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司马光接到任同知谏院的命令后，一点没有推辞便欣然上任。谏官即言官，责在建言献策，匡正得失，这正对他的胃口。正如他在《陈三德上殿劄子》[1]中所说：
臣自幼学先王之道，意欲有益于当时，是以虽在外方为他官，犹愿竭其愚心陈国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为职。陛下仁盛聪明，求谏不倦。群臣虽有狂狷愚妄，触犯忌悔，陛下皆含容宽贷，未尝加罪。诚微臣千载难逢之际，苟不以此时倾输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纳之意，则不可以自比于人，死有余罪矣。
他是要准备大展身手了，在给知谏院杨畋（杨业之侄孙，字乐道）的诗中写道：
丹心终夜苦，白发诘朝生。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见明主，垂拱视升平。
（《传家集·卷八·秋夕不寐呈谏长乐道龙图》）
在谏院五年，他上了一百七十余道奏章，平均每月接近三章，全面阐述了他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即人治；而“国家之治本于礼”，即礼治。对这一套，他是相当自信的，可惜当时仁宗正为生儿子而奋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无暇其他；宰相韩琦提拔他同知谏院，也不是想听他的治国之策，而是希望他在建储问题上帮忙。
为立储君，韩琦借重司马光
嘉祐六年（1061），仁宗赵祯五十二岁了，但还没有儿子。他成群的后妃一共为他生了十三个女儿（其中九个早夭），三个儿子（昉、昕、曦），一个没养活。上天似乎故意和他过不去，他越想要儿子却越是生不出儿子。既然生不出儿子，那就得从宗室中找一个侄子来过继，充当储君。可偏偏他是根独苗，其父真宗赵恒六个儿子，活到成年的就他一个。所以，只能从其祖父太宗赵光义的重孙中去选。太宗有九个儿子，重孙子多的是。嘉祐三年（1058），新任宰相韩琦就向仁宗提出立储问题。仁宗笑着说，别急，后宫有人怀孕，不久就将生产。那意思很明白，他盼着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听了这话，谁也不便再说什么。可是，两年中，宫中先后有五个嫔妃生产，生出来的全是女孩。他已经年过半百了，虽已力不从心，但仍不甘心，把日渐稀少且活力锐减的“种子”无限稀释，企图广种薄收，不仅没有收获，还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健康。韩琦急坏了，如果再不立储君，哪天仁宗驾崩，将会引起朝廷大乱。而他已经提了十几次建议，仁宗不是面露愠色，就是做痛苦状。于是他想借助谏官的力量来完成这件大事。找谁来？司马光。为什么是他？
早在嘉祐元年（至和三年，1056），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就连上了三道请建储君的奏章，给韩琦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的正月初一，正旦节，仁宗在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辽国、西夏、高丽等国的使节和各路举人的解首（第一名）也参加。突然，他脑袋一歪，皇冠耷拉下来，面色惨白，牙关紧闭，把满朝文武全吓傻了。匆忙赶来的太医抠开他的嘴，他吐出一摊涎水，才苏醒过来。隆重的元旦朝贺就此草草收场。因为他是在朝会上犯病，所以消息没法封锁，宫中只好发了一个声明，说因天气连续阴雪，皇帝为祈天放晴，深夜赤脚祷告，偶感风寒，现已无大碍。但这个声明显然是忽悠。四天后，正月初五，仁宗在紫宸殿宴请辽国使节，表情木讷。宰相文彦博给他敬酒，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不乐耶？”弄得八面玲珑的文彦博也不知如何回答。正月初七，两府（政府、枢府）两制（翰林院、舍人院）大臣进宫问候病情，仁宗大吼大叫，赤脚冲出门外，满地疯跑。他病得不轻，大约是中风了。这一年，仁宗四十六岁。他病了，接班人的问题变得非常迫切。远在并州的庞籍上疏请建储，司马光紧随恩师之后，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2]。状中说：“试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几，何尝不由继嗣哉？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最后说明了自己上疏的动因：“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则臣于国家，譬如蝼蚁，而为陛下建万世无穷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荣多矣。”这几句话不知是否打动了仁宗，但起码是打动了韩琦。
接着，他又上了第二状、第三状，均无音讯。他对此感到愤怒，怀疑根本就没有送到皇帝的案头。宋朝专设言官，谏院、御史台和馆阁之臣是也，逐渐形成了言事者不治事、治事者不言事的格局，所以正史上记录的大多是言官的论奏。司马光时任通判，属于治事者而非言事者，人微言轻，其言论可能会被忽视。因此，他把以上三状的副本寄给时在京师的“同年”范镇，请他代为转呈。他如此执着，虽然没有盼到仁宗的片语朱批，但让时任枢密使的韩琦深以为然。韩琦综合群臣所议，向仁宗建议在宫中设立内学，选宗室中的优秀子弟来读书，从中发现可担大任者立为储君。仁宗采纳了建立内学的意见，却迟迟不立储君。因为他不甘心皇位落入非嫡子之手，随着中风有所好转，又想努力“制造”一个儿子来接班。此事拖到了嘉祐六年（1061），仁宗的身体已经拖得弱不禁风，不能再拖了。要完成建储这件大事，韩琦寄希望于司马光。当年他在边地当通判，无言责，尚且连上三章，现在让他当谏官，他一定会冲锋陷阵。
史家出马，一个典故惊仁宗
果然如此。司马光七月份接受同知谏院的任命，八月就在《进五规状》（见上章）中批评仁宗不孝：“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这里所说的“本根”就是指储君。你不定接班人，而把道观、佛庙修得漂漂亮亮，这与真正的孝道离得太远了！紧接着，他在闰八月上《乞建储上殿劄子》[3]，请求仁宗将他在并州所上的三道奏章拿出来看一看，因为那里面已经把建储的理由讲清楚了。劄子说，那时我非言官，还三建立储之议，现在身为谏官，如果不谈此至大至急之事，那就是奸邪不忠，罪该万死。现在就等皇上一句话，以取进止。大有逼着仁宗马上决定的意味。
司马光在上了劄子后，又上殿向仁宗当面陈述。此时，仁宗的身体已相当虚弱，平日大臣奏事，他没有一句话的指示，如果同意，点头而已。
司马光见仁宗面色黯淡，了无生气，更感建储问题刻不容缓，直截了当地说：请陛下早定继嗣，国家至大至急之务，无急于此。
仁宗半天沉默不语，司马光未免紧张起来。封建王朝家天下，谁继承皇位，那是皇帝的家事，我家的事轮得着你外姓人来管吗？另一方面，建储又是国家大事，关系着政权的平稳过渡，关系着许多大臣的命运。自古以来，在储君问题上，各派政治力量无不打着为皇帝延社稷的旗号，图谋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因掺和到建储斗争中而身首异处者不可胜数。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会不知道面临的危险。他甚至做好了受死的准备，默默地看着毫无表情的仁宗，良久，仁宗终于慢吞吞地说：“你不是想选宗室为继嗣吗？这是忠臣之言，只不过别人不敢提及罢了。”司马光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说：“臣以为言此必死，未想到陛下竟然容纳。”仁宗瞅了瞅司马光，说：“这有什么关系，此类事古今都有。”是的。古的不说，只说仁宗本人出生之前，其父真宗见五个儿子都死去（最大的一个赵祐活了九岁），便把乃弟元份之子允让接到宫中抚养，准备作为皇储。仁宗出生（排行第六，幺子）后，才把他送回去。如仿效此例，则进退自如，父皇最后不是又得了朕吗？仁宗也许真的想通了，让司马光将奏疏送到政事堂交宰相处理。司马光觉得如此后患难料，说：“此事重大，奏疏给了宰相，宰相也不敢处理。还得陛下直接给宰相交代。”
这天，仁宗与司马光还谈到了江淮盐贼的事，必须向宰相韩琦汇报。说完盐贼的事，韩琦问司马光：“与陛下还谈什么了？”司马光回答：“国家宗庙社稷大事也。”韩琦心领神会，满心欢喜，但不再往下问。韩琦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处处防患于未然。他提拔司马光当谏官，就是想要他在建储问题上打头阵，但他的意图是隐藏着的，绝不会明说。因为他知道，凭司马光的人格、性格，他非出来打头阵不可。现在司马光的头阵打了，韩琦等着仁宗把司马光的奏章批下来，可等了快一个月，动静全无，而宗室之中谣言纷起，后宫、宦官蠢蠢欲动。
韩琦着急了，还得让司马光出马，但又不能直接联系，按宋朝制度，宰相不可与谏官私下来往。怎么办呢？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与司马光是朋友，正好朝廷要论证行户制度，韩琦便推荐了他俩。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时，韩琦为主祭，陈洙为监祭，祭祀毕，韩琦悄悄对陈洙说：“听说你与司马光是挚友，司马光前些日子上了关于立储的奏章，可没有送到中书省来，我要说这件事，也找不到由头。论证行户利弊，其实用不着你操心，主要是请你向司马光转达此意。”乖乖！陈洙是个胆小的人，深知此事攸关身家性命，惊愕得伸出了舌头。在韩琦严厉的目光注视下，他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