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一品集序》虽用商隐拿手的四六文体写成，但在结构模式上却有意模仿韩愈碑传文（如《平淮西碑》）体格，“点窜《尧典》《舜典》字，改易《清庙》《生民》诗”，以虚拟的叙事笔调从唐武宗继位后为缺少良辅而忧虑写起，煞有介事地把李德裕推上台来。
序文的一大特色是将真实的历史过程想象成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在李商隐无疑是严肃庄重的，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却能感到他似乎有着几分创作小说的冲动。
请看，序文从唐武宗登位写起，借了他“顾左右曰”的一番说话提出了问题：“……今朕奉承天命，显登乃辟，庸不知帝赉朕者，其谁氏子焉？”
用今天通俗的话说，就是：“上天让我当皇帝，给我派来谁做辅佐啊？”
左右侍臣对武宗的问话是一片束手无策，狼狈得很。于是唐武宗苦思一番，“既三四日，乃诏曰：‘淮海伯父，汝来辅予。’”
所谓“淮海伯父”，便指当时正在扬州任淮海军节度使的李德裕。李德裕是李唐同宗，年龄辈分高于武宗，故以“伯父”称之。从这称呼，已见尊崇之意。而此诏下后，竟使天开日出，“霞披雾消，六合快望”，天下欢欣。作者对场面的设计和夸张颂扬的意图非常明显。
序文接着说，李德裕入朝为相，唐武宗对他“尽付玄机”，此时李商隐又为他们编排了一番对话。
唐武宗文绉绉地说：“我将俾尔以大手笔，居第一功。麒麟阁中，霍光且图于勋伐；玄洲苑上，魏收别议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属此，尔无让焉。”意思是自己十分倚重李德裕，相信他的功业将超过霍光，文绩能压倒魏收，让他放手干。
而李德裕则稽首拜答：“臣某何敢以当之，……”然后一面赞美历朝著名文臣，顺便表扬自己的先人，一面自谦不敢跟前人相比，但也并无推让之意。
唐武宗接着用孟子“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话激励李德裕，要求他与自己同心合力，弘扬前人事业。
李德裕这才叩头表示：“《易》曰‘中心愿也’，《诗》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扬鸿烈！”
这里君臣间的对话，是不是像在演一场古装戏？台词其实都是李商隐所编，正如他在《韩碑》诗中描写的唐宪宗和韩愈那些对话一样。
不过，这些还只是个引子，下面才转入正文。
序的正文当然不能脱离文集的内容。李商隐着重介绍、评述了文集中的几类文章，同时也就是李德裕执政六年所做的几件大事。一是作“宣懿祔庙之制”，二是作“圣容之赞”，这两件虽是礼仪大事，但于国计民生尚不算重要；三是作《幽州纪圣功》之碑，四是讨北狄之诏，五是伐上党之制，六是谕回鹘之命五道，七是慰坚昆之书四通，这些就都是攸关国家社稷命运的军事外交大事。李德裕正是在唐武宗的绝对信任和支持之下，运筹帷幄，诏告内外，力排众议，调兵遣将，既平定了叛镇，又攘除了边患，为唐武宗的会昌朝，也为自己建立了丰功伟绩。这些内容构成了序文的主要篇幅。
最后有个小结，对李德裕其人其文加以全面赞美，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李德裕一生的事功人品足以使他“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这话是代郑亚说的，应该也是李商隐在更多地了解李德裕之后所衷心赞同的。
序文的稿子交给郑亚，郑亚马上披阅。李商隐层出不穷的用典和繁花锦绣般的辞藻真让他服了。文章的基本构架，他也认可。但觉得大量编排唐武宗李德裕的对话和有些用词，不是很妥当。好在商隐只是起个稿子，最后审定还在自己。郑亚本来也是个精于文章之道的人，便暂停公务，动手修改起序文来。
修改后的序文将李德裕文集定名为《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加了一个“制”字，突出了李德裕文章代表朝廷发布命令、经国理政的意义。
文章单刀直入，将李商隐设计的君臣对话场面改为序文作者正面叙述，从上古经秦汉一直说到李吉甫、德裕父子两代在宪宗、穆宗、武宗几朝的被重用，意思与商隐原文强调文臣辅国的重要性一致，但因构思简洁，不用典故，反而显得更加有力。
下文介绍评述李德裕文章和执政功绩，同样是用化繁为简的办法，既采商隐个别原句，也不乏另铸新词，并适当加入与自身有关的内容。如说到会昌伐叛，特提及朝廷“妙选使臣”宣谕河北三镇很有效果之事，那是李德裕决策、李回主持、郑亚参与了的。又说到李德裕寄稿委托作序和自己认真从事的情况，最后则是对李德裕的总评价。
郑亚没有采用商隐称李德裕为“万古良相、一代高人”的提法，而以李德裕与天地日月古代圣贤名臣和杰出文人相比较后，得出他兼具“全功”与“大名”的结论：
惟公蕴开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业，垂经天纬地之文，萃于厥躬，庆是全德，盖四序之阳春，九州之咸、洛，品彙之应龙，人伦之姬旦。
虽然郑亚的说法较为切实具体，但毕竟也和商隐的说法一样，不免夸张溢美。如果在悼词或碑志中，这些话是难以避免的，而在文集序言中就显得比较扎眼。不过，李德裕的情况有点特殊，此文集实与其一生功业紧密关联，由评文而至于论人，或者说真正的重点本来就在论人乃至论史论政，是完全合乎逻辑、可以理解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正当李德裕完全失势、身处危境，前景岌岌可危，眼看将要一蹶不振。此时此刻，郑亚和李商隐对他如此歌赞，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了。
郑亚是铁定的李党，李商隐与李党本来无甚瓜葛，现在也以自己的言行表示了对李德裕的同情和景仰，今后有些小人再要以党派眼光攻击他，他将如何辩白？他对这种攻击做好思想准备了没有？要知道，在大中年间，被说成李党分子不但没有好处，还是很危险的啊！
其实，无论李党牛党，李商隐都挨不上，因为他在官场中是个小人物，而且他又并不是那种东钻西营、上蹿下跳的政客，根本上还是个不谙世事的书生。他对李德裕作出如此评价，应是发自内心的。除了这篇代草的序文，他还写过《李卫公》《旧将军》等诗向李德裕致敬；《漫成五章》也与怀念李德裕、反感对他的不公处置有关。
李商隐在桂林也代郑亚写了不少致牛党人物的书函。牛李党争虽然激烈，两党人物并不曾断绝礼尚往来。郑亚在桂林得知牛党宰相白敏中有丧子之痛，便致信慰问。牛党杨汝士的弟弟鲁士亡故，郑亚也寄《祭文》吊唁。这些表达私人情谊的文字，都是李商隐代笔的。更早些，还在受到李德裕排斥的牛僧孺由循州内调衡州，又由衡州调汝州，渐次向长安靠拢时，郑亚就有《状》相贺。此《状》就已是李商隐代笔的了。至于再早些，李商隐代王茂元给牛党人物致书写信，那就更多了。
有趣的是，在桂林，李商隐还收到过令狐绹寄来的一首诗。令狐绹并不是一个爱诗善诗的人，他何以会主动寄诗给李商隐呢？可惜他的那首诗早已佚失，后人根据李商隐的答诗“反复自陈”的迹象揣测，“绹之寄诗，必有诮其背恩者”（冯浩注引徐湛园语）。
那么，令狐绹会是专为讽刺讥笑商隐而给他寄诗的吗？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但即使如此，那讥刺也一定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隐晦曲折弯弯绕的。所以李商隐才会在答诗中意在言外地说：您的雷霆之怒我是知道的，可我之所以去桂林，其实是贪图那里的仙果紫桂，想用它来滋补我羸弱的身子（也可理解为隐喻解决家庭的贫困），至于我对老令公和您的报恩之心，还是一如既往，不会改变的。（诗云：“土宜悲坎井，天怒识雷霆。……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而且把自己的处境描绘得非常危殆：“万里悬离抱，危于讼阁铃。”可见，李商隐并不想扮演李党分子的角色，而是希望令狐绹谅解，也就是想和牛党人物修好的。
在复杂的官场和社会中，李商隐这样的儒生文士，这样的低品微官，凡事固然有自己的是非爱憎和处世之道，但他不想卷入也没资格真的进入哪一派。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各派大人物都得保持一定的良好关系，更何况是甚有渊源的令狐绹。从商隐的答诗可见，他对令狐绹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敬畏和友好姿态。这样做，的确比较符合他的身份地位，也比较有利而少害。
大中元年（847）十月，郑亚派给李商隐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任务，让他代表自己到江陵聘问荆南节度使郑肃。
[1]指大中元年（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