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句话完全超脱了原来紧张对峙的思路，好像那是一件小事，孩子气的争端，与自己毫无关系。在美国人看来，大政治家常常一身关系天下安危，他们公开说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历史的重要性，所以等待一国元首的发言心情是比较紧张的。可没有想到毛泽东一开口话语就很轻松，所以心理落差特别大，幽默感也特别强。
在一般情况下不动声色不算真功夫，在紧要关头甚至性命攸关的时刻也能不动声色才算有本事。美国总统里根被行刺者开枪打中，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为了安慰他的夫人，说：“都是我不好，没有及时躲开。”这一说就把夫人逗笑了，好像子弹飞过来是来得及躲似的。
这就是解放别人，也解放了自我。只有神经放松了，思路才会自由。幽默感只有在心理状态自由、不受拘束的时候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切忌“先笑不已”
切忌“先笑不已”这一点不但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谈吐，而且对于表演艺术，尤其是相声、小品等尤为重要。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在《怎样讲故事》中举过这样的例子：
一个大兵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上被打断了双腿，他请战友把他背下战场。战友背起他飞奔，后来他的头给弹片炸飞了，可战友还是使劲地奔跑。这时一个军官大叫起来：“咳，你背着没头的尸体跑什么呀？”战友停下回头一看，说：“可是刚才他让我背的时候还是有头的呀！”
马克·吐温说，这样的故事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一面讲，一面感到听众会笑，自己也就笑着讲；另一种是装作乡巴佬，傻乎乎，一副完全不懂得所讲的故事有什么可笑的样子，比较放松地把故事讲完。马克·吐温说，笑着讲故事的没有天才，而那样傻乎乎地讲的却是天才。这是因为，你越是傻乎乎，听众越是能更快地领悟其中的乐趣；你自作聪明地先笑，听众觉得领悟落后于你，领悟后的乐趣就小了。中国古代有一本讲笑话的书叫作《半庵笑政》，其中特别提出“切忌先笑不已”，人家还没笑，你先笑了，这是煞风景的。明代曲作家王骥德也说：“善说笑话者，不动声色，而令人绝倒。”这都是一个道理。
在我看来，不仅“先笑不已”不好，“后笑不已”也不好。我们一些相声演员常常以嬉皮笑脸的姿态出现，往往不如一些小品演员以傻乎乎的姿态出现效果更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在喜剧中有一种冷面喜剧，相当幽默，就是在非常可笑的事情面前，演员们也一起保持冷漠的、无动于衷的表情。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要算葛优了。而有些演员却常把笑意放在脸上，给人一种强迫观众跟着笑的感觉。而葛优老是一脸冷冰冰的样子，却让人觉得是最有智慧、最富有幽默感的。还有赵本山，他也很少笑，而陈佩斯可以说基本上是不笑的，他彩排的时候看的人肚子都笑疼了，可是他自己就是不笑，表现出一个优秀喜剧演员的修养。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说到戏曲中的笑话（插科打诨）时这样说：
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
这不仅是一个艺术火候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精神层次的问题。笑与不笑，从最根本上说，是能不能抱着某种悲天悯人的哲学观念来看自己。
六、用大智若愚拯救对方
幽默大家都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往往能达到大智若愚的境界。明知自己占了上风，但又不把这种优势表现出来。在对方讲出许多愚蠢的话的时候，非但不直接指出，反而不动声色地把对方从困境中解放出来，而对方却并未感到他的幽默。这时的幽默，即使引发了笑，也不是互相沟通的、会心的笑，而是某种孤独的欣然独笑。钱钟书在这方面深有体会，他在《写在人生边上》中这样说：
一个真有幽默感的人，别有会心，欣然而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而笑。假如有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
钱钟书可能是把这种幽默境界看成是幽默家之最高境界。严格说来，这种境界已非纯粹的幽默境界，而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高远到把芸芸众生看得很可怜，把芸芸众生的欢笑，看成是“下等游艺场里的大会串”，这可能是有点曲高和寡。
这已不是社交的幽默，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体悟的。也许契诃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二。契诃夫成名以后，家中不断有慕名而来的崇拜者。有一天，来了三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她们一进来就力图表现出自己很有政治水平，向契诃夫问道：
“安东·巴甫洛夫维奇（按：对契诃夫的尊称），您以为战争将来会怎样呢？”
契诃夫咳嗽了两声，想了一会儿（按：做得很笨的样子），随后温和而认真地说：“大概是和平。”
这是故意文不对题，人家本来问的是战争的结局，是哪一方会胜利，但契诃夫却回避了她们的问题，讲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笨话，却不露声色，做出很认真的样子。
她们又问：
“当然啦，可是哪一方面会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认为是强的一方胜利。”
这又是一句废话，说了等于没说，不提供任何新的信息。
“那么照你看来，哪一方是强的呢？”
“那就是营养好、教育高的那一方。”
这仍然是一句空话，不但文不对题，而且很愚蠢。战争的胜负，和营养、教育，没有充足必要的联系。契诃夫好像决心不接触太太们关心的军事、政治问题，但三位太太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们仍然沉浸在对契诃夫高深智慧的无限崇拜之中。
一位太太赞美道：“多聪明！”
另一位太太问道：“您比较喜欢哪一方面啊，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契诃夫和蔼地、亲切地、温和地微笑着说道：“我喜欢蜜饯，您呢？您喜欢吗？”
当一位太太赞美他“多聪明”的时候，契诃夫早已识破了她们一伙的虚荣。此时的他居然还能够“和蔼”得起来，换一个人早就皱眉头不耐烦了，“亲切”更是难得，真是到了大智若愚的妙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契诃夫还是“温和”地微笑着。而他温和的微笑，不是因这几位女士的愚蠢，他的笑是平静而礼貌的。在这样愚蠢的问题面前，还能心平气和、温文尔雅，还是保持着高雅而友好的姿态，这是何等的宽容与超脱。女士们之所以显得如此愚蠢，原因就在于她们要在契诃夫面前装作对于严肃的政治问题很有修养的样子，这样做恰恰是弄巧成拙。契诃夫看出了她们的尴尬，是由于背离了自己真正的兴趣。他没有直接挑明，而是把话题引导到她们所熟悉的蜜饯上去。这就是说，契诃夫看出了这些妇女除了家务外，对于政治一无所知。他用这个话题把她们解放了出来。
“很喜欢！”太太们兴致勃勃地嚷道。
“它多么香啊！”其中一位太太认真地说。
于是这三位太太活泼地谈起话来，并且表现出她们对于蜜饯有非常广博且精细的知识。她们显然很高兴，现在用不着再费脑筋装出对她们从未想过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事情的关心了。
契诃夫的幽默高就高在始终采取“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的办法，到了最后则干脆大智若愚地转移论题。契诃夫不怕在别人眼中显得笨拙，而回避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三位太太虚饰的深沉。他用不合逻辑的答非所问显示了自己的宽容，同时也把三位太太从故作高深的话题中解放出来，让她们回到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中去。这样的幽默是最软的幽默，软到让对方感觉不到锋芒，但感觉不到锋芒并不等于没有锋芒，任何一个在场的人或者今天的读者都可以感到契诃夫对三位太太虚荣和浅薄的洞若观火，同时也体悟到契诃夫对于世人的虚荣悲天悯人的襟怀。
契诃夫式的微笑，和普通幽默的笑，也就是会心的微笑相比，别有一种高度。这种笑不是会心的，和对方不在一个精神层次上。这时的笑，只能是一种欣然独笑。这种幽默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可以归结为精神优越感的潜藏。就这一点来说，正是幽默最根本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