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孩下去后，崔永元叫上了坐在观众席里的南万林的儿子，那是个西部特点十分明显的孩子，质朴如同他的父母。崔永元让他穿上那件大衣，他笑着，把它穿在了身上，顿时，一个昆仑山上的小兵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他的憨态还把观众们都逗笑了，他在七月的北京的演播室里汗流满面。
王秋娟和她的丈夫南万林欣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崔永元问孩子：你长大了会当汽车兵吗？
会的。孩子说。
崔永元又问：会当昆仑山上的汽车兵吗？
会的。
王秋娟、南万林欣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穿着破大衣的孩子被崔永元安排在嘉宾的位置上坐下，挨着他的母亲。
《嫂子》进入尾声，照例是观众提问。
一女青年：问这位军嫂，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机会，你还会选择军人吗？还会选择高原军人吗？为什么？
王秋娟：我会的，因为他们心里还是有爱的。我在山上要离开他的时候，等战士们走了以后，他说我要跟你说个事，我又跟他进了房子。当时老南就拉着我的手，他说的真好，我眼泪汪汪的。老南说对不起你，你来到这儿没有吃好也没有休息好，我们这儿条件就是这样。我抓着他的手说以后你回去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只要你在山上平平安安的，别让我担心就行了，我再不会为什么跟你吵架，我再不会埋怨你一句了。
一直在笑谈她的阿甩之行的王秋娟在说到这里时，终于哽咽了。观众们也流出了眼泪。
在电视播出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嫂子》成了人们的话题。
人们从那期《嫂子》里认识了喀喇昆仑山，认识了阿里高原，认识了西部髙原的军入，认识了默默站在高原军入身边的他们的含辛茹苦的妻子们。
阿里高原军人的妻子们住在山下，那有个专门的家属基地，家属基地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喀喇昆仑山的山脚下，紧挨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门前就是那条1500公里的新藏公路，里程碑标明的是219国道。那大概是全国路况最差的国道，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一般坡度为7%，最大的陡坡是11%，全程翻越七个达坂，最高的苦倒恩布达坂海拔6055米。于是，那条路就有了“天路”之称。
家属基地在新藏公路的零公里处，军嫂们的丈夫则在看不见的路尽头。那在冰中雪中云中雾中绕了不知多少个弯的搜长1500公里牵走了她们的心。她们知道，那条路很长很窄很险，夏有塌方断路，冬有不化的冰雪，最让她们揪心的是那七个达坂，每一个达坂都是一道鬼门关。她们听人说，那路开通以来，有2000多辆汽车从那条路上摔进了深沟，陪着那些车的，是至少2000多个年轻的司机和随车出征高原的宫兵们，那条路上的每一个电线杆都是一个亡魂的纪念碑。
一个叫李保忠的司机在那条路上跑车十年，亲眼看见过因翻车、高山反应以及冻馁而死37人。
天路是死亡之路。
零公里了，在南疆名卢很大，它是让阿里军人们梦绕魂牵的地方。
女人们的丈夫们一年的大部分日子都在山上，这里就成了鲜为人知的“女人村”“女人村”的名字上过全国大大小小许多报刊，带着几分悲壮，带着几分神秘。
“实话实说”里的王秋娟就是“女人村”中的一个，住在“女人村”里的一百多个军嫂像她一样常年默默守望着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阿里高原。
“女人村”离最近的县城还有十几里远，军嫂们从内地来随军时拿着工作单位的介绍信证明信，到这里却成了一张废纸，这里几乎没有可以安置她们的地方。她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不论什么工作都行，然而什么工作都没有，王秋娟能当个小学老师，算是她们中的幸运者。多数军嫂们经过了最初的奔波之后T不再做徒劳的努力，只有呆在家里，她们靠丈夫微薄的工资守着一份淸贫，为她们山上的丈夫生儿育女t抚幼养老。她们闲时间多，几乎每个人都养了许多花，花不名贵，却养得生气盎然，石榴、月季、夹竹桃、串串红、海棠、吊兰、冬青……还有算不上花的萝卜缨儿和栽在碟子里的蒜苗。女人们知道，只要是绿色，她们的男人都喜欢。
站在门前守望上山的路，是她们经常的功课，远处驶来的任何一辆军车都会引起她们一阵剧烈的心跳。
那些下山的军车会让“女人村”里的大多数女人失望。接到丈夫的女人掩饰不住她们的幸福感，会立即提着篮子拿着袋子上集市，那时她们出手特别大方，决少讨价还价，无论看见什么都想买，恨不能把整个集市背回家。鸡和鱼是不能少的，军嫂们大多来自农村，她们带来了故乡的习俗，鸡取音“吉”，鱼取义“余”，子是，在院子里杀鱼宰鸡便成了“丈夫回来了”的甜蜜宣言。
其他的女人们仍在盼……
庄玉菊是她们中的一员，她是“女人村”的“村长”，当然，这是谐称，正式的叫法应该是家属队队长。她的男人吕福常是阿里最边远的一个县的武装部长，那个县叫措勤，离阿里专署所在地狮泉河还有820公里，没有能走车的路，外而的人很少去过。
庄玉菊个子不高，身板单薄，干练、开朗、泼辣，一接触就会给你一个热辣辣的感觉。
来采访她的人都回避了她当家属队长的收人这一话题，那是一个让双方都感到有点尴尬的话題，如果数量不多的补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她的工作应该说是纯义务性质的。家属队长又是一个费心费神的工作，查卫生了，孩子打防疫针了，搞计划生育了，谁家的孩子病了，谁的男人在山上出事了，她都要管。她不停地走在那些熟悉的单元楼里，出现在那些和她一样在多数日子里孤立无援的军嫂们面前，她认真地倾听着，耐心地劝慰着，真诚地焦急着。于是，在数不清的白天和深夜，院子里的白杨树记下了终日奔波着的她的瘦小的身影。
庄玉菊想让“女人村”远离丈夫的日子过得快一些，逢年过节，她都要把家属们组织起来，不是排练节目，就是进行体育比赛，篮球赛、排球赛，不求输贏，图个热闹。五一，八一，十一，元旦，几个节日过去，就到了舂节，那时，年轻军嫂们中的三分之一就会盼回她们远在阿里的丈夫了。
“女人村”的男人多了起来那些校官和尉官们使“女人村”生动了不少，放鞭炮，挂灯笼，喝酒，唱歌……春节在这里更富有人情味。
庄玉菊从没有在春节盼回来过丈夫，她说他人太老实，总放心不下武装部的工作，她说他总说他走了那里的干部战士怎么办。庄玉菊说她不信阿里的每一个春节都离不了他，她不信他对阿里会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由他吧，只要他高兴。”庄玉菊这样说。
这时，庄玉菊还会兴奋地告诉你，家属队的演出竟在阿里留守处举办的文艺比赛中拿过好几个第一，春节下山的男人们看了他们老婆演出的节目，上山后还会激动老长时间，他们从没发现自己的爱人还有这么好的文艺细胞。庄玉菊说这些话时，脸上洋溢着一丝幸福——对于这个家属队来说，丈夫是她的一半，家属队是她的另一半。
庄玉菊在“女人村”度过了十个春节，十个春节都是由她这个女人来给孩子们放鞭炮，挂灯笼。孩子问爸爸，她说爸爸在天边边。在孩子听来，妈妈在给他们讲一个遥远的神话。
眷节的神话讲过十遍，如今女儿巳经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
庄玉菊和老吕是在山东老家结的婚。
老吕1979年在南线打过仗，立过功，1980年回家和庄玉菊结了婚，婚假没过完，老吕就回了阿里。
从那时起，庄玉菊就生活在等待和期盼中。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团聚的时间很少，丈夫的每一次休假都是那么匆匆那么短暂。
结婚一年，他们有了女儿，当时老吕在阿里的扎达农场，没有回来，孩子长到两岁，他才回来，孩子不认他。
以后，他们又有了个儿子。
那时，庄玉菊在老家的县城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两个孩子绊在她的腿边，趔趔趄趄地长着。
那时她最怕的是孩子生病。
病却像个不祥的影子总在她的生活中徘徊。
女儿一岁多时得了肺炎，烧得人害怕，她顾不上瓤泼大雨，找了件雨衣把女儿一裹，半夜三更往医院跑。
后来添了儿子，病更多了，在她记忆里，孩子们几乎总是在最不该生病的时候生病的，不是深更半夜，就是雪中雨中，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雨中雪中的夜路她不知抱着孩子跑过多少趟。
一次，她陪着小儿子住了十天院，顾不上六岁的女儿，只好狠狠心托付给邻居。
一次，娘儿三个同时病了，一字儿排开躺在医院里吊瓶子……生说，叫你丈夫来。她说，他来不了。
医生说，哪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丈夫。
她说，他是当兵的。
医生说，当兵的也得顾家。她说，他顾不上，他在阿里。
医生问，阿里在哪里？
她说，在天边边上。
她这样说，她只知道丈夫当兵的地方离自己很远，具体在哪里，她也说不清。她只知道丈夫来信，时间最短的要在路J：走一个月，长的要走半年。有一年的六月，她一次收到了丈夫的八封信，看邮戳，信都是头一年的九月十月间写的。
后来她才知道，一人冬大雪就封了山，信只能窝在邮筒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丈夫在信中问：你和孩们好吗？
她间信说：好，都好。
病，她没有跟丈夫说过一次，她不想让远在天边的丈夫为她和孩子们操心。
她惦记着丈夫，她要他说说当兵的情况，他说很好，吃得很好睡得很好那地方风景也很好。她故心了。一位转业闾家的老乡来看她，她问丈夫的情况，老乡说，他的胃在山上弄坏了。她说他的身体原来很好啊。老乡说，铁打的金刚也经不住在阿里折腾。她说，不是说阿里那地方很好吗？老乡眨眨眼睛问，很好说阿里很好？她说，他信上说的。老乡笑了，怪兮兮地说，我记得我以前也是这样跟家属说的。
庄玉菊的心一沉。
她决定去找丈夫。
她忽然觉得，身为妻子，自己欠了丈夫点什么。
90年7月，庄玉菊带着六岁的女儿和不到两岁的儿子，打了两个装满了莲藕、山药和红枣的提包，从山东老家出发了。正是学生放暑假的运输高峰期，买不上卧铺，打了两张硬座票，一手挟一个挤上了火车。
在北京站倒车，她让大的搂着小的，交待他们看着包，不要乱跑，自己去买到乌鲁木齐的票。她排了一个多钟头买好票，却被一层一层的人挤得出不来，两个大学生架起胳賻把她送了出来。她找到放包的地方，见小儿子嗓子都哭哑了，却不见了大女儿。她心里发毛了，连忙跑过去问：姐姐呢？小的说：姐姐丢了。她的头一下子大了，正要去找，却见女儿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她问她干什么去了，女儿说刚才她拣了十块钱，去找丢钱的人去了。一场虚惊。
以后的六七天时间里，他们娘儿仨一直憋在车上，停站也不敢下车透口气，怕丟了孩子。最麻烦的是上厕所，不论哪个上厕所，三个人都要一齐走，她抱着小的，拉着大的，用她的话说，像戏台上的秦香莲。到乌鲁木齐时，她的腿脚全肿了，两个孩子成了小泥猴儿。
在乌鲁木齐，她买了到叶城去的长途汽车票，一上车她才发现，整个公共汽车上，只有他们娘儿仨是汉人。这一路又是整整七天，语言不通，孩子撒尿，要叽哩咕噜半天司机才能明白。走到第四天，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这下，连夜里住店都麻烦了。多亏在出发前她在两个孩子的衣服上都缝了个小兜儿，里面装了些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丈夫当兵的单位。她最担心在路上把孩子弄丢了，她在纸条上央告拣到孩子的人，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孩子的爸爸。此时她把大孩的兜儿拆开，取出钱，又在车上摇了三天，到了叶城。
在叶城，她雇了维族老乡的一个毛驴车，语言不通，维族老乡把她们拉到了解放军第18医院。
看到穿军装的人，庄玉菊也以为找到丈夫了，一打问，才知道还没到。在一位军人的指点下，她又雇了一个毛驴车，又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了阿里军分区的留守处。
她的丈夫老吕恰巧正在山下。
有人跑去告诉老吕：你家属来了。他不信，他说不可能。那人说，真的，还带着两个孩子呢。他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庄玉菊来新疆没有吿诉过他，他不信一个女人能带着孩子好几千里来找他。
正说着，他却从窗户上看到了他们娘儿仨正提着大包小包朝屋子走来，他又惊又喜，赶忙跑出屋子，朝他们迎去。他想从庄玉菊怀里抱小的，小的趔着不让抱，想拉大的，大的躲着不让拉。庄玉菊鼻子酸酸的，对孩子说，见了爸爸也不知道叫一声。大女儿紧贴着妈妈不说话，小儿子愣愣地说，他不是爸爸。庄玉菊朝丈夫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丈夫问：你为啥不来个信。
她说：你信上总说你多忙多忙，我哪敢让你接。
憨厚的丈夫笑笑，没有说话。
庄玉菊在喀喇昆仑山下住了两个月，两个月除了洗就是拆，给丈夫变着花样做吃的，日子过的很怏。丈夫白了胖了，她想她应该总守在当兵的丈夫身边。
假期到了，老家的工作单位拍电报催她回去。庄玉菊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参加工作二十年，她一直兢兢业业，经常受到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让人催着干什么，这是第一次，她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被动。
她对丈夫说，我该回去了。
丈夫点点头。
她又说，我放心不下你。
丈夫说，你别操心我。
她说，哪能不操心，我来了两个月，往后更放心不下了。
丈夫说，有啥放心不下的。
她想想说，我先间去，明年干脆调过来。
丈夫眼睛亮了一下，问：真的，你不嫌这里苦？
她说，你能在这里待着，我就不能，就是不知道工作好不好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