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面对一片陌生丛莽的时候，多么希望发现先行者的脚印，当你置身广袤戈壁的时候，多么希望听见探险者的驼铃。文学面对的是无比广阔丰富的人类生活，同样需要大批锲而不舍的探求者，去发掘各种各样的题材，揭开复杂社会现象隐藏下的人生的真请和美质。探求，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素质。
然而，“探求者”一度不是美名。一九五七年，江苏一批文学青年，提倡严肃探求人生，却被视为大逆不道——陆文夫就是当年受到批判的“探求者”成员之一。
二十年前，我读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被那个当过妓女的女工徐文霞的命运深深打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深藏着难言痛苦的灵魂的觉醍。徐文霞小小年纪曾被迫卖笑街头，旧社会掠去了她的人的尊严和对美的追求；新社会使她“头一次体验到做人的尊严”。但是，要真正的觉醒，把被“异化”了的东西归还给她，还必然要经过一番严酷的灵魂搏斗。茶花女玛格丽特在旧时代欲解脱而不可能，徐文霞在新社会终于完成了精神的解脱。这个人物的觉醒、解脱，反射出了新社会的光芒。可是，这样一篇充沛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勇于探求人生的力作，只因写了一个“卑微”的灵魂，也因为陆文夫陷入了“探求者”，而一再被指责为“格调低劣”的毒草。然而，空洞的帽子是掩盖不住徐文霞灵魂的美学价值的，今天，她又作为一朵重放的鲜花，怒放在文坛上了。
这篇小说，还有《平原的颂歌》、《荣誉》等初期创作，已经显示出陆文夫探求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探索普通人的灵魂。挖掘其心灵世界，从独特的角度隐现出社会问题：也显示出他探求的对象，主要还是为他所熟悉的“小市民”阶层，诸如市镇上的手工工人、小商贩、小知识分子、旧时代的妓女、赌徒、走方郎中之类的角色。假如他能继续发挥创作上侧重于开掘心灵的特色，假如，他坚持写他熟悉的人群，那他一定会比现在捧献出更多的五光十色的灵魂。可惜，反右以后，文学被越来越紧地绑在了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战车上了。他似乎是得了教训，不再去探索那些复杂矛盾的性格，不再抒写更深刻的令人颤栗的悲欢感情了，转而更多的写工厂里的新人新事，写市民的新精神面貌，写技术革新中精神境界很高的工人，如《葛师傅》、《二遇周泰》等。写这样的生活和题材完全应该，问题在于作家的笔锋探入生活真实的程度究竟是深还是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竭力避免直接图解概念，印证政策，坚持，以写人为中心，而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人物写得生动鲜活，艺术构思不落俗套；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收缩题材和人物的范围，缩小艺术真实的领域，并且在一个平面上描画人物，抑制着自己对人物灵魂开释的深广程度。这不是哪一个作家的悲剧，而是一个较长时期里文学的悲剧。
粉碎“四人帮”以来，陆文夫发表了一系列新作，他的创作走上了新阶段。如其近作《特别法庭》、《小贩世家》、《往后的印子》等，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的一个突出的欣喜的感觉是，一度“断路”的电源又接通了，作为真正的探求者，陆文夫又象二十多年前一样，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群出发，对复杂的灵魂进行深入的解剖了，其内在联系和延续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又不仅仅是“恢复”，而是新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提高。经历了严酷的政治风雨，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更自觉也更近于成熟了。这新的特点表现在：一、更明确了自己创作的对象。他在《为读者想》中说：“一个作者要通过实践，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善于对哪一个读者层发言”。二、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创作的具体目的：“作品是管灵魂的”。他还深入地表述：“灵魂不在天国，也不在内心，是隐藏在现实的世界里。人人都有个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恰恰是世界在他内心的反映”（《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目的的陆文夫，在他的新作中，确实提供了某些新的东西。那就是，在他笔下，与其旧作相比，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真正成了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生命的人，不再多少带有图解政策口号和“流行观念”的意味了。如果说，他并不是有意识地运用“异化”的观点去观察人生，但他确实在对善良的或者卑鄙的灵魂的探求中，发现了某些“异化”现象。这是现实主义深化了的必然结果。
《特别法庭》里的汪昌平，是一个怎样难以捉摸的灵魂呵！这篇小说写在平反冤案高潮期的一九七九年。当时，常见的作品是倾诉受迫害者的冤愤。可是，陆文夫别开生面，独立思考，写了一个勉强属于“平反”之列的，却又是绝对不应受到尊重的“领导”汪昌平。在作者看来，“追悼会”固然肃穆，其实是个特别的法庭，人们实际上的悲痛程度，是无形的严正法律，每个人的价值都要变到它的裁决和检验。汪昌平之死，没有激起人们丝毫的悲痛，为什么？因为这个虽属小店员出身的人，解放前夕觉悟很低，有个“老实、诚朴、谦和的外表”，善于暗中迎合，颇得老板赏识；解放后依然故我，只因善于“处世把领导当成了老板，把群众当成了顾客”，不批评任何人的错误，不解决任何人的问题，“灵活地驾驶着命运之舟”，居然“提拔很快，连连加薪晋级”，直到当上了“厂长兼总支书记”。这个人的心似乎象一口古井，对妻子也是“谈不上有感情，也谈不上有意见”。他恪守的宗旨是严人可不能犯错误呵！要指出这个人的缺点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从不把缺点暴露给对方，他如鱼得水地利用着生活的消极规律。然而，陆文夫的第还是挑开他“谦和”的假面，从他言语举动的蛛丝马迹中揭示出这个发霉的灵魂，以及他的市侩作风极端“唯我主义”的内核。这种人机器修好了，他手；上没有一点油垢；大厦造成了，身上没有灰斑，没有泥渍；一帆风顺，无所作为，轻烟般地没留下任何痕迹。令人痛心的是，他在尘世向几乎没受到什，么惩罚和谴责，只有在特别的法庭上，才被群众的无言所抛弃。人间之不平，宁有是哉！为什么很早投身革命的直率的许立言在解放后屡遭打击，而与革命无缘的圆通的汪昌平在革命胜利后却处处受到“厚待”？为什么社会不需要满腔热血的许立言，却需要冷血的汪昌平？为什么从忠于革命事业的角度衡量，“外人”成了“自己人”，“自己人”反倒成了“外人”呢？这难道不正是惊心动魄的“异化”现象码？当人们惊叹和回味汪昌平这一畸形的灵魂时，社会问题也就自然地显现了：是什么样的客观条件铸造了汪昌平性格？是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实际上维护着汪昌平的社会地位？这不是直接归罪“四人帮”可以全部解释清楚的。
《小贩世家》的形象塑造比之《特别法庭》更为集中和突、出。这篇小说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价值呐喊的力作。卖银饰的小贩朱源达这类角色，有谁真正重视过他的价值、关心他并且了解他呢？有谁把他作为真正有生命和血肉的人描写过呢？建国以来的作品中，很少有人从肯定的角度写过他们，即使写到，也大多含有揶揄嘲笑的意思。是陆文夫首先把他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要生存、要劳动、要发展的活人来剖析一个不被注意的“小人物”进入了作品的主角地位，固然表现了作者对生活面的大胆的开拓，但更为难得的是，陆文夫在这样的小人物身上也以真切的描绘发掘出了内在的美与善良。在解放前的漫长冬夜，朱源达以自己挑馄饨担的辛劳，给人们带来温暖和热气。那时教书匠“我”与朱源达一同在生活中挣扎，有一种“涸泽之鱼相濡以沫”的感情。朱虽不失小贩的“狡黠”。但更有劳动者的善良可爱，可是，几番左的政治运动以后，所谓“社会主义应该整齐不应有个资本主义的小贩深夜转游在街头”的理论抬头了。于是，“朱海达不敲竹梆子了”，神色仓皇，躲躲闪闪。这种理论使姐的劳动的价值彻底贬值了，正常的劳动权利，开始从他身上逐渐剥离。只因“孩子饿得哭，老婆淌眼泪”。他才不得不丑颜街头巷尾。接着十年浩劫，朱源达可怜的一点谋生资料便化烟化火，连那“除了给人以温饱外，没犯过什么罪”的祖传馄饨担子，也在抄家者的铁棍下散架了，顶着“资本主义”桂冠的朱源达，只得咽下苦水，脸色暗谈，一再地检讨，认罪，讨饶。“四人帮”粉碎，小贩又允许上街了，小贩的劳动又被承认也是一种劳动了，照理，朱源达应该重振旧业了吧。可是朱源达却推开了那个烙印着一家几代人悲欢的“竹梆子”，甩掉了“馄饨摊子”，并且感到“轻松”与“惬意”。这是他精神境界的提高吗？不，这恰恰是多少年生活的折腾在他精神上留下的伤痕。既然现在他的子女都已经有了“铁饭碗”，他自己也在工厂里混到了既“省心思”，又“省力气”铁饭碗，又何必冒风险去重操那“比任何人矮一头”的旧业？本来属于这个小贩的劳动方式和对劳动的渴求，终于离异了他，他只想从此在一个“标准的生活模式”中当个与大家一般高矮的“整齐划一”的人。作者最后感叹道：“到头来大家都想捧只铁饭碗，省心思，省力气，那铁饭碗到月也不会太满吧，可那锅子里的饭却老是不够分的！”这也许是陆文夫在探求了朱源达的灵魂之后，给我们提出的又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社会问题。
由汪昌平、朱源达，使我联想到方之的《搁楼上》中的吴桐轩，《内奸》中的田玉堂，继而又联想到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李顺大。这几位当年的“探求者”给我们塑造了几多活生生的灵魂呵！比起二十多年前，他们几位又跨出了多么大的步子！他们几位风格虽异，“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艺术见解”，（陆文夫《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都善于把尖锐的社会主题掩藏在艺术形象的血肉之中，渗透到对人的灵魂的探求之中。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读了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埋怨找不到鲜明的主题；看了高晓声的《且说陈奂生》一文，又责怪作者在宣传“不要主题”论。这都是误解。“探求者”们正是从“人的灵魂受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制约，但又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种制约前进”（《且说陈奂生》）的矛盾中，用艺术的雕刀，借用语言的物质外壳，把看不见的精神活动再现出来。他们懂得，越是准确地写出人的精神活动的全部复杂性，也就越能写出现实关系的复杂性、流动性。当然，这是艰深的艺术课题，“探求者”包括陆文夫的探求，也还只是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是，他们自觉地把观察人、研究人、塑造人的灵魂，作为自己艺术探求、艺术创新的基点和核心，这对于当前创作的继续突破和深入发展，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轻视人的现象，图解社会问题的现象，仍然是当前创作中的一大弊端。
我想，陆文夫的探求道路，还有高晓声的探求道路，给我们的启示还不止于此。陆文夫除了十年浩劫，一直没有搁笔，但他一度“探求”受阻，没有做出完全可能做出的更大成绩，现在才又重新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这是为什么？高晓声在反右后被迫搁笔，多年来虽没有放弃对人生的探求，而活在心中的李顺大、陈奂生等人物，也只有今天才能报上户口，准予出世，又是为什么？他们从两个方面同时证明了一个道理：探求，需要一个适宜于采求的良好环境，一个可供作家自由驰骋的艺术天地。
愿更多、更多的探求者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