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篇震动文坛，引起激烈争论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它的作者王蒙当时只有二十二岁。不幸的是，尽管争论的各方都不否认小说深刻的思想和探求真理的勇气，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同志也给以关怀，可是一年以后，小说及其作者在突变的政治气氛下，仍然没有避免厄运。王蒙被错划为右派，小说被锁进冷宫。
真正的艺术是锁不住的。二十多年来，不少粉饰生活的作品早被人们淡忘，而这篇小说却始终新鲜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粉碎“四人帮”后，王蒙又接连写出了一批新作。人们在想、人们在问：王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为此，我访问了正来北京修改书稿的王蒙。
王蒙今年四十五岁，正值盛年，精力饱满，思想活跃，言谈中时有诙谐和睿智的语句迸跳出来。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个从二十多年逆境中走出来的王蒙。他首先对我说：“最近读者纷纷来信问我，‘你一定遭受了很多磨难吧’，‘也许你的心已经灰啦，你已经老啦’，其实，我并不悲叹，也不埋怨。比起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巨大代价，个人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为光阴没有虚度，我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加深入了；我是党的一员，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我要继续握紧笔杆，唱出自己给时代和青年们的歌！”多美好的志向！王蒙的心确实没有“灰”，他更年轻了。
王蒙一开始创作，就把歌颂青春和理想，歌颂对真理的追求，帮助青年培养健康美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作为自己作品的主旋律。不过。随着他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他对青春的理解也是不断深化的。五十年代初期，他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书中描述一群建国初期的高中男女学生的火热生活，他们的矛盾，烦恼，追求和可贵的献身精神。全书洋溢着对党和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促使青年奋发向上如他自己说的，他的这部“处女作，象第一次恋爱一样，非常纯真、热烈，充满幻想。它固然难免肤浅，但有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体验和激情”。
《青春万岁》的命运是耐人寻味的，它快要出版时，难上反右斗争，未能面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读过书稿的人都觉得，这部脱手于五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今天读来不但没有陈旧过时之感，反倒有切中时弊之快。这究竟为什么？我询问王蒙。他沉思了一下说：“首先，这部小说也是写了‘转变’，书中的人物面临从少年到青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经济恢复时期到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转变，与今天开始的新的长征有些类似，这也许是至今可读的原因之一吧。但更重要的是，小说着重写了五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友谊、信任、爱情等等，而这些今天是很缺乏的。多年来，谁要是写了这种感情，就给扣上‘人性论’的帽子，似乎人民内部的关系只能是人为的扩大化了的紧张对立的关系。试问；人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友爱和真诚，倒应该互相凶狠和狡猾吗？”说到这里，王蒙流露出愤激之色。
人们也许奇怪：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怎么会有那么丰富充实的感情，怎么能驾驭“长篇”这种复杂的艺术形式？其实，这与王蒙少年时代独特的阅历是分不开的。一九三四年，王蒙出生在古都北京。小时候，语文和数学都很出色。“平民中学”的校刊上登过他写的散文《春》，博得老师和同窗的赏识。但那毕竟不是个苦思“作文”的年月，而是也与火的年代。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党从希望到失望，继而憎恨、仇视。他开始接近地下党组织。一九四八年，差五天才满十四岁的王蒙，光荣加入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烈焰，过早催熟了王蒙的幼小心灵。全国解放后，他调到团市委工作，担任了北京东四区团委副书记。他还是东四区第一个中学生夏令营——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长呢！
党和现实教育着王蒙，使他对生活的认识由表及里，逐步加深，虽然，继《青春万岁》之后他又写了《小豆儿》、《冬雨春节》等格调清新的短篇，但他越来越不满意自己了，他感到这种单纯歌颂光明而不深入触及它的对立面的方法限制了作品的深度。王蒙不再象解放初期那样，认为生活的道路坦荡笔直，天空蔚蓝，不再会有波折；而是清醒地看到，新事物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旧习惯费力的包围和冲击。在他的周围，生活的主流固然在呼啸前进，但思想僵化，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拖拉作风，缺乏主动性，官僚主义等现象不也严重存在着吗？王蒙在思考，在观察，在酝酿。一九五六年初，有件事对王蒙触动很大。当时团中央发布通知一号召全国青年学习娜斯佳（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中的女主角）。在王蒙看来，娜斯佳的成功似乎太轻易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向落后现象作斗争的青年，往往由于经验不足，而被人抓住弱点，陷入困境，直至败下阵来。因此，王蒙决心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提供一幅学习娜斯佳不顺利的具体图画，以期引起社会的重视，达到更有成效地改造社会、推动生活前进的目的。这就是他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缘起。
听完他的自述，我问他：“你怎样看待这件二十多年前文坛上的公案呢？”
王蒙爽朗地笑了，随即满怀感慨地说：“我不想翻历史老帐了，不过，回过头来看看，围绕这篇作品的争论和作品本身的命运，却可以引出宝贵的历史教训，对我们按艺术规律搞创作不无益处。”接着，王蒙向我表述了他多年深思过的一些看法。他说：第一，文学应该能动地为政治服务，它不仅仅表现在党的文件和党报的社论发表以后，立即起而响应、配合，而且还应该走到时代生活的前面，有所发现，提出文件、社论暂时还没有提到的问题，并且大胆提出作家自己的看法。作家不应象俗话说的“治国安邦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而应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主题，既非出自哪一篇社论，也不是哪个领导的授意。第二，短篇小说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它总有个侧重点，或歌颂，或鞭挞，或提出问题，只能撷取生活素材中的一个方面，甚至一点。它不可能反映生活的全部，也不代表作家世界观的全部。从我所在的区委会里，既可撷取歌颂光明的题材，也能抽出针砭时弊的题材。决不能说，写了刘世吾、韩常新就是否定了区委会或整个党。何况对刘世吾，我写这个人物对满含感情，我在尊敬他，在呼唤他！第三，至今我们的作品，包括优秀的作品，都没有完全摆脱“主题先行”，这是庸俗化地理解文艺为政治脤务的结果，似乎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关于气候、环境、肖像、陈设的描写，都要包含一点浅陋的含义，而不是写出一个鲜明完整的形象，让人家去咀嚼。
在发生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以后，王蒙并没有就此消沉，只是更加冷静和多思了。他象拴在马厩里的受了伤的战马，仰天嘶鸣，盼望重上疆场的一天。他渴望有一天还能唱出自己的歌。他依然酷爱生活，热爱党和社会主义，他有时甚至忘记了对他的“处分”，觉得过去是“党的孩子”，现在仍然是党的一员。王蒙对我说，他的小说《光明》里写崔岩的一段话：“他好象一条正在畅游的鱼儿，突然被抛到了沙滩之上……他生命的汁液并没有枯竭，他没有变成一块僵硬的鱼干。因为他的妻子濡之以沫，更因为即使在沙石之中他始终依恋着、追求着大海、雨露和每天清晨从万顷碧波中跃动而出的金红色的太阳……”就是他那时心境的写照。一九六四年，王蒙到了新疆。到达乌鲁木齐的那天晚上，他写下一首诗：“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憾，犹有微躯献塞边”，抒发了他百折不挠的决心，献身文学事业的壮志。王蒙说：“我也有隐秘的痛苦，那就是剥夺了我的笔、我歌唱的权利，痛苦莫过于此了。”
十几年在新疆的生活，使王蒙的胸襟大为开阔了。他原来只熟悉城市、街道、霓虹灯，现在熟悉了边疆农村，看惯了天山、漠风，无边的瀚海。他过去了解的是千部、知识分子、小市民，现在更熟识的是维族农民弟兄和他们淳朴高尚的品质。他与维族农民的关系非常好，他学会了维吾尔语，可以充当翻译。这些崭新而艰难的生活，锤炼了他的思想性格，扩展了他的创作视野。最近完成初稿的长篇《这边风景》，反映的就是新疆农村的生活，渗透了作者多年的体验。
平地一声雷，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得救了，人民得救了，王蒙的笔也得救了！接着，王蒙五七年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这一切给作家多大的鼓舞呵！这些年，王蒙憋了太多的话，蓄了太多的热情，一旦喷涌，便一发而不可收。两年多来，他还写了短篇《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光明》、《故事二则》，特写《火之歌》，散文《敬礼，合金锅》等一批受到称赞的新作。他果然实践着那首咏怀诗里的决心，以全部热情和力量讴歌着新时期的大好春光。
当话题转到当前创作时，王蒙激动地说：“最近不是由《伤痕》引起了关于‘暴露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等的讨论吗？照我看关键在于作家的责任感。只要作家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把党和人民的挫折或胜利当作自己的挫折或胜利，具备这样的感情，从这里出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王蒙还说：“目前评论界对题材多样化有所探讨，但对主题多样性还缺乏研究。有人以为主题思想只能是社会政治的一个命题，如‘全民皆兵’、‘艰苦朴素’，‘反修防修’之类，这是片面的。其实主题是具体的，多样的，也可以有心理主题，道德主题，我的小说《光明》的主题恐怕不能叫平反冤案，否则，作一篇《论加快平反冤案的步伐》不是更干脆些吗？”这幽默的语言使我和他都笑了。
访问结束，我握别王蒙时，心头蓦然跳出几句话：“《青春万岁》，多美好的名字。我们古老的中国，多么需要有人高呼几声青春万岁呵！”这是一封读者给王蒙的信上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