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纪实文学的特殊功能，以及纪实文学作家可为“小说家力有不逮之事”，但我仍然尊重小说家，如晓声这样有宏观把握历史、微观洞察人心能力的作家，你们可为时代留下“史诗”般的巨著，那也是纪实文学作家“力所不逮的事”了。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知青运动”（或晓声所言“知青时代”）留下史诗，我们寄希望晓声你这样的非凡的小说家了。
今年的5月上海举办了一次影响很大的知青油画展，画家中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北大荒的知青画家。许多名人为这次画展写了序言，美术评论家毛时安的序言让我很感动，他说：
“在人类历史上有因为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从来没有过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人类历史也未曾发生。上山下乡运动，是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的历史强音。”“知青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荒原带来文明，用自己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他们不仅将青春甚至将生命托付给了自己为之奋斗、深深挚爱的土地。历史不会忘记知青，也不应该忘记知青。”
也许，这是对知青运动一个最积极的评论，无论怎么说，这个空前绝后的事件，对中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部教科书，是作家创作的富矿。二战写了多少年了，出了多少名著；连对美国是个耻辱的越战，他们又写了多少书，拍了多少电影？而参战的美国青年绝没有中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多。
我以为知青文学并不会因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而终结，而应该是新的开始。我们这帮知青会渐渐老去，但知青文学是会比我们生命更长久的事业。
你本是中国知青文学的“鼻祖”之一，在你面前说这些话，确有些班门弄斧了。
咱们有话实说，知青战友们都希望你为我们写一部“史诗”（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和电视剧如果《我们的故事》能给你提供点素材，那是我的荣幸。
敬颂夏安！
宏图
2008年7月8日于哈尔滨
他的故事撞击我的心
肖复兴贾宏图是我的兄长，也是我喜欢并看重的报告文学作家，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有他浓郁而多姿多彩的一笔。
当然，贾宏图更是我的老插朋友。北大荒那一片黑土地，是我们共同成长的背景和共同抹不去的记忆。
因此，读贾宏图的新著《我们的故事》，心中充满情感，眼前弥漫记忆，这情感和记忆同属于北大荒。
要格外感II丨贾宏图为我们奉献了这本书，这本书不是书斋里的书生之作，也不是商场中的商贾之作，更不是娱乐圈里的艺人之作。如今，书琳琅满目，这样花花绿绿的书却充斥着我的眼目。为了这样一本书，贾宏图付出的不仅是笔力，更是脚力，他把他的笔和视野以及情感，倾洒在北大荒的那片土地上，特别对至今依然留在那里的老知青一往情深。他的一句句文字，是和他刻在北大荒土地上的那一串串脚印，和他倾注在那些老知青身上的一份份情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今，这样写作的人不多。更多的人已经不愿意把笔和目光注视这些默默无闻甚至身处人间最底层的普通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更愿意在宾馆里写作，在文件里写作，在觥筹交错里写作。他们愿意居庙堂之高高高在上，模糊了处江湖之远的地方和人影。
我相信，付出了如此心血辛苦和真诚情感的作品，不仅是我被感动，一定会有更多的读者感动。贾宏图在谈这本书时说：“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我来！”这样感情深重的话，撞击着我的心。这样蕴涵底气的话，如今并不是所有人都敢说出口并真正付诸行动的。
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当青春远逝的时候，能够重新走回青春，触动青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而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回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容易成为一把筛子，筛掉一些现在不愿意再看到的，或筛掉一些被时光遗忘掉的，而这一切可能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垂下头来审视的地方。记忆在证明着你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同时，无形中泄露你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一些秘密。
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这样证明了他及书中所写的那些老知青的历史身份，以及他们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秘密与激情。
2008年12月8日于北京
我为知青作证
贾宏图在上海图书馆的讲演〈2008年12月14曰）
今天，这个普通的冬日，我站在上海图书馆这个高尚的讲台上，感到很荣幸。不仅因为在这里讲演的有许多世界和中国的顶级的文化精英，更因为我是代1700万知青走上这个讲台的。我们是就要被历史遗忘的一代人，我们的身上留着光荣的印迹，也刻下苦难的伤痕。如果通过我的讲演，你能回望一下我们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的身影，能对我们的前世和今生给予真切的关注，能对中国知青运动这个跨世纪的话题有所探讨，我们就很满足了。
(一）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这是古希腊哲人提出的问题。古希腊人认为人活着就是要弄清这3个问题。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探讨着这3个问题一他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在关注自己的命运。我也常对自己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作为个体的人，好像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好像这几个问题也并不简单。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他的命运。
我是谁？
我们是谁？
我是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我们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我们是和祖国共命运的。我们的经历大体上是3个段落：“文革”前的17年，“文革”中的10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10年，那时我们的世界观正在成熟，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走出家庭和学校的。这10年，我们干什么了？当然除了在学校参加“文革”，最主要的经历就是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名称。无论你下乡了几年，在什么地方下乡，无论返城之后你做了什么工作，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知青”就是你的出身，就是你的“胎记”。无论你以此为荣，还是以此为耻，这个身份符号永远跟随着你。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长大成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明显的特征。因此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下乡的经历，我们曾被人高看，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领导层的知青很多，从黑龙江省看，进入地厅级的知青大概超过百人，副省级的也近10人。从中央看，现在政治局委员中也有好几位知青；也因为下乡的经历，我们也被人轻薄，在企业改革中，首先下岗的是年纪大文化不高的老知青，现在多数老知青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留在农村的极少数老知青，都和当地农民结婚，生活十分困难。
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美国的西部开发和苏联建设共青城也是著名的移民潮，但参加的人数和规模都没法和中国的知青运动相比，而且他们的移民主要是生产开发性的，而中国的这次大移民更主要的是特殊时期的政治行动，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这更增加了悲剧色彩。现代人无法想象，近两千万尚未成年的孩子，怎样背井离乡，在极其遥远和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如何能站住脚，如何能生存下去。我时常想，在天地苍茫之间，知青战友们坐着爬犁，在风雪呼啸中，挺进无边荒原的豪迈和悲壮的一幕。那就是我们那一代苦难而壮丽的青春写照！
如果说毛主席1939年5月4日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出，青年投身革命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确定了中国青年革命的方向的话，那个时代的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抗日战争，救国救民。那一代的革命知青成了新中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国家也安排过毕业的中小学生上山下乡，如1955年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动员一批知识青年组织青年垦荒队到北大荒建设集体农庄〔如建设“北京庄”的杨华、建设“哈尔滨庄”的孟吉昌等〉，那是团中央学习苏联建设共青城而进行的一次试验，主要是想扩大耕地面积，解决粮食问题；1957年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也安排过城市毕业的学生参加新农村建设；1961年以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为代表的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被毛主席肯定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方向，在他们的影响下，“文革”前数以万计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正上高中的我们也蠢蠢欲动，中央为了保证高考的招生质量，后来又对中学生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防止大批优秀学生不升学都下乡的#[向。
中国的知青运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文革”中的1968年夏天，因废除了高考制度，学生没有升学希望，官方又不需要几千万的中学生在城市再闹下去，上山下乡是转移革命力量（动荡的力量〉最及时的办法，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尽快结束“文革”。高潮是12月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开始是学校的动员，后来就是社会的动员一强大的舆论和政策的压力，你不想走也不行了。从1968年始，到1974年终，据统计有1700多万大中小城市〔其中上海知青111万，到黑龙江省的上海知青16.5万）的3届初中毕业生和3届高中毕业生(也包括回乡的中学生）到农村插队，到农场、林场和建设兵团当工人或兵团战士（屯垦戍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人口最多的大迁徙，上山下乡的城市中学生加上回乡的中学生，总数达2000万，涉及的人有数亿人，他们是知青的家长和亲朋好友。
动员人数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到地域最边远、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其目的是什么？有许多政治上的说法，如让青年接受再教育，有利于世界观改造、培养革命接班人，如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等；其实最现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批中学毕业生无业可就，又无学可上，只好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移民，解决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国家的巨大困难被转嫁给农村和农民，转嫁给了城市毕业未分配的学生身上了，当然国家也耗费了巨额资金。劳民伤财的这场运动，历经10年，随着知青的1977年一1979年的大返城，草草地收场了。
事实就是这样，在上山下乡这个“国家行为”中，我们近2000万知青牺牲了学业，牺牲了青春，承担了国家的困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最后结束“文革”，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国家命运的转折。我们这些人上山下乡的意义，就如同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连长带领的队伍，为保证大部队的转移，坚守在阵地上，部队转移后，由于通讯出了问题，结果只有谷子地活下来，其他的几十人都牺牲了。如果不是后来邓小平吹响了“集结号”，我们就不可能返城而最终都像那些战士一样牺牲在阵地上一我们就会像当年的北大荒的10万转业官兵一样，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其实我们的许多战友已经献终身了，还好，他们的子女有的按着政策返城了。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以设想，如不发生“文革”，没有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肯定比现在要好。对于知青运动，著名画家陈丹青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疼，时代的败笔；数千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了背后的代价；过去30年，社会已经草草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花朵、红色青年，直到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虽然丹青先生的结论有些残酷，但事实大约如此。他也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只是“千分之一”的估计太悲观了，也可能“略有所为”的标准定得太高了。
20年来有许多学者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化在《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中指出：“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混乱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了一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