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后者不绝其所生之亲，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经》见之。”“何谓降而不绝？”曰：“降者所以不绝，若绝则不待降也。所谓降而不绝者，《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问者曰：“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己者，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若于所后父为兄，则以为伯父；为弟，则以为叔父。如此，则如之何？”馀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
欧阳修认为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没有根据，特别是“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然后引经据典，论证“降而不绝”：“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降丧服即不用穿三年孝服，而在心里守孝三年。之所以要降，是因为已为人后，以表示重大宗。
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之于制服也，为降三年以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著于《六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见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
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曹太后听说欧阳修提出了“降而不绝”论，派人送来手诏，严厉责问执政大臣：究竟想干什么？太后的介入使这场礼法之争的火药味一下子变浓，等于逼着朝臣必须在太后和英宗之间选边站。英宗不得不下令暂停，让相关部门广泛搜集典故，但争论既已展开就很难停下来了。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判太常寺范镇、道学先生程颢等参与进来，支持“尊无二上”论。司马光更是觉得这场争论关系到大宋的皇统，绝不可妥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英宗之所以能继位，因为他是仁宗立的“皇子”，若无“皇子”身份，而是濮王之子，能继位吗？追尊濮王，那就会影响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挑头与欧阳修论战。
八月十七日，司马光上《言濮王典礼劄子》[6]，要求英宗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执政大臣意在尊濮王为“皇考”，以“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公议”。
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令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没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
坦白地说，此奏足以表明司马光维护礼法的赤诚，但不足以驳倒欧阳修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汉宣帝和汉光武的史实引用前后说法不一，这是硬伤。欧阳修接着写了《为后或问》下篇：
“子不能绝其所生，见于《经》，见于《通礼》，见于《五服之图》，见于律，见于令，其文则明矣。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曰：“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问者曰：“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得为子于彼，此岂非人情乎？”曰：“是众人之论也，是不知仁义者也。圣人之于人情也，一本于仁义，故能两得而两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谓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为人后者，权也，权而适宜者，义之制也。恩莫重于所生，义莫重于所后，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而未尝相害也，故人情莫厚于其亲。抑而降其外物者，迫于大义也，降而不绝于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则仁不害乎义，降而不绝则义不害乎仁，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
欧阳修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但似乎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个人公开响应。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开封发生了严重的水患，淹死人、畜无数。皇宫内也一片汪洋，洪水冲垮了侍卫部队的营房，死者知姓名者有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司马光觉得“灾异应时君之德”[7]，借机上疏说，“大臣专权，甚于先朝”，天下失望，暗示追尊濮王是灾异发生的原因，劝英宗虚怀纳谏，潜心修德。这场天灾带来一阵上疏高潮，无非是借天说事。
输了辩论赢得名
转眼到了治平三年（1066）正月，“濮议”仍然没有结论，最后完全演变成政治斗争。韩琦等人执政太久了，太后垂帘也好，英宗亲政也好，其实是宰执当家。台谏派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宰执为英宗尊崇亲生父母寻找理论根据，是投其所好，意在控制英宗，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张“降而不绝”的是“两府”大臣，才五六个人；而主张“尊无二上”的是“两制”与台谏，二十多人。争到后来，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司马光打起了“多数”牌，说如果三个人有两种意见，一个人应该听两个人的，少数服从多数。
但执政不比台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必须着眼现实，稳定政局。英宗与太后本已互相猜忌，好不容易太后才被迫撤帘还政，现在如果按司马光所议，剥夺英宗对生身父母称亲的权利，两宫矛盾必将再次激化，以至于不可收拾。韩琦、欧阳修也想赶快结束这场愈来愈情绪化的争论，想出一个主意：先动员太后出手诏，追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显示太后之慈以安慰英宗；然后由英宗降旨谦让，显示英宗之孝以安慰太后。如此这般后，双方各退一步，按欧阳修的“降而不绝”方案处理。在韩琦等秘密游说两宫时，不知怎么风声传了出来。
司马光听到这个“闻诸道路，未知信否”的消息，马上上《论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劄子》[8]，质问道：“今臣不知陛下之意，故欲追尊濮王者，欲以为荣邪？以为利邪？以为有益于濮王邪？”他分析说：
第一，于皇上不足为荣。“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继追尊其父为皇者，自汉哀帝为始。其后安帝、桓帝、灵帝亦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尧、舜、禹、汤，不以为法，而法汉之昏主，安足以为荣乎？”
第二，于皇上不足为利。“海内之心所以归附陛下者，为亲受仁宗之命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号与濮王，海内闻之，孰不解体，又安足以为利乎？”
第三，于濮王也无益。“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饰虚名也。孝子爱亲，则祭之以礼。今以非礼之虚名，加于濮王而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
结论：“三者无一可，而陛下行之”，是上了一二执政大臣的当，他们只能自欺，骗不了天下人，希望陛下速罢此议。
韩琦等执政没有理会司马光，仍按原计划行动，最后决定，对濮王和夫人，不受尊号（即不称皇），只称亲（父母亲）；在濮王陵园立庙，封其子赵宗朴为濮国公，负责祭祀；令臣民避濮王名（允让），讳“让”字。
这等于宣布：欧阳修的“降而不绝”论胜，司马光的“尊无二上”论败。
这一“判决”遭到台谏官集体抵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带头上缴告敕（委任状），英宗派人送回，吕诲不接，声言与宰执势不两立。欧阳修被台谏官视为“首起邪说”的奸佞，成了“箭靶子”。一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对英宗说，台谏既然与辅臣势难两立，若臣等有罪，请陛下出臣等而留台谏，反之，也请降圣旨。
两派都以辞职相威胁，英宗不得不“二选一”，犹豫再三，最后决定留执政而出台谏，吕诲、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被外放，谏官赵鼎、赵瞻、傅尧俞出使辽国回来，说曾与吕诲联名上疏，请求同贬，也被外放。
司马光首提“尊无二上”论，输掉了辩论，却赢得了名声。眼下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道德真经论·卷一》。
[2]《潜虚·名图说》。
[3]《扬子法言·卷四·问神》。
[4]《宋史纪事本末·濮议》。
[5]《宋史纪事本末·濮议》。
[6]《传家集·卷三十六》。
[7]《扬子法言·卷一〇·孝至》。
[8]《传家集·卷三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