深沉和痴迷。那些性喜“干预别人私生活”、冷漠人情的朱喜芬们，无事生非，更使温馨的人生情感变得冷寂。如果以主人公不同的心态来区分这种人生的矛盾和困惑的话，《走投无路》强调的是改革家的社会性困惑，《减去十岁》剖析人生共时态的生命困惑，而《献上一束夜来香》则是个体的情感困惑。这种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感情的等等交织了人生画图中不同色泽和线条。人类生存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生命的延续则包括着社会历史的清明，包括生命本体的强健和情感的舒放，虽然他们有着不可替代的主次位置，而缺少了某一面都不完全。在人的生存发展中，有时后者也许更为重要。因改革而不被理解无路可走的王光泰，终有人指点新路，可以到渔民中去；因年龄的文件没有下发，人们仍照样生活下去；而李寿川失去了心中对童年“梦中芬芳”的依恋，不啻对人生的某种自尊自爱的情感击毁和丧失。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元化促进了作品主题的多义性。由过去单纯的政治性主题深化到写伦理人心、生命情感等人生种种欲望。写人生、写人生的奋斗困惑是当今小说不可忽视的题旨。有时候，作家并非是正面的褒扬而换一个角度来表现，比如抨击和揭露某种旧习陋欲，同样是不惮于人生追求的先进贤达的一种参照，同样有不可忽视的艺术穿透力和思想警策力。
社会历史发展促进了人自身的觉醒，人的价值的尊重和高扬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这是因为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人要适应这种客观历史，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本身的现代化程度是影响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因素。人的文化性格、精神风貌、观念方式、情感等等的重新确认和结构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它的动因。因此，作家们注目于对人的灵魂的骚动和困惑的剖析，对奋斗的艰难和艰难的奋斗、人生的和谐与不和谐的人生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表现，正是为了推进历史向纵深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自身需要发展，作家们揭示民族心理性格的沉淀，写人生在种种难题困境下的强力和韧性，重新锻造历史文化性格以适应现代化进程作心理准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谌容近作三篇可以看出她那宏大而深挚的艺术情怀。
一九八七年《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