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展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收获季节的一场新的冲突。成家庄大队的征粮任务已经完成，社员们以为政策能够兑现，今年能多吃点麦子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社书记黄玉田来了，他为了使自己的公社“争”个缴售余粮红旗单位的称号，便鼓动郑鲁贤再多缴两万斤余粮。他先是用荣誉感激发老郑，继而以“党性”来压老郑，最后甚至用“对华主席的态度问题”来逼将，然而，“麻缠主任”却纹丝不动。其实，此时此际，“麻缠主任”的心头正经历着风暴。他面临的矛盾确实复杂：涉及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公社的统一领导和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更涉及到党和国家的信誉，农村政策的落实。眼下，国家有困难，是应该多缴些余粮才对；可是，说了话不算数，何以面对社员父老？这时的郑鲁贤已非一味的“麻缠”，而是个思绪纷乱的严肃的老人。且看他，一边干活，一边思考：“单干和互助组的时候，为什么许多农户踊跃粜余粮呢？合作化初期，为什么许多社员也能积极粜余粮呢？这几年为什么不能那样了呢？”前几年“四害”横行，农村政策朝令夕改，表面讲征购任务不变，实际呢，名目繁多的加购任务有增无减。他想到这些，便觉心头沉重！如今黄书记又来加购余粮，怎不引起他思绪纷纷？且看他，回到家里，与老伴相对之际，却又深情启发老伴：“国家想着咱们，昍们也要想着国家。”老伴问他：“你是人前头的人，你看着办吧，我啥意见也没。”于是，老两口把小儿子的亲事权且放下，尽力地拿出余粮。在对这些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矛盾的具体描绘中，郑鲁贤的“麻缠”性格沿着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了，从外到内焕发出新时期赋予他的光采，我们不禁爱上了这位麻缠老人，这位当前农村生活中的新人物。小说的结尾也处理得合情合理：成家庄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自愿原则，又加售了五千八百斤余粮，郑鲁贤对略显得不满意的黄玉田说：“是的，这没多少……可是我看这五千八百斤比两万斤，比二十万斤，二百万斤都重——这是群众的心呀！”黄玉田的灵魂也受到震动，陷入了深思。
韩石山同志在努力探索着如何塑造农村新人的性格。除了以写人为主，注意抓人物的个性特征，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异等长处外，我觉得，注意从生活中选择和提炼符合人物个性的典型情节和细节，在行动和对话中写人物，是他的小说的又一显著特点。当然，各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关键在于作者对人物理解和熟悉的程度。几篇小说的情节布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叙述为主，选用选取几个生活片段联缀而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刻画人物的办法，各个生活片段在时间上并不紧密相连。《麻缠主任》、《两个队长》即属此类。这类写法，作者注意精心选择情节和事件。如《两个队长》中的“老慢不慢”、“快不起来”、“快慢竞赛”等，如《麻缠主任》中郑鲁贤对“评法批儒”、对种“三尺三高粱”、对树典型的态度等。而《争》、《腊梅》、《猪的喜剧》属于另一类。它们的故事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在一定背景上，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这样写人物，准度就较大，需要对人物熟悉的程度更高。这类作品中，作者特别注意典型细节的运用。《腊梅》中的新媳妇腊梅，作者写她主要通过如下细节，清晨梳妆、看信、看到田野规人们议论引起的心理反应、等车时的复杂心情、与另一工人家属的交谈，由此写出了一个羞涩而又深情、温柔而又刚强的农村青年妇女的性格。小说结尾：“现在，腊梅一点也不抱怨丈夫了”，却未免简单、牵强，缺乏说服力。从全篇来看，腊梅的性格还是写得很活的。至于《猪的喜剧》，作者对人物就更熟悉，细节的运用就更富特色。“老菩萨”方平老汉与母老虎枝儿妈是一对矛盾，一个心慈面善，一个泼辣刁悍，一个为公，一个谋私，一个兢兢业业地“巡田”，一个挖空心思地放出小猪吃野食——“毁田”，矛盾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与资本生义的自私心理的斗争。作者处理这个题材，摈弃了公式化，没有写成所谓“思想观点的冲突”，而是竭力写性格冲突，使两个性格对立和映衬得分外鲜明。看起来，“母老虎”来势汹汹，口舌似剑，拒不缴罚粮，颇占上风，而“老菩萨”是大好人，言语木讷，带几分窝囊，绝非“母老虎”的对手。但是，“老菩萨”柔中带刚，棉里藏针，故能以正压邪。他坚信：“别嘴硬，总有一天你的脑筋要变的”。作者陚予他一系列个性化的行动：自告奋勇当“巡田员”。不声不响帮人垒猪圈，替人撅猪草，给枝儿妈垫罚粮等，生动地刻画了“老菩萨”的鲜明性格，歌颂了这位人老心红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这些行动和细节，恰合“老菩萨”的性格，移到其它人身上便不伦不类了。这篇小说的缺点是写得稍嫌沉闷拖沓。
韩石山小说的语言比较朴实、明快、洗练，摆脱了“学生腔”，人物对话富于个性色彩。例如在《争》里，郑鲁贤与黄玉田在地头的对话，生动地传达出两个人当时复杂的心情和不同的个性。这样的语言，容易把读者带进小说特定的农村生活的气氛中去。应该说，朴实的语言是韩石山小说特色的主要因素。
总的看来，韩石山同志几篇小说的共同优点是，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思想明确，生活气息浓郁。韩石山同志对人物的观察是比较细致的，他善于发现人物性格的特殊之处，如“麻缠”、“快”、“慢”等，又能注意探索隐藏在这些特点背后的社会内容，从正面看到反面，从表面看到内里，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地方。但是，韩石山小说的弱点也比较明显。我们常感到，他笔下的人物虽有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性格特征往往停在表面，不饱满，不丰厚，典型化的程度不高。原因何在呢？首先是生活积累的不足。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总是从大量类似的人物身上星星点点集中、溶化、概括而成的，所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库存不丰、囊中羞涩，就做不到这一点。另一原因是，作者有孤立地写人的倾向，没有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更典型的环境中来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我觉得，对韩石山同志来说，要不断提高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分析力。读他的作品时，常感到缺乏新思想的闪光，主题不够新鲜。要突破这一点确实是困难的。建国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农村题材的优秀短篇，这自然是今天创作者极好的借鉴，但如学习不得法，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套子，限制作者的眼界。另外，我们的农村生活表面看去确实是平凡甚至单调的，如果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没有发掘这貌似平凡的生活所内蕴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能力，就很难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象《腊梅》，难道不能挖掘得更深些吗？一封短信就能把一年的思念吹得无影无踪吗？理智能这么轻易地战胜感情吗？我们的农村生活，除了“麻缠主任”遇到的难题之外，还有更多严峻的东面存在“母老虎”固然可气，但比她更可气、更令农民群众忧虑的现象也应该进入艺术的视野。
粉碎“四人帮”以来，农业战线取得了比其它战线更大的胜利。这些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是些什么样的新人用怎样的行动取得的？同时，梗阻在农业现代化大道上的真正障碍何在？充满在当前农村生活中的真实的矛盾冲突又在哪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农村生活是一个多么值得探索的广阔领域呵！愿韩石山同志和广大反映农村生活的作者们，大胆揭示农村生活的矛盾冲突，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