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自嘉祐八年（1063）八月丁母忧后，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起，隐居于金陵讲学，完善了他的新学。神宗继位后，初召被拒，而此次奉召，却面有得色。他隐居时的好朋友王介写诗曰：“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讽刺他是假隐士。第一句是说，诸葛亮是蛰龙，刘备三顾茅庐才出来，而你是一召唤就上路。第二句是讽刺他不过是南齐的周颢而已。周颢隐居钟山，应诏入仕，其友孔稚圭写下著名的《北山移文》，借山灵之口，拒绝他再来钟山。其中的名句“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寒”常常被人引来讽刺假隐士。王安石回赠他一首《松间》[3]：
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这里，王安石巧用本朝的一个故事回答了朋友。隐士种放赴朝后回陕西，大臣奉命赋诗送行，翰林学士杜镐借口不会作诗，背诵《北山移文》讽刺他。种放很不高兴，说：“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处哉！”现在，王安石“丈夫出处非无意”，意在哪里？变法也。他从神宗的身上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同样预料到了此行的风险。在另一首诗中，他以《孤桐》自喻，表达了“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的心愿。意即愿像梧桐那样献出自己的身躯，斫成五弦琴，让明君奏出为民解愠的美妙乐章。
他来了。八年前包拯手下的“嘉祐四友”，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现在又在京师凑齐了。当年的中级官员如今都穿上了紫袍，而且都是翰林学士，又与当年一样同在一个部门，然而当年的亲密无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那时，大家可以拉着不讲卫生的王安石一起去澡堂子里洗澡，可以就王安石的《明妃曲》互相唱和。现在呢？翻阅正史、野史，我们都找不到他们工作以外的聚会了，昔日的朋友兼同僚只剩下同僚关系，而且很快就要壁垒分明了。
王安石一到京城，四月四日，神宗就迫不及待地召他越次入对，开门见山地问“为治所先？”王安石不假思索地回答：“择术为先。”
神宗到处在找治理之术，不仅没人给他，而且还否定术的重要性，唯有王安石说“择术为先”，这自然会让神宗兴致盎然。两人越谈越投机。谈到唐太宗时，神宗问评价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神宗说：“你这是为难帝王了。”王安石要改革，但也必须打尧、舜之道的旗号，否则，不但什么事也办不成，还会被当成“异教徒”被“烧死”。谈到最后，神宗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请求回去后写成奏章回答。这就有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劄子把北宋百年无事归结为两大原因，第一，由于太祖、太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宗、仁宗、英宗又没有失德。在历数“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后，指出第二个原因：“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这第二条讲得非常深刻，而且此前没有人讲过。辽自萧太后之后，就没有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们滋润地享受着宋朝所“助”之银帛，不思进取了，而且内乱不断。西夏元昊大败宋朝之后，国力耗尽，且荒淫无度，造成贵族之间残忍杀戮。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另外，国内虽灾害频仍，但都是局部的，没有全国性的大灾大难。所以王安石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他在劄子的最后劝神宗：“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劄子递上去，神宗连夜阅读，次日便急急忙忙地把他找来，问：“昨天读你的奏书，上面所指出的种种问题，你想必已有深思熟虑，赶快给我说说具体纠正的办法。”王安石回答说：“一下子说不完。希望陛下注意讲学，讲学弄清了道理，方法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火急火燎要变法的神宗，王安石给他讲要“知人事之不可急”，要先从讲学开始，可惜神宗没有听进去。在变法的程序上，两人分歧巨大，这一点被不少研究者所忽视。
因一个女囚，分两个营垒
讲学是司马光的强项，通过进读《通鉴》，宣扬礼治。现在，王安石也要通过讲学，为变法造舆论。如此这般，在经筵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好在是各讲各的，暂时还没有出现掐架的情形，但在经筵之外，两人为一个女囚的量刑问题开战了。他俩是翰林学士，不是法官，怎么管开了案件？
登州（今山东蓬莱）少女阿云，在为母守孝期间，“被”与韦阿大订婚。阿云嫌他相貌丑陋，趁他在地头窝棚熟睡之机，连砍其十刀，致其重伤。案发，阿云被捕，如实招供。案情并不复杂，但按照宋代法律，判决却有难度。《刑统》（刑法）有关条文为：“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曰“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这里所说的“故杀伤”，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故意伤害，而是指的没有原因的公开杀人。我们这里不讨论上述法条是否合理，只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就出在对“因犯杀伤”究竟该如何理解上。法律条文的过分简略概括，不要说让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颇感困难，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也难免感到云山雾罩。
知登州许遵是个进士出身的法律专家，当时正拟升任判大理寺（最高法院院长），拟给阿云减罪二等。根据：一、阿云虽已订婚但未出嫁，不能算妻杀夫（妻杀夫如子弑父，斩首没商量），而是一般杀人案件；二、阿云为母守孝期间被许配韦阿大，违背礼教，婚约无效；三、阿云首问即承，符合“按问”的从轻条款（颇似今日之坦白从宽）。此案上报后，大理寺、审刑院的判决为：阿云谋杀已伤，应处绞刑，但因其订婚非法，可减轻一等，即流放编管。这一判决被刑部认可。宋代最后审判权在皇帝，杀人案、疑难案均须御批。神宗批示，阿云“贷命编管”（流放）。这就等于说许遵判错了案，御史就此弹劾，许遵被判罚铜。但此案并未就此画上句号。许遵一面被罚款，一面升任判大理寺，他不服已经神宗批准的判决，请下“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详谳。神宗于是让司马光和王安石复审此案，拿出意见。结果是司马光赞成司法部门的意见，而王安石站在许遵一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没法拿出统一的意见，只好各自单独上疏，看似在说阿云案，其实是一场司法论战。
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刑九》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场论争，为方便读者，作者用白话文简要介绍。
首先，两人对“因犯杀伤”的理解分歧极大。司马光认为，“因犯杀伤”之因，是指本无意杀人，在犯盗窃、抢掠、拐卖人口等罪的过程中，因情急之下杀人。这类罪犯可自首之所因，盗窃之类的罪可免，按故杀论罪。谋杀与故杀，谋杀是有预谋的，故杀是没有预谋、直情径行地公然杀害。前者为重，后者为轻。“因犯杀伤”者自首后，若按谋杀判偏重，按斗杀罪判偏轻，所以法律规定“仍从故杀伤法”。因此，阿云案不属于“因犯杀伤”，“不在自首之例”。王安石对“因犯杀伤”之因的理解，除了司马光所说的情况外，还包括杀伤的原因，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动机。刑法既然说“因犯”而不说“别因”，而且谋杀罪分谋、伤、死三等，分处徒、绞、斩刑，可见谋杀之谋也属于所因的范畴。这样，阿云因守孝期间被强迫订婚，就可以作为“因犯杀伤而自首”而从宽处理。司马光认为这样理解是荒谬的，是把谋与杀当成了两回事，“谋字只因杀字生文”，不可另作所因之罪。
具体到阿云的定罪上，司马光说，阿云本不值得怜悯，皇上定为“贷死编管”已是最大仁慈。王安石主张“谋杀已伤，按问欲举（首问即承）、自首，合（合并两个减刑因素）从谋杀减二等论”，就是只判徒刑。
其次，关于此案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司马光认为，如果对类似阿云的罪犯减二等判决，“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原，奸邪得志，良民受弊”。王安石认为，司法部门所以死咬着“谋杀已伤不许首免”不放，是因为《律疏》在解释“因犯杀伤”时，举例说“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便以为所因之罪只有盗窃等，这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他驳斥了如果开了谋杀自首的先例，将鼓励奸人的说法，指出“若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按其意下了诏。但法官们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另选官再议，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奉命复议。三人复议后联名上奏：“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在这个问题上，昔日的“嘉祐四友”，王、吕、韩三人站在了一边，而司马光一个人站在一边。但他一点也不孤立，司法部门包括御史台的官员都支持他。
阿云案的争论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礼治与法制、革新与保守的公开较量开始了。
司马光打着礼治的大纛。现行的法律和判例本来好好的，你王介甫偏偏跳出来，在司法解释中标新立异，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想变法吗？
王安石打着法制的大纛。对不合时宜的法应该改变，但他暂时还没有力量变法，只能在司法解释上做文章。
两人还在学士院共事，但已经各自打起了自己的旗帜，虽还没有撕破脸皮，却已是方枘圆凿了。
[1]《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2]《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3]《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