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创作如何继续突破，如何沿着四年来文学已经开拓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这不仅是许多作家正在思考中的问题，也是广大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最近的不少创作座谈会上，作家、评论工作者、读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总起来看，也正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约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一年创作上缺乏突破；相反，它是出现了不少题材上有突破、思想上更深化、艺术手法上有新的探索的作品。例如，在中篇小说兴起的浪潮中，就涌现出如《人到中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等一系列佳作。一直活跃的短篇小说，虽由于现实条件的急遽变化，不象前几年那样，不时传出“轰动”之声，但有很多作品向生活深处“游”去，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其中一些作家，立足现实，大胆引进外来表现手法，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读者眼界广阔了，仿佛给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新时期的文学，正在探索中前进！这是主要的情况。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读者开始对一小部分作品失去兴趣了，因为那些作品有新的概念化、公式化的现象，如读者常说的“伤痕加爱情”之类；有些作品思想停留在原先的平面上，深不下去；有些作品内容不够坚实，却要用神秘的形式把它提高和诗化，反倒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更具有普遍性的情况是，面对农村、工厂乃至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各种社会关系、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的变化。使不少作者感到难以把握，创作视野和视角缺乏新的开拓和变化；由于“社会效果”说被某些人歪曲理解，一些作品的演出和发表受阻，也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削弱了一些作家揭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勇气。凡此种种，超实际存在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于是，探讨文学创作如何继续突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创作上的突破，固然主要取决于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但是，从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必要的切磋和讨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里，我作为一个读者，想对与此有关的某些看法，提出一些质疑。
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我国文艺各领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艺术形式上”。这里虽然说的是文艺争论的焦点；但既然是“各领域争论的焦点”的“集中”，那么就与文艺创作如何继续向前突破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其实是认为，在当前的特定情势下，艺术形式创新的问题已经上升为创作继续突破的主要问题了。这样的估计和看法，就很值得商榷。因为它不止是一个看法和估计而已，它可能会对创作和作家的注意力发生一定的影响。
应当承认，过去的文学界，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创新，是很不重视的。过去的文艺理论总喜欢“固守过时的技巧”的堡垒，片面强调继承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重要性，“独尊”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魄”的民族文学传统，把古典和现代杰作中的形式要素当成了不变的教义和准绳。由于并不真正重视生活变化要必然引起形式变化的规律，把“内容决定型式”绝对化了，看不到艺术形式的巨大的反作用力，不探讨和研究形式问题，实际上人为地抑制了艺术形式的发展。长期的闭关锁国，取消文学艺术的交流和开放，不肯学习和借鉴西方当代文学的表现手法，致使艺术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创作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横在新时期文学发展道路上的多种障碍中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当去年以来，人们争论形式的革新，一批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和试验的作品出现时，尽管摇头者不少，但广大读者和文学界，仍然给予热烈的肯定和支持。比如王蒙同志吧，他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磨炼，经受了更多的人生坎坷，照他说的，胸中装着“八千里和三十年”，再要他回到《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写法已不可能，他找到了新的土壤和支点，因而也就使得“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于是，才自然地产生了他的一系列的创新之作。尽管有的试验成功，有的有缺陷，看法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情况是“木体实而花萼振”（《文心雕龙》），健康地发展着。象高晓声、茹志鹃、白桦、谌容、张洁、张贤亮等人，也都立足坚实的内容，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和试验，这种关于艺术形式的讨论，已经开始给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色彩、线条和音响，完全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并在发展中救正不足，日臻完美。但是，对于艺术形式创新在当前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总应该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否则，过分夸大了它，难免会冲淡和回避了真正的“焦点”。这不能算是杞人之忧吧？只要看一看当前的创作实际和争论的实际，问题是很清楚的。从对《将军，不能那样做》、《人妖之间》等作品的争论，到《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的争论，以至文艺作品中如何反官僚主义、反封建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很清楚的。再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关于“本质论”的争论，“焦点”也是很清楚的。这些争论都说明，当前创作继续突破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艺术真实的广度能不能继续扩大，艺术真实的程度能不能继续加深上。也就是说，是否允许更广阔、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占冇自己的地位”（恩格斯），是否允许和怎样才能更深刻地挖掘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否能够创造出更多真实、深刻而又丰富的典型形象。这是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必然面临的严峻问题，要回避也是不可能的。艺术形式的创新问题只能从属于它，而不可能成为“焦点”。
也许，我这是在重复“内容决定型式”的老调，离开了当前文艺自身的规律。不过，回顾一下历史或许会帮助我们认清这个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很相似。当然，仅仅是相似，实际是“回复”现象下螺旋式的升高。当时，中国人民新的觉醒，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新启蒙运动。那时，文学形式的变化确很剧烈：言上由古文而白话，小说上由章回体而不分回的新小说，诗歌上由旧体诗而自由奔放的新诗，更有战斗的“阜利通”——社会杂文的出现。可是，这场“文学革命”争论的“焦点”何尝在形式上？它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究竟是反对吃人的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反专制，反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赛”二先生，还是与之相反？林纾等人曾纠缠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之类的题目上，而他们不过是借此攻击“引车卖浆者流”们诋毁了先圣，废了纲常名教罢了。林纾曾经是最早翻译外国小说的人，在引进外国文学方面很有贡献，可是，在根本的思想立场上他是不让步的，可见，这里的“焦点”始终在于是否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由于失去了这个“焦点”，胡适博士后来也用着白话文，新体诗，却用“新瓶装旧酒”，离开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