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展墓，旬浃复东旋。”司马光此次回乡，仅只停留了十天，本是“顺途歌《式微》”回来的，为什么又匆忙回朝？“岂负襁褓受，横遭章绶（官服）缠。”他在扫墓时所作的这首诗说明了原因。思想是怎么转变的？
白说也要说
在鸣条岗祖茔父亲司马池的墓前，父子进行了一次心灵“对话”。他问父亲，儿身为谏官，每见政令有失，用人不当，便不避斧钺，直言进谏，但几无一言被采纳，如此谏官，不当也罢。他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回答，说一不二的是权臣，顺竿爬的是佞臣，犯颜直谏的是诤臣。为臣当为国尽忠，岂可一言不被采纳，就弃君而去？
他越想越是这个理，可父亲不是也辞过谏官吗？而且正是以此为仁宗所知。不过，父亲辞谏官，是因为认为谏官不适合自己。自己呢？自认为谏官很对胃口，毫不推辞就高高兴兴地上任了。只因遇到了挫折，就心灰意冷了。他对父亲说，儿最恨奸佞小人，见之则痛加搏击，先后弹劾了知寿州张叔鲁，知莱州王逵，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张田，陕西都转运使陈述古，朝廷大臣张方平、程戡、贾黯，边帅施昌言、孙长卿，等等，甚至还包括英宗的藩邸旧人王广渊，至于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小人太多，都弹劾不过来了。坟墓里仿佛传出了父亲的声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直言进谏，要讲国家大事；待人处事，要有长者之风。是啊！他想起了父亲在杭州被转运使江均、张从革诬陷而降知虢州，还没离任，江、张贪赃事发，人劝父亲反戈一击，父亲说，乘人之危，吾不为也。人称父亲有长者之风。
父亲有长者之风，恩师庞籍也有长者之风。可惜，两年前他先仁宗而去了。司马光没能去山东向恩师告别，在京师写下了《祭庞颍公文》《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二十七前与他一起金榜题名的“同年”好友，已经过世了两个，石扬休与庞之道，自己已四十七岁了，应该像个长者了。
扫墓之后，司马光去了一趟魏云夫山庄。所谓山庄，其实是一座庙宇，据说是宋初一个叫魏云夫的和尚化缘修建的，建在中条山东麓的白云深处。他去山庄，是想求一份暂时的清静。爬上山峰，进得山门，小沙弥将他引进大雄宝殿。只见长老坐在蒲团上，微闭双眼，双手合十，正在念经。司马光不敢打扰，静静地站在一旁，突听长老问道：“施主莫非司马谏院吗？”司马光拱手回答：“正是，涑水司马光。”长老微睁慧眼，也不转身，说道：“施主面藏隐忧，乃为是非所困。”司马光说：“愿赐教。”长老说：“俗人谓是，其实为非，俗人谓非，其实为是。走出三界，便无是非。”司马光知道长老所说之三界，天、地、人也。这涉及到不同的哲学思想，司马光是儒者，但也吸收佛、道之精华，认为“物出于无，复归于无”[1]，“人之生，本于虚……业终，则返于虚”[2]，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死了就走出了三界。但与佛家的“出世”观相反，他是坚定的“入世”派，“天者不为而自成，人者为之然后成”[3]。他没有与长老论争，但长老从他的沉默中已经明白了一切，说道：世俗之人，自有世俗之烦恼。说罢，自顾念经，置司马光于无。
长老说得没错。他因想逃避朝廷中的烦恼而回乡，而回乡后又遇到乡下的烦恼。“青松敝庐在，白首故人稀。”回乡扫墓自然要见亲人和乡亲，两杯浊酒下肚，“白首故人”们向他诉说起民间疾苦。曾几何时，司马氏所居之坡底村还是个富裕的村子。这得益于其堂伯司马浩，他说服县官，在涑水下游筑了一座坝，使乡人尽得灌溉之利。但近几年来，灾害频仍，先是洪水冲垮水坝，接着干旱让涑水断流，再后来蝗虫吃光了庄稼，去年好不容易获得一个好收成，偏偏遇到刺义勇，三丁刺一，没有刺的也要出钱。因刺一丁补贴二千文，上头没拨，全靠老百姓分摊。君实啊！你是朝廷大官，回去得给皇上说说呀，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呢。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就是因反对刺义勇而气着请假回乡的。他不能给乡亲们讲这些，但为民请命的激情像一把火，烧得他坐卧不宁。在乡间故居里，他写出了《言钱粮上殿劄子》，要求废止给人民的额外负担。尽管他知道这多半也是白说，但白说也要说。他决定尽快回京，回去参加战斗。
挑战欧阳修
司马光回到京城，刺义勇的事情，已经被一件士大夫们认为更大的事所掩盖。一场史称“濮议”的礼法大论战开始了。
所谓“濮议”，即关于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该怎么称呼的争论。从第十三章我们知道，因仁宗无子，便立堂兄濮王之子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继承皇位。在今人看来，“濮议”非常无聊，甚至无理。允让是英宗的生父，当然要称父，死后要称“考”。但按封建礼法和春秋大义，英宗是被仁宗立为皇子后才继承皇位的，应称仁宗为父皇，那生父允让该怎么称呼呢？问题就来了。一个是血缘关系上的理，一个是封建礼法中的礼，两相冲突。
司马光早就估计到英宗继位后会追尊生父，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调解两宫矛盾时，就在《上皇帝疏》中提出了“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观点。仁宗和濮王允让虽然都是太宗赵光义的孙子，但仁宗为大宗，濮王为小宗。重大宗、降小宗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应称仁宗为父，而不可再称生父允让为父。根据何在？有史为证：“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汉武帝之被废太子、汉宣帝之祖父）、史皇孙（卫太子之子，汉宣帝之父）；（汉）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钜鹿都尉，刘秀祖父）、南顿君（刘秀生父）。此万世法也。”[4]至于汉代的哀、安、桓、灵四个皇帝，从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祖、父，这不是孝，而是犯义侵礼，是昏君所为。司马光希望英宗深以为鉴。在司马光上疏后，宰相韩琦等也建议：“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请下有司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合行典礼，用宜称情。”就是让有关部门拿出一个意见，如何称谓濮王和他的三位夫人，他们应该享受什么待遇。当时，英宗指示，此事要等仁宗“大祥”（死后二十四个月）之后再议。到治平二年（1065）四月，“大祥”日已过，此事被提上议事日程，英宗下诏，让礼官与待制以上讨论，拿出具体意见来。
面对皇帝的诏书，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都吓得不敢吱声，因此事历来敏感，弄得不好，轻则丢官，重则丢命。司马光刚刚从老家扫墓回来，见大家噤若寒蝉，果断拿起笔来，写道：
为人后者（过继给人）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老皇帝死了）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袛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而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太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传家集·卷三五·与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典礼状》）
这里面的要害是“尊无二上”四字。在亲生父母和入继父母之间，只能尊一而不能尊二。
司马光起草后，“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和台谏（御史台、谏院）官都愿附议。王珪犹豫了一个多月，终于让人抄录，以二十名“两制”和台谏官名义上呈。就这样，司马光成了台谏派的旗手。韩琦等执政大臣看后，认为此状没有明确回答濮王“当称何亲（称谓），名与不名（是否存其父子关系）”。司马光、王珪等议定：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宜称皇伯而不名”（不存其父子关系）。但是，副相欧阳修作《为后或问》上篇[5]，提出了与司马光“尊无二上”相反的观点——“降而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