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认为，“文革”中的知青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一是加重了“文革”给我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23万，中国少培养了大专生100多万、中专生200多万人。二是造成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文革”中安置知青，国家财政支出达100多个亿，知青返城安置又有巨大支出。三是给广大农村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困难，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严重负担。四是给知青的思想、文化、个人生活也带来许多不幸。
当然也有的学者在总体上否定知青运动为“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探索，是社会主义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同时也客观评价了知青运动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上山下乡运动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三大实践活动中，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勤劳、纯朴、智慧、坚韧。再次，上山下乡使知青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加快发展的政治品格。最后，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见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作为千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浩大的运动。虽然我只在北大荒待了8年，但由于身份的特殊，在北大荒当了6年记者，返城后，我又当了10多年的记者，对知青的前世和今生有了更宏观和更微观的观察与思考。多年来，我有一个夙愿，要为“我们”一当过知青的“老三届”写一部书。这出自我的责任，也出自我的良心。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时，我自然是扎根边疆的鼓吹者。可我自己在1976年就返城了，后来身处高位、衣食无忧，而我的许多战友还在黑土地上过着艰难的日子，许多人已长眠在大山和莽原里，一想起他们心总有些不安。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安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笔，告诉人们他们的过去和现在。1995年，我在省作协工作的最后一年，曾想采写100个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想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永远的北大荒人》，而且跑了黑龙江垦区的许多农场，写出了10多篇，但因到文化厅任职，不得不放下这个计划，尽心去当公务员了。
2006年当我就要淡出官场的时候，我又把当年的愿望重新拾起，来写我最熟悉的群体一老知青。良心未泯，良知还在。为了遵守承诺，我放下身段，边走边写，做一代老知青的代言人。因为我和他们有共同的出处，也会有共同的归宿。因为我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从2006年5月开始还愿，用一种最通俗的办法，在黑龙江省发行量最大的《生活报》上开一个专栏《我们的故事》，每周发一篇，经过一年以后，读者纷纷要求能尽快结集出书。正好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也对这本书怀有期望，(责任编辑贺平当年在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当小知青，总编辑侯秀芬是在陕北插过队的老知青，编审潘静下乡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她们的热情催生了这两部书。）这样一来，2008年1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这一年的12月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2》。
余秋雨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经历不妨看成一段历史的生命化缩影。‘文革’的具体事端会渐渐淡忘，但这群人及后代却以一种乖戾的生命方式作永久性的记载。”〔《老三届》）
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夏天，我曾陪他在黑龙江采风，在从黑河到呼玛的船上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关于知青的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我的朋友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和同代作家铁凝、史铁生、叶辛、陆星儿等，已写过许多，每一篇都让我们感动。但他们及广大读者对知青运动、对老三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我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成长，有所作为，因此“青春无悔”。有人认为，我们是“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把红卫兵极“左”的思潮带到了广阔天地，给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灾难，我们应该忏悔-无论别人怎样说，我还是要写，写我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为这段历史留下“生命化的缩影”，以告诫人们不能让那些刻骨铭心的悲剧再次发生。也告诉人们，在那个阴风浩荡的年代，在那边塞绝寒之地，也曾有鲜艳的人性之花开放。
我要写“知青时代”〔下乡的10年）我们的苦难与风流，我还要写“后知青时代”（返城后的30年）我们的艰辛和坎坷。我要写我们，还要写和我们共命运的父老乡亲。我要写成功者的辉煌和灿烂，我更要写失败者的沮丧和无奈。总之写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逆境中奋发拼搏，把种种人生经历变成财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和祖国一起从黑暗走向光明。当然我们也会反思和审视自己，由于当年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胆怯懦弱、自私和利己，怎样使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也许上帝都会原谅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毫不回避地记录下来，那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最为珍贵的《人生宝鉴》。
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人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我以为，知青就是那个时代的“标本”，每一个人的历史汇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中国是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崩溃走向新生的历史。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谷的“文革”10年和最高潮的改革开放的3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于是，我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在北大荒当过知青的百万人当中选取100人，然后把他们在“前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中有代表性又最具个性的故事写下来，以汇成一部时代画卷，留给历史的见证者本人，也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这种人物命运的纪实写作方式，始作俑者是美国的作家斯特兹-特拉克，代表作是《美国寻梦》。特拉克在美国以口述实录的方式采访了300多人，精选了其中的百篇汇集为这本书。这100人中有好莱坞巨星、企业大亨、政治首脑、美国小姐等上层人物，也有三X党魁、雇佣枪手、罪犯、偷渡移民及其他们的后代等美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本书记述了他们在美国本土寻找“美国梦”的人生经历中的所想所急和所得所失。这本书几乎成了美国的全景缩写，它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当成了世界各国人认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本书还获得了美国非虚构类文学的最高奖“普利策文学奖”。
我也步特拉克的后尘，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一代的不仅在文学上有意义而且在社会学上更有意义的书。这无疑是个非凡的工程，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当年的知青像北大荒满山遍野的山花，随处可采，可现在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喧嚣的大都市，他们消逝在人群中。即使还留在北大荒的那些人，也埋没在大山和莽原深处了。于是我四处奔波，在密如森林的楼宇中和在边远的山村里寻找，寻找在中国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接待我的有共和国的部长，他们的身上还依稀看到年轻时的影子；接待我的也有坐在火炕上端着热辣辣老酒的知青战友，他们的面容像罗中立油画《父亲》一样的动人心魄。望着他们满脸沧桑的木讷的表情，我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在开辟专栏讲述这些故事时，曾对老知青们说：
朋友啊，朋友，请你告诉我！
把你过去和现在的人生故事告诉我，把你的苦难和幸福告诉我，把你的成功和失败告诉我！
因为我们是时代的标本，我们是一代苦难的风流。
我们走过漫长的风雪迷蒙的冬季，我们的青春留在了无花的季节。
然而我们毕竟走过来了。
在那充满泥泞的路上，我们搀扶而行，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迹。
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出现上山下乡的高潮算起，已经40年了。当年的知青逐渐走下历史的舞台，怀旧的情节，让我们再一次走回人生的起点。我也回到了我当年下乡的位于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大山褶皱里的那个小山村（当年的兵团1师独立1营，后来划归一团，再后来划归爱辉县〉，我要寻找写满我们爱情的那片白桦林，寻找那埋在白桦林中我的战友的墓碑。很可惜，那片白桦林被砍伐掉已开成了大豆地，墓碑早已荡然无存了。我把从地边采来的一束鲜花放在那片地里，点燃了从城里带来的黄纸，叨念着心中的祭辞，眼泪流在脸上，滴落在地上。那黄纸化成红色的火苗，舞动着向天上飞旋，又化作黑色的蝴蝶，飞向遥远的天际。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沉默着，我耳边听起了朴树的那首忧伤的《白桦林》一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有一天战火烧到家乡我想，我们一当年的知青何尝不是因为战火要烧到边疆，勇敢地奔赴黑龙江，走进白桦林。我们献出了青春，许多战友献出了生命！当年的2000多万年轻人义无反顾地从城市奔向农村边疆！你想一下，如果这2000多万年轻人在城里不断地折腾下去，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学停办了，谁能在城里给2000万的我们找到饭碗！我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的，我们的出走，为共和国承担了巨大的困难！然而一代人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我们真的是不该被忘记的。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我来。
就是那一次返乡之旅，坚定了我坚持写完《我们的故事》的决心。为知青代言，为历史存照，就是这样的目的，让我克服困难，去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于是就有了多家报纸连载了两年半的知青故事和现在的这两部共70多万字的书一《我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