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组建就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建议说。“有关红二十五军的传说很多，根据地军民思想上比较混乱。敌人也在四下造谣，说红二十五军被消灭了。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把红二十五军的番号恢复起来，把红二十五军的旗子重新打起来！”
“呵呵，我看也成！”沈泽民高兴地笑了起来：“红二十五军还留下个七十五师，完全可以扩建起来……”
“就是，几个老人手还都在嘛！军政委王平章，七十五师师长廖荣坤，还有……”
“还有你哪！七十三师的第一任政委……”
“也是。如果需要的话，我再担任师政委！”
“唔，谁当军长？”沈泽民劈头问道。
吴焕先搬着指头数了几个，留在根据地的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大都没有沾着“黄埔”边儿。想了想才说：“姚家芳怎么样？他是黄埔四期学生，军事才能也有一些……”
“不成不成！”沈泽民忙不叠地回答，“姚家芳虽说是个军事技术人才，可他参加过第三党，早在保卫局挂上号啦。这个人……不能掌握一个军的兵权！”
吴焕先不由一怔，仿佛触及到什么危险物似的，半晌都没有作声。就这么一个难得的“黄埔”牌儿，却又背着“第三党”的罪名，实在使人扫兴！数来数去，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黄埔”牌的，最老的还数廖荣坤和徐海东，这两年他们都担任过红军团长、师长职务。
沈泽民则说：“组建红二十五军，最重要的还是军长！无论如何，都得从省委领导成员中选上一个。我看这个军长人选，还非你不可！”
“我当军长可不成！比起蔡申熙的军事指挥才能，实在是难以胜任……”吴焕先自愧不如地回答。
沈泽民火了。两撇八字胡撅得老高的，没好气地说：“蔡申熙死了，叫鬼当军长不成？大敌当前，可不是闹着玩的！”
“实在不成的话，我就担任军政委。”
“军政委用不着你，还有王平章呐！”
沈泽民提议吴焕先担任军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觉得吴焕先的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就干得不错。当游击司令是打仗，当军长也是打仗，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提起这个游击总司令他也心有苦衷。吴焕先担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时，红四军领导人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发生意见分歧，即当时的“南下之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以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名义写信严加指责。北返之时军政委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张国焘来信。包括吴焕先在内都不同意信中的无端指责。会上通过一个“申明书”，委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返回，面陈一切。对此，吴焕先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在组织原则上不应采取这种手段。事后，张国焘抓住把柄，对曾中生展开斗争，并撤销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取而代之。
随之而来的就是白雀园大“肃反”……把红四军整得好狠！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吴焕先从七里坪到植树岗的时候，张国焘偏又把他喊在当面，打了个莫名其妙的招呼：“吴焕先，你要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就地打上几天游击。”张国焘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他虽然不晓得其中的缘故，但在组织上还必须服从，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
沈泽民稍许冷静了一些，好言相劝了几句，指望吴焕先能够接受这个委任。可他随后又说：
“当不当军长的问题，也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最后还得提交省委讨论。不过，你得做好充分准备，担任军长职务！”
1932年11月29日，省委在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五个红军团为基础，将分散的伤员和部分地方武装合并，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翌日清晨阳光灿烂。檀树岗沙河滩刀枪如林，新红二十五军宣告成立。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辖两个师：原二十七师改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原七十五师番号不变，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全军约七千余人。
这天傍晚，通信员骑马来报，省委成员火速赶到麻城以北的大畈，参加省委紧急会议。吴焕先不晓得发生了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连忙派人分头通知戴季英和高敬亭，直接去省委参加会议。因为部队驻地比较偏远，几个人都不便于集中前往，吴焕先只好先走一步，及时赶到省委驻地大畈。见到省委书记时，只见“沈胡子”
手里拿着一张国民党的《申报》，怒气冲冲地说：“反动报纸惯于造谣惑众，不可相信。可这几条战事消息都是有鼻子有眼的，也不能不信！好个胆大包天的张国焘，居然违背了他的诺言，彻底地放弃了根据地，转到陕西一带去了。事到如今，想拖也拖不住，找都找不回来……真他妈的倒霉！连我的老婆也给带走了，丢了。”
此时，张琴秋正在翻秦岭，过关中。一边行军，一边设立宣传点，自编自唱革命歌曲鼓舞部队。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四方面军有名的女才子，人也长得漂亮。
她亲自参加鼓动工作，她那优美的歌声飘扬在荒凉的秦岭山脉。
“看来，方面军主力已经走远了，回是回不来了。事到临头，红二十五军也只能独立坚持武装斗争，没得什么盼头了！”吴焕先看过几张报纸，不无忧心地说。
沈泽民情绪还是那么冲动，不由脱口而出：“张国焘抛弃了苏区，我们就得死守苏区，无论如何都不能充当逃跑主义。我是省委书记，职业就是革命，立志做个职业的革命家！我虽说是个书生，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也没有点滴实战经验，可是我的战斗岗位仍然是保卫苏区，就是蝶血战死，也不会离开苏区的土地。我要在省委会议上表明我的态度！你嘛，……在中央没有派来新的军事领导以前，就积极领兵作战，大刀阔斧地干！有关战略方针的问题，我看……”说到这里，他不禁又停顿下来，随口问道：
“听说有人曾经提出过‘飘忽战略’，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吴焕先补充地说，“曾中生就把红军的战法叫做‘飘忽战略’。
所以谓之‘飘忽’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种作战方法，其实也是从打游击时兴起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进行周旋，有进有退，有攻有防，也十分灵活……”
“是呀，是呀！‘飘忽’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快速、迅疾的意思，作战行动，来去不定。我记得曹植的《洛神赋》中就有‘飘忽若神’的名句……”沈泽民煞有介事地沉吟着，思索着。过了一会，便不由得拍案叫绝：“好！就采取这种‘飘忽战略’！我看再加上‘游击’二字，叫做‘飘忽的游击战略’，你以为如何？”
“当然是可以的。敌我交战，就得扬长避短。……这一招也是红军作战的拿手好戏！”吴焕先十分赞同这种战法。
沈泽民当时就确定了这个作战原则。他说：“红二十五军就采取‘飘忽的游击战略’，对付和粉碎敌人的进攻，务使敌人不能得到目的。具体怎么运用，就看你这个军长怎么施展神通……我只能是纸上谈兵！”
三战三捷
12月30日，鄂豫皖省委于麻城大畈召开紧急会议，就当前的斗争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会议谴责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战略思想。同时还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北根据地斗争。红二十八军所属两个团，由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一个团和军部特务营、以及皖西的一个地方主力团组成，约三千余人。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该军于大畈组成之后，立即开赴皖西北……这时，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分别活动于麻城、黄安以北地区，在地方武装、游击队和群众的配合下，以飘忽的游击战略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稳定了群众情绪，增强了斗争信心。随后便根据省委决定，两个师集中行动，以便在运动中创造和捕捉战机，寻找孤立薄弱或突出冒进之敌聚而歼之；只有大量地歼灭敌人，方能巩固鄂东北根据地。
1933年2月初，吴焕先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划区“清剿”计划未能按期实现，决定延期。敌三十五师马鸿逢部，调至新集驻防，该师一〇四旅由副旅长马登科率领进占郭家河，与杨恩伯八十九师换防。吴焕先根据敌情变化，马上找到省委领导，认真分析了敌我兵力情况，决心乘其孤军深入，人生地疏而又立足未稳之际，集中全军两个师又四个团的优势兵力消灭该敌。省委赞成此次作战行动，要求红二十五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野鸡笼。红二十五军军部。初春的山野飘来阵阵兰草花香。二十五岁的军长吴焕先思虑再三。红二十五军第一次集中兵力作战，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就部队的战斗威力，还是今后的作战行动，都是至关重要的。想到三个月以前，就在这个郭家河，红军集中五个团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八十九师两个团的战斗经过，他的心情很不平静。现在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红军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对打游击出身的军长来说，第一次指挥全军作战，稍有疏忽，都会达不到预想的结果。他决心要打好这一仗，实现省委的战略方针，及早恢复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临战之前，军部召集团以上领导干部作战会议，认真研究战斗部署。决心以红七十四师两个团和军部特务营进攻郭家河的敌人；以红七十五师一个团占领郭家河东北模云山一带高地，阻击可能由新集方向增援之敌，另一个团作为预备队置于机动位置，随时准备支援对郭家河的进攻，必要时可向模云山方向阻敌增援，确保郭家河战斗的胜利。
3月5日夜，部队在野鸡笼集中出发时，吴焕先亲自作战前动员，他声音宏亮，气宇轩昂，干部战士喜欢听他讲话。他说，敌三十五师不是什么嫡系精锐部队，比起汤恩伯的八十九师，战斗力比较薄弱，武器装备也差。这个三十五师，也不是没有遭受过红军的打击，去年6月，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出击的时候，陈赓带领的红十二师，就曾攻下信阳以南的鸡公山，歼灭过三十五师一个团。他号召全军指战员听从指挥，服从命令，英勇战斗，一定要彻底歼灭敌人，打响集中作战的头一炮！
当夜，部队即从野鸡笼出发，向指定地点开进。
3月6日拂晓，徐海东率领红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从东北方向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红军将士勇猛冲杀，敌抵挡不住，退向郭家河街头。红二二二团则从西南方向以迅猛的攻势占领羊儿岩高地。敌一个营的警戒部队拼命顽抗，被我军和游击队包围聚歼。接着红二二〇团和军特务营由东北方以合围之势迅速冲向郭家河街头，一阵猛烈攻击，周围山头上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高举大刀、长矛呐喊着冲下山来，山上山下，红旗招展，群众齐声呐喊助威。红军勇猛冲杀，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官兵各自不能相顾，四下里抱头鼠窜。敌一部就地被歼，其主力仓皇向西北方败退，被徐海东率部赶来，围歼于二道河西南洼地，其余几股逃走的敌人也被随后而来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手持锄头扁担的群众，全部予以截获缴械。此战，我军仅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将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毙伤敌数百余人，俘敌团长马鸣池以下官兵两千余名，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八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余支，骡马百余匹。
郭家河首战告捷，军威大振。街头上群众奔走相告：“我们的红军主力又回来了。”
郭家河地处新集、七里坪与宣化店之间的山中小镇，一条沿河而聚的南北街道，几十家大小杂货店铺，数十户居民住宅，林比相连，错落其间。商人居民不过千余，原是根据地中心区域，很早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还在此创办过一所“列宁高等学校”，以政治、国语、算术为主要课目，集中培训军队和地方在职干部。
然而这个山青水秀的河湾小镇，自从被敌人占领以后，完全被抢劫一空，许多店铺的门窗都给扒掉，居民院落也变成敌人的骡马大圈，街面上到处都是骡马粪便、鸡毛鸡爪、啃吃过的肉骨头。河边上，敌人宰剩下的牛犄角、牛蹄子及下水，也是狼藉满地，污秽不堪。
听说红军收复了郭家河，老百姓从四面八方纷纷而来，街道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有不少跑反在外的群众，怒不可遏地闯入俘虏群里，妇女们揪住十来个军官模样的家伙，七手八脚地撕打怒骂，要他们赔偿房屋、粮食、耕牛。有几个小脚老人怒骂着：“赔我家的牛，赔我家的牛！丧尽天良的狗东西，‘杀尽耕牛，鸡犬不留，’叫我们怎么种地……”老百姓活着就要种田，许多农民的牛都被敌人宰杀了，老百姓无不咬牙切齿，恨之人骨。
吴焕先听说敌三十五师回民居多，不吃猪肉，每到一地都如狼似虎一般，大量宰食老百姓的耕牛，心里也火冒三丈，气得够呛。可他一看到这种阵势，还是压着心头的火气，动员了两个红军连队，首先制止住妇女们的复仇举动，对所俘敌军官兵严加看管。随后又对群众做了一番解释工作，晓以政策纪律的重要性，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