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物，不论他的性格和命运多么特殊，总是社会生活在他身上发生独特影响的结果；一个社会，不论它的面貌多么广阔复杂，总是由人与人的错综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具体化了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伦理道德关系……马克思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对各个时期各种人物描写的深刻与丰富的程度，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了。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人”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虽然也有各种人物在活动着，但是，总的说来，人的感情、人的意；只、人的精神、人的个性……没有得到真正广泛的、充分的揭示和开拓。它们被压缩和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而且常常成为印证某一种思想的“工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文学创作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近几年，文学创作的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改观，其根本原因，就是“人”在文学作品中的位置逐渐提高了。前不久，八○年的短篇小说评奖揭晓，人们捧读其中许多动人心魄的篇章，再拿它与以往的某些作品比较，便一致感到，短篇创作在逐步地走向深化。这深化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不论是写新人，或写其他各种人物，都能致力于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因而兑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表面深入腠理。不少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主题思想更“隐蔽”了，人物形象更丰满了。随着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需要，作家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和创新，也使得描写人的天地更开阔了。“人”的手足解放了，艺术中的“人”的形象也就扩大了。当然，在“写人”这个艰深的艺术课题面前，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成功；但初步成功的经验，极可珍视，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就拿描写新人形象来说，这几乎是多年来创作上的薄弱环节。虽然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深刻动人的英雄或新人的形象；但更多的情形则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新人，总令人有一种隔膜之感，缺乏血肉，缺乏生命，缺乏活人的气息。究其原因自然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在对这类人物的描写上，曾有过许多清规戒律，诸如“能不能写英雄的缺点呀”。“能不能写英雄的转变呀”，“不要借口复杂性给英雄抹黑呀”，等等。这些违背文艺规律的东西，至今还萦绕在一些作者的头脑中，朿缚着他们的笔，影响着对英雄或新人形象刻画的深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有些作者对新人的理解过于狭窄了。现在，把新人“神化”的现象虽不多见了，但在一些人看来，新人只有一种，只能是“创业者”的形象，而且似乎应该从头到脚“全新”才行。孰不知，大千世界无比丰富，新人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凡是具有新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和品格，在某些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有助生活前进的人，不都可以视作新人吗？对新人形象的简单化的理解，只能把大量生动活泼的生活形式、把千姿百态的新人形象排除在视野之外。
正是有感于此，当我们看到《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和《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这样两个新人的形象时，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染和启示。这两位“大兵”，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鲜明个性。他们一个壮烈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一个把血汗洒满天山深处，备尝艰辛，甘之如饴。可以说，他们都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可他们又都真实可信，显得那么“平凡”，那么呼吸可闻，仿佛能够窥见他们热烈的心的跳动。为什么？因为作者忠于生活，忠于人物的本色，“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论《红楼梦》语）两位作者都注意到了，广阔丰富的社会矛盾如何影响和造就了两位“大兵”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两个“大兵”身上都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都经历了十年动乱，心灵上都有过伤。刘毛妹的遭遇更为坎坷，所以他有个冷嘲热讽的外表，但惟其受过重创，他的思考也就更加内在。作品的可贵，在于透过刘毛妹“冷”的外表，从“这一个”人物独有的行动方式中，发掘出他内心的火热激情，他宽广美丽的心灵世界。《天山深处的“大兵”》，则通过处于爱情的苦恼和动摇中的北京姑娘李倩，进入天山深处探望郑志桐时的一幕幕回忆，以及郑志桐的强烈行动，“峰回路转”，层层剥示了郑志桐的高尚的精神世界。“文革”中校园里的“异端邪说”，插队农村时的“暴雨浴”，回京探亲时的“不合群”，冰崖排险时的奋不顾身……把这个“要思考，要探索，要趟出一条治国利民道路”的有为青年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他的思想和情操，的确远远高出于一般的青年，但我们相信他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生活道路是真实的。他有倔强的个性，有探索人生真谛的韧性，他不但从自身的经历中，而且从周围战友的牺牲，从整个祖国、民族的命运中汲取力量。因而真正找到了“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十年夫妻分居，幸福何在？”的答案。于是，他在许多人“千方百计走后门往北京涌”，有的人“连中国都不想呆了，正申请出国”的情势下，毅然扎根天山，甚至牺牲难得的爱情也在所不惜。读完小说，我们的心头激荡着一股民族精神的豪气，不禁联想起“定远何须生入关，伏波唯愿裹尸还”的诗句，象班超、马援这样的古代民族英雄的精神，绵延不绝，在我们可爱的尚代青年的身上又以崭新的阶级内容闪射着光辉！当然，比较起来，这篇小说中抽象的说教多了一些，人物也不及《西线轶事》中的人物厚实，但它出自一个年轻作者之手，又能注重开掘人物的心灵美，实属难能可贵。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某些作品中，它们的作者似乎总是忘记了：新人虽然具有崭新的思想，但这新思想恰恰是在他个人具体的生活经历中脱胎于旧思想；他虽然在品格、见识、觉悟程度上高于普通群众，但同时在感情上又与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行动的意义不平凡，但往往又出之以最平凡的生活形式。在这些薄弱的方面，《灵与肉》对许灵均的深刻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许灵均这个人，早年被资本家父亲遗弃，青年时代被社会遗弃，打成“右派”，饱尝了流放和屈辱的况味。现在，阔绰的父亲来了，要接他到海外去，那里有高级的物质生活供他享用，可他固执地拒绝了父亲，甘愿回到贫穷的西北高原上的村庄。他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出国”，却硬是不想离开目前仍很穷困的生活。这一点似乎为一些读者不能理解。其实，作品的深刻性就在这里，作者要写的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变化。作品通过真切的描写，一面写出许灵均的受难，委屈，深深的被遗弃的痛苦；另一面，则写出与此同时，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和朴实的人民怀抱里，如何治疗精神的创伤，如何改变旧的思想方法，逐渐使自己的心灵丰满起来的过程。“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已经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的确，他的肉体、相貌与父亲是酷似的，但灵魂已离开了原来的躯壳，附在人民身上了。人民，在他心中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里有深爱着他的妻子秀芝，有暗中保护过他的郭××子一类的牧民，有牧民们等待他教育的孩子们……许灵均的感情、生活习惯，幸福观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出国”，但他更有不可抗拒的“回家”的内心召唤。这样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难道还不算新人吗？小说的创作特色，是在尖锐的对比中，真实地展露了他广阔丰富的心灵变化。由于写出了这种“变化”，才使他区别于那种“高大完美”，思想始终正确的所谓“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