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有过一个著名的理论：“笑是产生于紧张的期待落空而造成的情感爆发。”这句话的关键字是“落空”的“空”，但是翻译成落空，似乎不太准确，所以又被翻译成：“笑是一种从紧张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这样的翻译，其中也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虚无”的“虚”。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应该大体就是“虚空”的意思，其实更为确切的意思应该是“虚幻”。当强烈的期待突然变成了虚空或者虚幻的时候，人们就忍不住笑了出来。康德在同一著作中说过，一个男人由于不幸而在一个晚上头发全白的故事并不能使我们发笑（类似的故事，在我们中国也有，传说伍子胥在他的父亲遭到楚王的杀害以后，自己只身出逃，在过楚国的边界昭关的时候，一夜愁白了头发），只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因为，主人公的命运与我们所期待（或者同情）的相反，这可能是悲剧。但是假如有人告诉你，这个人遭到了不幸，他的假发都愁得发白了，这就可能引发你的笑。康德把这种引发笑声机制叫作期待落入“虚无”（或者落空）。这个字眼翻译得很不好理解，但可以看出其中有超越现实的，不现实的。康德还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在印度的苏拉泰，有一个英国人打开了啤酒瓶子，泡沫直冒，座旁的一个印度人大为惊奇。英国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这个人说：“啤酒泡沫流出来，我并不奇怪，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们原先怎样把这些泡沫塞进瓶子里去的。”
康德说，如果有人向我们讲这样的事，我们就会大笑。原因就是我们本来期待的是，这个未经世面的、没有见过啤酒泡沫的人，会惊奇于啤酒泡沫如何能够喷射，而实际上，这个人不是这样，而是提出了一个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之未经世面的人，更加傻乎乎，更加死心眼。因为人所共知的是，啤酒瓶子里的气根本就不是塞进去的。康德所说的“虚无”、“落空”，同样也可以从前面所说的假发都愁白了的例子中得到阐释。这一点，还可以从中国的经典得到印证。
史载，晋惠帝戆呆，元康九年，他在华林园听到蛤蟆的叫声，问左右说：“蛤蟆这样叫，是为了官家还是为了私人呢？”还有一次，天下荒馑，有百姓饿死。惠帝听到这样的事情就问：“这些人干饭吃不成，为什么不吃肉末稀饭呢（何不食肉糜）？”这两件事情中，皇帝说的显然是胡话。和康德所说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也包含着，第一，听者期待的落空，或者虚无；第二，观念与事实的不一致。前一件是，蛤蟆的叫喊，是自然现象，和人的意志和目的没有关系，而昏庸皇帝却因其为公为私的目的性而困惑，使这种共识的期待落空了。在第二个故事中，皇帝的说法意味着吃不起干饭的人，吃得起肉末稀饭，也和众所周知的共识不一致。从听者的角度来说，由于落空，化为虚无，很突然，就可能笑起来。
但是，不管是康德的例子还是我国晋书上的事例，所引发的笑和幽默的笑还是有区别的。所有这些故事，虽然是可笑的，但无论是惠帝还是那个印度人都并不是有意运用期待落空和不一致来逗乐的。我们发笑只是由于他们的愚蠢。幽默谈吐中的不一致，是说话者有意运用现实与观念之间的不一致，突出其间的反差，达到荒谬的程度，使期待突然落空，化为虚无；同时，暗示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让对方心领神会。这样引起的笑，才是会心的笑。而昏庸皇帝的蠢话，并非故作蠢言，即使能引起笑，也只是单方面的，这种笑不是双方会心的。因而只能让听者感到这个说话的角色是个极端愚蠢的家伙，一点幽默感也没有。把这样的故事讲给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听，都会觉得好笑。常识就是共识，共识把皇帝的话反衬得荒谬绝伦。
真傻话并不幽默，只有假傻话、故作胡言、故作蠢言、故作大言、故作空言、故意吹牛，才能有心照不宣的情感交流，才能进入幽默的境界。
幽默不仅在话中，而且在话外。故作胡话有个心照不宣的条件，明知正确的话该怎么讲，但不讲出来，放在心里，作为潜在的、隐性的背景。有了这个潜在的、不言而喻的背景，和显性的、嘴上说出来的胡话之间形成一个错位、反差，就产生了一种转换生成新意味的作用，有了一种言外之意了。
还有一个故事。“五四”时期，觉醒的知识分子都反对一夫多妻制，批判男人娶小老婆的恶俗，写了好多文章。可是有一个人叫作辜鸿铭，还是个精通多种外语的学者，他偏偏主张，一夫就是要多妻。他说：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哪有一个茶壶只配一个茶杯之理？
他说这话的时候，许多人觉得是很荒唐的，但这位辜先生并不觉得。他同那些支持他的人一样，偏偏是一本正经的。不管你在当时觉得他多么可笑，可你就是没有办法让他和你一起会心地笑起来。这是因为，没有双方心照不宣这个条件，没有共同的、隐性的背景，内心的正经道理和胡话不能形成“反差”，因而也就不能转换生成言外之意，形成一种默契，沟通双方的情感。
同是这样的话，让说相声的在舞台上一说，就十分可笑了。因为在今天的条件下，说的一方和听的一方都心照不宣：这是胡话。有了这种反差，就可能转换出深层的意味来，情感沟通的桥梁也就架起来了。
幽默不是单方面的事，它不是说话者单方的创造，听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它是双方投入的共同境界。要达到共同领悟、共同享受的境界，就要心照不宣地进入某种想象的境界。
如果不能共同领悟，没有心灵的沟通，非但幽默感不能形成，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捅娄子。对于那些和你不太熟的人，或者对你怀有成见的人，尤其在特别容易引起误解的情境中，幽默要慎用，以免弄巧成拙。
幽默要有特定的“语境”。“语境”就是特殊的对象、特殊的情境和时机。幽默的话语用错了对象，用错了情境，用错了时机，就会造成自己的尴尬，或者变成对他人的伤害了。鲁迅在《准风月谈》的《帮闲法发隐》中为了强调语境的重要，引用了克尔凯哥尔的一段话：
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
这就是因为，不在同一语境中，没有心照不宣的一致性共识作为背景，把现实的灾难当成了幽默，变成了更大的灾难。
三、用强硬的语言表达友好的感情
幽默是委婉的，中国古代文论强调“婉而多讽”。委婉是幽默谈吐的基本法门，它能将进攻化为享受，但是这不等于说幽默的谈吐就只能是软绵绵的退让。其实幽默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时为了坚持己见，同时协调氛围，也可以用很凶的语言。但是，这种攻击性的凶话，越空、越虚越好，让人一听就知道你讲的不符合事实，是在开玩笑。这样，即使是相当“硬”的幽默也被软化了。
福州号称榕城，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街上榕树并不太多。当时的市委书记要求园林部门在一个时期内，将市里的主干道上全部换栽榕树。园林部门的负责人感到为难，说到期可能完不成任务。这位市委书记很不满，他本想一本正经地加以批评，但转念一想，用非常严厉的口气讲了这样一句话：
到时，你不把榕树栽下去，我就把你栽下去。
这么严厉的话讲出来以后，氛围非但没有变得紧张，反面轻松了许多，与会的人都笑了起来。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委书记不可能把干部活埋，这是在开玩笑。大家的笑声不但是对书记决心的心领神会，而且是对他这种幽默感的欣赏。在日常生活中，小两口开玩笑，女方在嘴皮上斗不过丈夫，便高高举起拳头来，对丈夫说：“我揍死你！看你再耍贫嘴！”即使当时双方斗嘴已到发火的边缘，有了这句话，也就解颐而笑了。
这种用强硬凶狠的语言表达友好感情的幽默感，是表层语言与潜在共识反衬很强的结果。用凶狠的语言来展现幽默的前提是：其语义是超现实的，绝对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虚”和“空”。妻子说要“揍死你”或者“杀千刀的”，正因为超现实，所以才是爱的表示，所谓“打是情，骂是俏”，就是这个道理。因而语言要极度夸张，要达到不可能被当真的程度。如果夸张的程度不足，有某种现实的可行性，就可能弄巧成拙。比如那个妻子不是说“我揍死你”，而是说：“你再这样说，我就要不客气了。”这样的话当然也就毫无幽默可言了。
1993年4月20日，福建省政协组织了一批委员到省电视台视察，由福建省电视厅厅长和《福建日报》总编辑介绍新闻改革情况。会后座谈，由于出席者大都是省政协的领导和一些负责同志，大家都比较拘谨。轮到我发言，谈到电视对群众文化、思想的巨大贡献时，我说：“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群众看电视的时间太多，业余读书的时间几乎被占尽。而看电视的人，又大多没有耐性，尤其是手中那个遥控器，使得现在的中国人更加没有耐心。我不知道几十年后，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会不会因此滑坡，如果真的滑坡了，我觉得第一就要那个遥控器负责，第二就要你们（指着省电视厅厅长）‘负责’。”
我说完，大家都笑了。
大家之所以笑，就是因为我的话有点傻。这种傻话，表面上是指责，实质上是虚幻的，不可能叫遥控器负责，因而也就不可能让电视台领导负责。
傻话或者空话与现实越是不一致，效果越是强烈。反差越是大，转换生成的意味也就相应强化，因而双方在互动中，所创造的言外之意也就越丰富。在特殊语境中，傻话不但不傻，而且很聪明；空话不但不空，而且很有分量。与现实不一致，与情感的认同又很一致。
四、拉开与事实的距离，深化转换生成的意味
衡量幽默语言的质量，首先要看它语义错位有多大。在一定限度之内，错位的幅度越大越能引起听者的惊异，二者成正比关系。其次要看它能把语义转换出多大幅度的情感一致来。不一致在言内，一致在言外，内在情感越是一致，言外之意越是丰富，二者也是正比关系。
因而，运用幽默方法进行社交和公关，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让你的话和现实拉开一点距离。这并不难，但也不太容易。因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人们接受的都是理性教育。用理性的思想方法追求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已经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没有特殊的先天禀赋，或后天受到熏陶，很难动摇。比如说，你看见你的女同事和她女儿走过来了，自然会说：“你们娘俩上哪去啊？”没人会认为你这话有什么毛病，但如果你说：“你们姐妹俩上哪儿去呀？”这就很不一样了。说母亲很年轻，女儿成长得快，而且两个人又很相像，最重要的是还不乏幽默。
要做到不一致并不难，难的是在不一致中深化转换生成丰富的一致（情感认同）来。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和朋友一起下放到南方山区，那里没有苹果，交通也不便，以致朋友的女儿长到三四岁，连苹果也没见过。有一次我拿了一张画着苹果的识字卡片去问朋友的女儿：“这是什么？”她认真看了一下说：“地瓜。”孩子的父母都笑了，但孩子没有笑。大人们笑，并不是笑孩子幽默，而是笑她的天真和土气。
过了许多年，朋友的女儿长大了，大学毕业并且有了份很像样的工作。有一天，我到她家去玩，她削苹果给我吃。我接过苹果问她：“这是什么呀？”她答：“地瓜。”结果是大家都笑了。
这就相当幽默了，说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话不再是孩子的天真，而是表现了她的幽默。因为在这不一致的语义错位中，所唤醒的或是说转换生成的共同的、一致的经验和记忆相当丰富。它让听者想起了这孩子当年在穷乡僻壤那种土里土气的可怜相。而今天这姑娘长得楚楚动人，工作上又挺有出息，回忆和现状产生了意味深长的反差。可悲的过去变成可爱的回忆，把这么大的反差和这么丰富的认同结合在一起，在这句简单的话语中，幽默意味就十分深厚了。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认同（一致），即使有大幅度的语义错位，也只是滑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