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洙转达了韩琦的话，司马光才知仁宗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奏章批给中书。他向陈洙简单介绍了事情经过，希望他也能参与进来，助一臂之力。送走陈洙，他马上上《乞建储上殿第二劄子》[4]，说：臣前一段请求陛下早下建储决心，陛下听从了，当时所下的指示，让臣感动，深感是天地神祇保佑皇家，乃万世无疆之福。臣天天等着陛下诏书，让执政大臣施行此事，可等了整整一个月，却没有听到陛下的指示。我不知道是陛下觉得此事重大，一时难以确定人选，还是宫中有人阻扰。当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龄四十五岁，没有继嗣，便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现在陛下即位的时间和年龄都大大超过了汉成帝，怎么能不提前为宗庙社稷着想呢？臣并非让陛下马上立太子，只是想让陛下亲自选择宗室中的仁孝聪明者，接进宫中，给予特殊待遇，天下一看就知道陛下已意有所属，人心就定了。将来如果有了皇子，再把他送出去，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请陛下早下决断。
司马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有些不便行诸文字的话，还须当面向仁宗说。仁宗召见，他直截了当地说：“陛下所以犹豫不决，我看一定是有小人在迷惑圣上。他们会说，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有千亿，何必匆匆忙忙地做这种不祥的事呢？这些人甜言蜜语，其实不为社稷着想，而是想着到时候拥立他们自己的人。”有这么严重吗？司马光发挥了他的史家优势，说：“唐代自文宗以后，立嗣都是出自皇帝左右之人的意愿，以至于有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说，这样的祸害不可胜言。”此言一出，仁宗一下惊呆了！
时间倒退至一个多世纪前的唐末。唐僖宗李儇驾崩，大宦官杨复恭拥立寿王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昭宗即位后他独掌禁军，控制朝政，后来令其出朝到凤翔监军，他便投其养子为叛，恨恨地说：“竟然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吗？”最后杨复恭虽被处死，但已让朝廷伤筋动骨，很快走向灭亡。
有时候，反面警示的作用比正面教育的作用更大。对重蹈覆辙的恐惧促使优柔寡断的仁宗早做决断。
仁宗思索良久，突然开口，三个字：“送中书。”
司马光将奏疏送到中书省，见宰相韩琦、曾公亮，副相欧阳修，说：“诸公如果现在不赶紧拿主意，到时候宫中出片纸说立某人为储君，天下就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了。”韩琦等连连点头称是。
再说陈洙在传话之后，自己也写了一份关于早建储君的奏章。在奏章送走之前，他对家人说，我今天要上奏一本，讲的是社稷大计。如果得罪，大则死，小则流放，你们要有思想准备。结果，奏章还没有送达，他就被吓死了（一说饮鸩自尽）。
与此同时，知江州（今九江）吕诲也为立储上疏。
韩琦等见仁宗于垂拱殿，将司马光和吕诲两份奏章读罢，正要开口，仁宗说：“朕早有此意，只是宗室中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接着问，“你们看选谁合适呀？”这可不是一个臣下敢回答的问题，韩琦马上说：“此事非臣等可议，得圣上亲自决定。”稍停，仁宗说：“宫中曾养二子，小的很纯朴，但近乎傻，大的可以。”韩琦请问姓名，仁宗说：“叫宗实，已过三十岁了。”这就等于定了，但韩琦仍怕仁宗反悔，奏道：“此事至大，臣等不敢马上施行，请陛下再熟虑一夜，臣等明日再来取旨。”韩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嘉祐初仁宗中风后，曾经答应建储，可病刚好一点，他就不认账了。第二天，原班君臣，还是在垂拱殿，仁宗说：“已确定无疑了。”于是商议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宗实当时官为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正为父亲濮王允让居丧，决定起复其为秦州观察使（武职第二等），知宗正寺。宗正寺是管理宗室即皇族的权力机关，这项任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此人将成为太子。既已商定，即可执行，而韩琦想到，虽然宗实是曹皇后的亲姨侄女婿，但如果仁宗没与皇后统一意见，将来还会有麻烦，所以他希望仁宗从宫中批出，然后中书执行。仁宗说：“如此至大之事，岂可令妇人知？中书施行即可。”
功在社稷，四十四岁穿紫袍
建储大事终于眉目清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然而，十一月十三日，当任命敕书下达之后，宗实却反复辞让，不肯就职。按规矩，碰到这类好事，辞让三次是必须的。不过，宗实并非虚应故事，而是不敢受命。如前述，其父允让曾被作为储君迎进宫中，仁宗出生后又被送了回来。景祐三年（1036），四岁的他也被接到宫中，庆历七年（1047），因仁宗生了儿子，十二岁的他便被送了出来。父子都有同样的经历，对宫中险恶心知肚明。而且，他正为父守孝，三年未满，宋以孝治天下，这个理由堂而皇之。他连上四表请求终丧，仁宗同意了。到嘉祐七年（1062）初，宗实终丧，可他仍不愿接受任命。仁宗派人将敕书送到他府上，他躲了起来，宦官只好将敕书强行留下。三月，他上疏请求交还敕书，仁宗不准，拖了两个月后，竟自行将敕书退回了大宗正寺。一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他不停地写辞职报告，把自己关在府中，不出大门一步，也不接见任何客人。当然他自会有消息来源。自从仁宗任命其为知宗正寺后，宫中就再没有平静过，总有人想着换人。后妃、宦官无不各显其能，以动摇仁宗的决心。宗实越是反复辞职，那些人活动得越厉害。仁宗耳根子软是出了名的，这次也不例外，在枕头风、耳边风面前，又动摇了，而他的动摇更促使宗实坚决辞让。
司马光在去年十一月见大局已定，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便不停地上疏阐述他的治国思想。且按下不表，单说其间还写了九篇辞职报告，是辞知制诰的。知制诰属中书省。王安石当知制诰，处处与韩琦闹别扭，韩琦于是想用自己人，将司马光、吕公著分别召试中书，让他们试写朝廷诏令。司马光赴试合格，立即被任命为知制诰。在按例写了三道辞呈后，准备上任了，得知吕公著根本没去参加考试，便接着写辞呈。这让韩琦大失所望。在司马光连上九道辞呈后，只好准辞。但韩琦没有忘记司马光在建储上的功劳，经仁宗批准，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三品服，让他提前穿上了三品以上的紫色官袍。
看一看司马光的任职履历，从中进士穿上绿袍到穿绯袍（低级干部到中级干部），二十至四十岁，花了二十年时间（含丁忧五年）；而从穿绯袍到穿紫袍（中级干部到高级干部），四十至四十四岁，只花了四年时间，按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坐直升机了。一再越级提升，贵人相助，个人优秀，都是原因，赐紫袍则缘于推动建储之功。此时，他从韩琦口中始知仁宗在建储问题上又开始动摇，心急如焚，于七月二十七日上《乞召皇侄就职上殿劄子》[5]。
劄子针对仁宗的动摇，阐述了不可动摇的道理。首先指出：陛下亲自选定皇侄宗实为知宗正寺，天下欢欣鼓舞，认为陛下睿智聪明，深谋远虑，是大仁大孝的表现。其次强调，宗实长达十个月的反复辞让，是品质高尚的体现。官位、爵禄，人之所贪，许多人趋之若鹜，不顾廉耻，而宗实受陛下隆恩，却以荣为惧，可见其操行远在常人之上，更证明了陛下的知人之明。最后建议：陛下于宗实，论辈分为父，论尊卑是君。父召子，子不得违抗；君召臣，臣不得推诿。请陛下以手诏促其就任，他当不敢不就。这样，陛下的大仁大孝就进一步昭告天下了。希望陛下守之益坚，行之不倦。
在没有选定宗实之前，因论建储而吓死了一个陈洙，而仁宗在选定宗实之后的犹豫，让群臣人人考虑私利，唯恐见疑获罪，无不哑口不言。敢于出来说话的只有司马光和右正言王陶两个人。
司马光、王陶的谏章促使仁宗再次直面储君问题。他召见宰相韩琦、副相欧阳修，说：“他（宗实）既然反复辞让，是否就这样算了？”这把韩琦吓了一跳，赶紧说：“此事决不可半途而废。愿陛下赐与手诏，他绝不敢不从命。”这句话与司马光说的一样。然而，仁宗的手诏也没有能请动宗实，他躲在府内坚卧不起。韩琦与欧阳修商量，认为宗实不敢就职的原因就是前途的不确定性，害怕弄得不好登不了大位不说，反而掉了脑袋。所以，不如一步到位，先免除其官，然后……这时，仁宗不知怎么又想通了，主动说：“不要再考虑给他什么官，马上立为皇子，现在就在明堂下了结。只要皇位还姓赵就行。”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皇位有落入外姓的危险。韩琦令人将枢密使张昇找来，让仁宗告知原委，然后让翰林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王珪不敢，要面见仁宗确认，仁宗指着胸口对他说：“此决出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众心不安。卿何疑焉？”
八月初五，立宗实为皇子的诏书公布了；九日，改宗实之名为（赵）曙，群臣称贺。可赵曙依旧不停地辞让。司马光忍不住了，于八月二十七日上《请早令皇子入内劄子》[6]，指出，负责传达诏书的内臣徒劳往返，这是失职，应与惩办。而皇子的名分不是官职，可以辞让。赵曙既为皇子，理应朝夕定省（早晚问候），岂可久处外宅？仁宗看了司马光的劄子后，令宗正寺促其进宫，并在皇宫为他收拾好宫殿，如若不从，便强行用轿子把他抬进来。为宗实写辞呈的是一个叫孟阳的人，每写一道辞呈，得钱一百贯，他一共写了十八道，得钱一千八百贯。在得知司马光的劄子已有对赵曙的责备之意，虽许以重赏，他也不敢再写了。赵曙说，我不愿进宫，不是摆谱，而是避祸。孟阳说，你再推辞，群臣就会另立他人，到时候你的祸能躲过去吗？赵曙这才进宫了。
[1]《传家集·卷二十》。
[2]《传家集·卷十九》。
[3]《传家集·卷二十二》。
[4]《传家集·卷二十二》。
[5]《传家集·卷二十六》。
[6]《传家集·卷二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