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真实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作品，它们的艺术生命力都是很顽强的。刘宾雁同志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就属于这样的作品。二十三年前，它刚一发表就引起整个文学界的注意，它以尖锐地提出问题，对生活独特的分析，善于揭示生活深处新的矛盾而震撼和启示了读者。今天，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以后，这篇脍炙人口的特写，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拂去历史的尘埃，便会发现，这篇特写锋芒未减，光彩灼人！它象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照见今天现实里某些人物熟悉的面影，今天的现实矛盾与过去的矛盾的相通相似之处。因而，不论对于认识当时或今天的现实生活，还是帮助作者们更深刻地反映新时期的生活，这篇作品都有启迪的力量和借鉴的价值。重新发表并评价它，非常值得。
《在桥梁工地上》出现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形势十分相似：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过去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可是，怎样认识当时的现实，现实里出现了哪些新的矛盾，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是什么，真正阻碍我们前进的力量来自何处？这一切，是迫使当时每个文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有些人还看不清急剧变化了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为此彷徨苦恼；有些人虽然看到了，却没有勇气正视，采取回避和粉饰的态度，习惯于用现成的老套子，写些廉价的颂歌。有些人虽然涉及了，但写得不深。而刘宾雁同志不是这样，他敢于为天下先，怀着急切改变现状的责任感，根据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通过对黄河上游一个桥梁工地斗争生活的真实描绘，通过罗立正和曾刚这两个对立人物的矛盾纠葛，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揭示出新生力量与保守势力，先进的管理方式与陈腐的小生产的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与思想僵化、长官意志的激烈冲突。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官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灵魂，揭露了他们给建设事业带来的深重危害，歌颂了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历史主动性，大声地提醒人们：千万别小看官僚主义，它顽固、善变，它正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特写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和平建设时期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宽阔画幅。站在桥梁工地上，从外表看去，一座座大桥竖起来了，最新式的钢拱桥象彩虹似的伸向天际，桥下的黄河水也象时代生活一样滚滚向前，工人阶级正在创造着奇迹。但是，作者没有被成绩和主流所眩惑，他走向工地的基层，走向生活的深处，发现了主流的对面还有逆流和回流，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正在竭力拖住建设的速度和效率，正在制造惊人的浪费，他们在桥梁队绝非孤立无援，而且还颇有实力呢！青年工程师曾刚和桥梁队的工人群众，为提高效率，更新设备，改善管理，实行“双倍定额”，表现了可贵的主动精神。可是，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在思想僵化了的桥梁队长罗立正、技术室主任周维本们看来，却不过是“冒险”行为，“无纪律”的表现。在他们的束缚下，新鲜的思想无法变为实际，明智的意见被化成空谈。就是队部门上装样子的“意见箱”，也连“锁都锈住了”。对“造两座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的浪费现象，罗立正们不痛心，不自责，反而振振有词：“不错，钱是花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呀！”他们就是如此的麻木不仁！他们常用的字眼是“正常”，那就是当留声机和传达室，例行公事地传达、布置、讨论，在多开会和开长会中消磨日月；至于下面有什么困难、问题，他们可以充耳不闻，心安理得。但是，假若有谁敢打破这“正常”的秩序，就被看作“添麻烦不好领导”，而要当作异端来施加压力了。不断刷新指标的曾刚，成了“危险分子”，有人还提出应该查一查他是否有“反党情绪”。一份表扬提高工效的稿件，吓慌了罗立正的手脚，他惊呼：“万一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那就得全国各地都这么搞哇”。全国都来搞超额，罗立正当作不祥之物。罗立正们所谓“多请示”呀，“指标低点好超额”呀，“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呀，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保住既得利益，保持内心的宁静而免遭纷扰。如果说，平时他们尽可以用数不清的借口掩饰自己的卑怯，那么当自然灾害突降时，官僚主义者的灵魂就无可遁形了。洪峰袭来，事变当前，情况紧急，罗立正不思当机立断、排除险情（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而是盘算如何脱身，如何保全自己，如意办法仍然是：请示工程局，只要局长或处长说了话，就万无一失了。就这样，良机坐失，桥梁冲毁，大批国家资财被葬送，工人们痛惜地哭了；而罗立正此时此刻是何等得意：“万幸，万幸，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周维本感叹道：“没死人，不简单哪！”这是多么鞭辟入里的揭露，多么辛辣的真实啊！特写就是这样通过一系列典型场景和细节描写，写出了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存在。象曾刚这样的人，多数人对他持怀疑态度，这个“多数”又怎样的发人深思呵！出现在这里的矛盾冲突，都不是作者臆想和任意夸大的产物。而是严格忠于现实，透过表面从生活的深处选择和摄取到作品中的。从这篇特写足以看出，只要真正深入到生活的底层，深刻地而不是皮相地再现生活，即使和平建设时期的题材，在感情的规模上，矛盾的尖锐程度上，绝不比其他题材逊色，它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桥梁工地上》超出一般特写的地方在于，它不但生动地描绘了事件的过程，写出了桥梁工地许多真实的生活画面，发掘了平凡生活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而且在不违背特写真实性的前提下，集中突出地刻画了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罗立正的形象就是一个成功的创造。作品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造成这种性格特点的环境和原因，层层深入地挖掘着他的灵魂世界。罗立正不是投机分子，也不属野心家之类，他是一个心灵上落满了灰尘，在和平建设环境里解除了思想武装的从战士到懦夫的人。战争年月，罗立正不愧为无畏的战士。他就是“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走在京汉路上的那个人”。在宿营的火堆旁，他美妙地幻想着等革命成功后，“到黄河、长江上把大桥一个个架起来”，火光映着他红红的脸，发亮的眼睛。可是，等到他领导一个桥梁队，走遍天南地北，亲手架起三十多座大桥，幻想逐个实现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激动，不幻想了，“发亮的眼睛”也变作“睡意朦胧”的眼睛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战争可以考验人，和平建设——这伟大而又极端麻烦的事业更能考验人。罗立正看到了这里数不清的矛盾比战争更复杂、更难处，他慢慢学会吸取消极的经验，逐渐形成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逻辑。党报社论他从来不大看，中央文件不附上局里的指示他也不大看，因为“一个人不按报纸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于是，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在人们的印象里，罗队长是组织性最强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