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在1980年初开始登载朦胧派的诗作，到了夏天，还邀请十四位可以接受的年轻诗人（除了北岛、芒克、食指等等）去参加“青春诗会”。不久以后，《诗刊》在北京郊区定福庄广播学院召开了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的而不是感觉印象的交锋。双方摆开了阵势，旗鼓相当（据《诗刊》一位编辑说，支持者以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等为代表，反对的以×××、××、××等等为代表。后来据一位诗刊的编辑粗略统计，支持与反对的是14对14）。部分言论的综述以《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为题发表在第1981年第一期的《诗刊》上。
争论的焦点很集中：诗人的自我在诗歌中究竟应该占一种什么样的位置。谁也没有绝对否认诗歌中自我的必要。但是，反对一方提出的自我必须是人民大众的自我。一个理论家（李元洛）沿袭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大写的我”说法提出：诗中代表个人的我是“小我”，而代表人民的我则是“大我”。“小我”只是手段，“大我”才是目的。这在表面上很符合前苏联的传统说法，但是实际上完全违反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普遍、一般是特殊、个别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的学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说法倒是把问题提高到哲学、美学的层次上来了。
这就预示着论争第四个阶段的到来是迟早的事了。
三、不可阻挡的新的美学潮流
朦胧诗的争辩是由看不懂而引起的，所谓朦胧，不过是一个现象；要弄清深藏着的实质，就不能离开当时中国诗坛的历史语境。
从40年代初和整个50-60年代以来，大陆诗坛的基本口号就是：诗歌应该抒人民之情，而不是“个人的小鸟一样的歌唱”（俄国19世纪理论家别林斯基的话）。诗坛上最权威的、最经典的作品，都是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和鲜明的思想的，主题是社会性很强的，以颂歌和战歌和幸福的牧歌为主旋律的，格调是豪迈的、英雄主义的，语言是明朗的、大众化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将它当作“时代精神的号角”（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明确地反对过像席勒那种“单纯时代精神号筒”的倾向）；读者也习惯了从诗歌中接受火热的情感和光辉的思想的灌输。而朦胧诗人，固然也有一些作品，有鲜明的社会政治主题，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但是，更多的作品，却是远离强烈的政治主题，甚至回避直接、鲜明地给自己的情绪定性。他们的诗中，没有任何英雄主义的颂歌和战歌的格调。这就是后来被孙绍振在他引起了围攻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所说的：“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最初引起争议的顾城的《弧线》，就是写了飞鸟、少年弯腰、海浪、葡萄藤，作弧状的共同运动形态。从语言来说，是再也明白不过了，但是习惯于诗歌的政治社会的价值的读者就不能不纳闷了，这里有什么可以称之为诗的思想呢？其实，朦胧诗人所表现的，是对于人的感觉的追寻，从特殊感觉出发进行深度的意味的探索。以人的生命运动和感觉活动为特点，其意义是要由读者自己去领会的，作者是不能说破的，这有一点像禅宗，说白了，对于诗，是一种破坏。
朦胧的感觉，来自于思想和艺术的双重隔膜。
这就涉及到一个诗歌美学上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只有直接表现社会政治意义，表现集体的情感才有价值？离开了个人的独特的，感觉和情感，抒人民之情会不会导致抽象，把人变成空壳？事实上，所谓抒人民之情实际上是与某种流行的政策、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符合某种政治需求的，就叫抒发了人民大众的情感；不符合的，就是脱离人民大众的情感。在这种理论统治下，多少诗人，不敢相信自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相反倒要相信空洞甚至虚假的宏大概念。诗人的成功之道不是无限地贴近自我，而是远离自我。把抒人民之情和自我表现绝对地对立起来，这就是长期以来，诗坛上充斥着假大空诗、口号诗、吹牛诗的原因。虚假成为当代中国新诗的一大顽症。多少虚假的诗歌仅仅由于符合了一时流行的意识形态、政治运动的要求，就被赞扬。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短命的政治运动为实践所证伪了以后，那些被当作经典加以鼓吹的作品，就暴露了它不但是麻醉了人民而且麻醉了自我、麻醉了艺术。如果要历数这些诗坛赝品的作者的话可以把许多泰斗的名字（如郭沫若、臧克家、贺敬之）都包括进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复地重演悲剧，却没有引起马克思所说的喜剧性的感觉。这种顽固的虚假，毁灭、糟蹋了多少诗人才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并没有迅速感到痛惜，立即受到正面的清算。
所幸，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年青一代的诗人们提出了冲破“感觉的硬茧”，重新感觉真实的自我的美学命题。
冲突的关键还在于诗歌的功能：传统的诗歌价值观论是一种工具论。诗歌的价值取决于狭隘的社会功利，具体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政治鼓动。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可以作为代表：“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醒阶级”。而所谓“小我”，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的探索，当然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成为宣传工具。而新的一代诗人则认为探索个人的内心是新诗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他们自然也有反思，但是不仅限于社会历史的，而且还延伸到人的个体。
孙绍振企图把这种新诗歌从价值观念、从美学原财上总结起来：“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际上恰恰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1985年4月21日的《深圳青年报》上，他进一步说：“在改革的浪潮面前，生活广度和方式在发生变异……人的价值正在发生巨变，新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模式正在崛起”，“谁先感觉到这灵魂深处的伟大阵痛，谁就不能不改革诗”。
所谓懂不懂的问题，首先就是在新的时代浪潮面前懂不懂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满足于作齿轮和螺丝钉，不管火车头往何处开的时代已经结束。迷信走向了反面，为新的一代创造了哲学的头脑。他们认为，不能思考个人，就不能思考国家和民族。
人是不是工具？有没有他的价值和尊严？诗是不是仅仅是武器，有没有它自己的目的？分歧本来是朦胧的，是一种潜在状态的对立，后来，年轻的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才华横溢地用爆炸性的话语表述为：“正是那些‘吹牛诗’、‘僵死诗’、‘瞒和骗的口号诗’将新诗艺术推向了不是变革就是死亡的极端……这是新诗自身的否定，是一次伴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