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你那儿不如放我这儿保险。”我不肯。
爸爸给妈妈使了个眼色。他们索性去收拾屋子。我讨了个没趣，把东西放回去了。第二天，我那些东西全象梦一样消失了。我猜想，是爸爸妈妈在夜里把它们烧了。
从此，爸爸和我谈话就象和大人谈话一样。这弄得我常常做出一副老于世故的严肃模样。
有一天，我也接到了一份表格。我交给妈妈。妈妈神情紧张地交给爸爸。第二天他们把表格还我时，我发现我们家……嘿，体面亲戚一串一串的：从有着体面职务的舅舅，到因扮演“样板戏”主要角色而受到嘉奖的舅母；从革委会主任到大批判组要员……他们是家族之树那趋向光明的枝杈。靠了他们的荫庇，没两天，我奇迹般地被驻校工宣队、军宣队选入学校红卫兵领导核心里去了。
这使我经历了和哥哥姐姐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没多少日子，我发现，在出于各种动机而围着我转的同学面前，必须狂妄，对人说话要连讽刺带挖苦，干起事来要无法无天，顺口溜出的脏话必须足以叫老天爷的大耳朵听了都发烧。如果演讲的话，就得拿出希特勒一样的疯狂劲头。这一切我都办到了。这当然和低声下气的哥哥姐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奇怪我怎么变成这么一块料。一次，哥哥出于对我的关心，问我对家庭有没有正确认识。
“我他妈比你认识得深刻多了。傻蛋！”我冲着他的脸吼道，“批判爹妈，只是他妈的事情的一面，还必须认识我们家庭积极进步的另一面！”别奇怪我语言粗野，女孩子谈吐要象气魄非凡的男子汉，这是当时的风尚。
他一愣。我马上把那些“戮得响”的亲戚名单背诵出来。哥哥震惊了，显然懊悔莫及——他无法再拿这些亲戚去吹牛，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的家族糟踏得臭名远扬。谁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而只会认为他想往自己黑脸上扑粉。除了受到嘲笑，他什么也不会捞到。
从此，在饭桌上，在全家一起闲聊时，我抓紧一切机会让爸爸讲那些“英雄”亲戚幼年和青年时期的故事。爸爸正乐于显示家族这光彩夺目的一面，于是使恢复了绅士派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一天，工、军宣队领导召开家长会。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嘿嘿嘿地笑起来。那是种神经质的笑。他还一边笑一边不停地走动。
我问：“你到底去不去？”
“回头和你妈商量商量再说。”
晚上，他告诉我，他们要求六姑父替爸爸去。六姑父！那个现在上下班由小卧车接送的人！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记得那张照片，他骨瘦如柴的模样，同那些养尊处优的亲戚们形成鲜明对照。据说那是他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造成的。我没和他见过面，很想见一见这位姑父。但爸爸说：“他很忙，连你妈和我都没空见，怎么能见你？他去学校也就是‘面子事’，露一面，和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寒喧几句而已……”
开家长会那天，我兴奋得无法在家中坐得住。那个在地平线上晃动的高大身影，已经越来越近地走来，我却只记得照片上他那瘦小枯干的面容。我借口上厕所，一溜烟跑到学校。这时，我看见学校的头头们正陪送着一个大腹便便，方头大脸的军人，他摇摇晃晃地上了小卧车。这摇摇晃晃的身姿，的确象我想象中从地：平线上走来的“英雄”。
从此，军宣队、工宣队对我越发随便起来，就象家长对待自己的儿女。
我的前途就这样被家族中兴盛的枝杈开辟出来了。爸爸捡拾的仅仅是他们飘落的花瓣，却使我的道路上充满残余的芬芳。顺利和坦途能使人越发不可一世地骄横。我正是这样。
不消说，哥哥姐姐早就对我十分嫉妒了。一天早上，哥哥没好气地对我说：“喂，懂点自爱。把那双脚丫子放下来。大姑娘哪有你这副模样的？”
“你管得着吗？我乐意！”当时我正埋在沙发里，把双脚叠架在写字台上。这样看书舒服。
“你再说一遍！”他象公鸡一样支棱起两只膀子。
“在学校是孙子，回家逞威风。你以为我怕你？在外边你怎么不发狂呵？象个奴才样！”
这可揭了他的疮疤。他扑过来就要揍我。我哪儿受过这个？我跳起来吼道：“你敢！”
“啪！”我的脸上挨了一下。我扑过去又抓又咬。吵闹声惊动了爸爸妈妈。还有街坊四邻。邻居们是看热闹，爸爸妈妈则手忙脚乱地劝架一当然护着我。这样，我又扑上去，连踢带打了一通，才解了心头之恨。
“嗨！你从来没和家庭划清界线！我上你们学校揭发你去！”哥哥的嘴都气歪了。
嘿，笑话，他怕什么就以为别人也怕什么。
“呸！你去吧！去呀！你瞧你那德行，见了老师你说得出正经的人话吗？”我一点也不害怕，更不示弱。
爸爸可吓坏了：“哎呀！安静点！住嘴！小爷爷！你让我们过个安生日子吧……”爸爸那会儿已经白发稀疏。他那声音颤抖着，昏花的眼珠快凸出来了，弯着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摇晃着，就差没给哥哥跪下去了。
但哥哥已变成了铁石心肠，他果然去了我们学校。事情败露了。爸爸和妈妈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我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心里却感到事情严重到足以使人寻短见的地步。
晚饭后，爸爸妈妈惴惴不安地坐在桌旁问我：“怎么办？”
我跷着二郎腿铁嘴钢牙地说：“怕什么？有六姑父给我‘戮份’！”
他们用阴郁的目光对视了片刻，无声地回到了他们那间屋里。他们开始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我半夜起来小便，还听到他们在嘀咕。
第二天早晨他们把研究结果告诉我：“只好再去找你六姑父帮忙。”
这一天的任何一节课我都没上好。我怕六姑父不肯帮忙。他已经帮过我一次了。如果他那么乐善好施，为什么小姨出事前不去找他呢？
但是，回家后我听到消息：六姑父决定和我一起去与军宣队、工宣队的头头谈一谈。
我终于见到他了。我和他坐在一起。听他不失体统而又很有分寸地对校领导说：“她是在我这儿长大的。我看着她一天天长起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大哥嘛，他们生长在绝然不同的家庭环境里……”
我则火上浇油地说：“他继承了我们大家族那种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互相倾轧、嫉妒等等阴暗心理。而我呢，我继承了红五类的血统……”
校领导的嘴角里漾着微笑安慰我，还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出校园。
我真想多和六姑父待一会儿。他高大、魁梧，声音非常富有感情，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具有他这样的魅力。我甚至想，他要是演员，一定是出色的明星。他从我眼神中看出我近乎疯狂的崇拜，显得很不高兴。一路上，没和我多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快到我家所在的那条胡同口时，他吩咐司机停车。在我下车时，他才慢腾腾地说：
“你记住我奉送你的话：姑娘，我为你已经撒了两次谎。我不愿再有第三次。你听我的话：急流勇退。人生的道路应该自己走下去。不要抓住那些不结果的枝杈往上攀缘。”
他深沉的语调和忧郁的面色，象战场上的指挥官。这话象好几道接连不断的闪电，撕破了遍布我身上的那浑浑沌沌却洋洋自得的愚昧阴云。我周围没有一个人用这样的话奉送过我。
这句话伴随了我八年。
最初，我要求辞去我红卫兵领导核心的职务，但我的一切推托理由，都被认为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良好后果；我待人接物再也不气势逼人，被认为“谦虚谨慎”；我几次申请去农村插队，想借此脱身，却被视为“身先士卒”……我处处被树为楷模和榜样。但我只想一走了之。终于，当本届同学被分光之后，我分到一个机要部门的工厂，一进厂，又被提拔为干部。这时，我发现，我的道路早被履历表安排好了。这是我摆脱不开的命运。
我的哥哥姐姐就带着他们那份履历表去插队了。一个去东北，一个去陕西。姐姐转回城后，已成了半老徐娘。经别人走马灯似地介绍了数打对象之后，总算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将近十岁的二婚技术员。哥哥由于固执坚持“脱胎换骨”的信念，处处“革命”非常，以至靠“小汇报”取悦领导，遭到所有的人的鄙弃。据说，一次村里发大水，他不顾自己的一切，去抢救生产队的财产。他的东西全漂落了，四面呼吁援助，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转回城时，已变成一个目光极度阴郁的人。
现在，在“四人帮”倒台六年之后，我们这棵家族之树真可以说是复苏了。亲戚们开始频繁往来。那些在我幼年中装腔作势、吹毛求疵的姨、姑们，那些神气非凡的舅舅们，现在都变得平易近人。多年的右派摘了帽子，历史反革命的问题澄清了，反动资本家成了某厂的总工程师，那些走资派亲戚也都彻底平反，官复原职。一直稳坐钓鱼台的，仍然稳坐钓鱼台。还有些新的枝蔓在令人瞩目地生长：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亲友，在隔绝三十多年之后，有的回国观光，有的来谈生意做买卖。每当此时，在京城的家族成员便倾巢出动，先是在机场抹眼泪，然后在一流饭庄里大摆宴席，接着就是游览名胜古迹。在重复地谈论着海外和国内的生活差异时，没人不窥测时机，以便并不尴尬地提出想购买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和杂七杂八的用品的要求。另一方则提出收买玉器、字画、名贵药材……等条件。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
这样的聚会很快使我厌烦了。我之所以次次都去，只是想在这样的宴会上遇到六姑父。我想和他谈谈严肃的人生课题。但是他从来就不屑在这种场合露面。我对他的崇敬成份因此增加了。他的形象总是既清晰又模糊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一会儿，是方头、大脸、魁梧的形象，一会儿又是消瘦、矮小的。我拼命想把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
现在，是一个平静的时刻。秋天，正象果实纷纷成熟一样，我想收回童年采摘的果实：我那个红木的百宝箱，那张孤独的狗的照片，那首诗。应当把它们夹在我的相册里，并写下六姑父奉送我的那句话。我翻遍了犄角旮旯，都没有找到它。最后是在一个大樟木箱里，我发现一包用鲜艳的头巾包裹起来的东西。那头巾是妈妈年轻时包头的。那瞬间，我轻轻吐了口气，我觉得我可能找到了童年的果实。
打开它，我愣了。不消多看，我全部明白了。这里包藏着妈妈的秘密——她总和爸爸闹离婚的原委。妈妈对爸爸的软弱无能十分愤怒，她爱上了一个胆大包天而又无所不为的天才演员。我翻到了他的照片：方头、大脸、魁梧……我见过他。我一直怀念他的形象。但他不是六姑父。信上的签名表明他是外来的人。
我睁着思索的眼睛，瞭望窗外高远宁静的天空。生活在我的沉思里，渐渐凝聚出一张古怪的嘴脸，它的五官逐渐清晰。在它那眼睛的幽深之处，闪烁着奥秘莫测的神奇繁杂的色彩。而后来，那张面孔上，又渐渐露出宽容而又略带嘲讽的微笑。接着，它又梦幻般地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