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孔”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无形的弹孔比起留在肉体上的弹孔，其惨痛的程度，是更为深刻的。从维熙的中篇小说《第十个弹孔》（《十月》七九年一期）写的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老公安局长鲁泓，过去在战争年月，身上留下九处弹孔，如今，他刚迈出十年冤狱的门槛，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他在狱中日夜思念的唯一的爱子鲁小帆，在“四人帮”的＿使下，参与炸毁桥梁，制造停产的活动，沦为罪犯了，现在，要由鲁泓亲自审理阔别十一年的儿子。他经受得住吗？他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徇情枉法？是以亲子之爱割断法律的准绳，还是执法如山，让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于鲁妻高雅琴，专案组长刘如柏，小帆的奶奶石大娘等，这同样是严峻的考验。这些人物各自经受了一场内心的风暴。小说就是围绕这一充满戏剧性的中心矛盾，把昨天和今天联结起来，把三代人的命运联结起来，展开故事，塑造人物的。《第十个弹孔》的作者不但敢把笔伸进司法战线内部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而且把笔伸进围绕上述悲剧冲突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复杂的心理活动，写出形成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小说里鲁泓与鲁小帆的矛盾之所以如此剧烈，因为它是父与子的矛盾，而非一般罪犯与司法人员的矛盾；之所以如此典型，因为这是人民与“四人帮”的尖锐矛盾在家庭关系上的一种反映。它是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综合。
鲁小帆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堕落为罪犯的过程是典型的。透过这个人物，映现出“四人帮”横行年月的社会环境。作者的笔墨具体在写鲁小帆的遭遇，其实是在写“四人帮”的罪恶。作为罪犯，鲁小帆固然要负责任；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也是受害者，牺牲品。表面看来，鲁泓的第十个“弹孔”，是儿子留下的，实际上，它是在祖国最艰难的年月中，“戴着红帽子，披着红袈裟，藏着黑心肝的人留下的”。
小说善于在巨大的内心冲突中塑造人物，鲁泓的英雄性格就是在亲子之爱与维护法律的矛盾中得到深入刻画的。小说通过他看“指纹检验报告”，下达逮捕令，亲自查访案情，父子相逢在审讯室等一系列强烈的行动，描绘出这个品质高洁，以法律为其血液和神经的公安战士的形象。在审讯室，当小帆向父亲发出求救的哀号时，鲁泓经受住了最严酷的对灵魂的检验，他不愧是维护法制的勇士。他外表冷静，内心则充满深刻的矛盾：他尽管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却抗拒不了亲子之爱带来的绞心的痛苦，他眼前时常浮现着童年小帆的形象，不过，他能用顽强的毅力战胜自己的感情。因为他懂得，眼前父与子的斗争，是他在狱中与“四人帮”的斗争在狱外的继续。
我觉得，刻画鲁泓最成功的一笔，是他与专案组长刘如柏的微妙关系和矛盾纠葛。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部下，以铁面无私，严谨缜密著称。可是，在审理鲁小帆一案中，却一反常态，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疏忽”对此，刘如柏后来剖明心迹我同情你（鲁泓）这些年的不幸遭遇，也喜欢过去的鲁小帆。私心吃掉了我的认真，我不愿深究他的问题。白发染鬓的鲁泓的精神境界要高得多，他万端感慨地说：“我是小帆的爸爸，难道处理他我不心疼？可是我们的党，是光明磊落的党，一心为公的党！”他从刘如柏的细微变化中看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四人帮”的流毒也侵蚀着公安战士的肌体，他喊出了“要叫多少公安战士，夺问他们被‘四人帮’毁掉的青春”的呼声。通过这种对比中的刻画，鲁泓的性格更加光采耀目。这里涉及到的另一重要问题是，要医治“四人帮”留下的伤痕，怎么治？用妥协的办法不行，温情主义也不行，只有用党性和原则的力量；如果是罪犯，只能用法制的力量去改造他，拯救他，而不管他是谁的儿子！
由此使人联想到，这里是儿子犯了罪，假如子女没有触犯刑律，而是以各种巧妙的方式，“合法”搜取财富，享受特权，大搞“走后门”之类，那么作为父亲或亲属，能否象鲁泓一样经得起考验呢？难道不需要用鲁泓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的灵魂吗？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作者善于提炼典型的悲剧冲突，善于选择最能触发人物感情的媒介，善于找到打开人物心灵的契机，抓住这媒介和契机充分抒发感情，描绘心理活动，表达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如家讯室骤见儿子的一刹那的鲁泓，手持“检验报告”神情紧张的高雅琴，猛听得“叛徒的妈妈”一语的石大娘等。这种写法使小说具有某种电影镜头的组接方法，推拉自如，从眼前到往昔，从往事回到现实，可说是作者在艺术结构上的探索。但是，抒情太多，叙述太多，而赖以叙述和抒情的具体刻画和细节描写单薄，使人物缺乏丰满的血肉。关于高廉和陆霞的描写，未能有机地组织到整体构思中来。作者喜欢运用象征手法，如“弹孔”、“多孔的老枫树”、“向日葵”、“百日红”、“万年青”等，赋予这些物件以深厚的哲理意味。有些用得好，增加思想深度，有些则牵强，反失其真。总的看来，《第十个弹孔》是一篇立意较为深沉，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作品，很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