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关于阿云案的争论没有完，另一场关于理财的争论又开始了。
坚辞“钱谷差遣”
神宗明确指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对帝国的财政紧张状况，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一清二楚。六年前的嘉祐七年（1062）七月，司马光上《论财利疏》[1]，指出财政状况已捉襟见肘，问仁宗：如果遇到大灾和外敌大举犯边，“将以何道救之乎？”他开了三剂“药方”：“随才用人而久任之”，“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省浮冗而省用之”。六年过去，仁宗、英宗先后归天，财政状况如王小二过年。国库空虚，内库（皇帝私人仓库）如何？神宗组织了一个班子清仓查库，结果吓了一跳，所剩无几了。熙宁元年（1068）六至八月，京师、河朔先后地震，震后暴雨，河北黄河泛滥，灾民嗷嗷待哺，朝廷却拿不出钱来。救灾大臣是拿着“空名敕”下去的。所谓“空名敕”就是空名的委任状，谁能拿出一定数目的粮食，就填上谁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为救灾而卖官。怎么办？司马光再次呼吁裁减冗费，好！神宗设想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裁减国用的机构，由司马光来负责。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神宗的这一安排。
我们知道，宋朝的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计府），再成立一个新机构，职能就会与三司重叠。但宋朝中央机关重复设置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如枢密院与兵部，审官院与吏部，审刑院与大理寺、刑部，三司与户部，都是叠床架屋，中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形同虚设，成了官员挂职的空衙。三司已将户部架空，再设立一个精简节约领导小组，就会与三司打架，有必要吗？神宗完全是出于无奈，旧机构如同大象屁股——推不动，指望他们改革，指望不上。他希望司马光来为他办成这件大事，司马光口头请辞未准，七月初三日又上《辞免裁减国用劄子》[2]说：
臣近曾乞别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所报称，若果能有益于国，臣何敢辞？
窃惟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积以岁月，庶几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也……
臣愚以为不必更差官置局，专领此事。
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
请辞的理由一是干不了，二是没时间干。那谁来干呢？“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来干，不必另“差官设局”。看了这个报告，神宗肯定是不高兴的，给你球，你不接，又给我踢回来了！
司马光的确是不想干，不想干是因为干不了。熟知历史的他对庆历年间的裁减冗费和实行新政的情况了然于心。庆历二年（1042），仁宗令御史中丞贾昌朝等裁减冗费，制度定出来了，却因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接着依靠范仲淹实行新政，其中最主要的是裁减冗官和更换尸位素餐的官员。范仲淹将不称职官员的名字一笔勾掉，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态度非常坚决，可吕夷简、晏殊、夏竦等权臣以朋党论为武器，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仁宗最怕朋党，支持新政的立场动摇。范仲淹、富弼赶紧以加强边防为名，主动请外，庆历新政就此如白云黄鹤。司马光能超越范仲淹吗？不可能。虽然他只是要求在五个方面裁减冗费，与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思路相距甚远，但要实行，每一步都要得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以他个人的力量，那是鸡蛋碰石头，唯有皇帝和两府大臣团结一致，才有可能动得了。
在司马光坚辞之下，这个拟议中的精简节约领导小组胎死腹中。
“桑弘羊第二”的政治帽子
熙宁元年（1068）是三年一次的皇帝南郊祭祀之年。按照惯例，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赏赐。对此，我们在第七章已有叙述，不赘，只说因财政困难，这次赏赐的标准已经大打折扣，过去两府大臣一人最高可得银、绢、钱八千（两、匹、贯），这次十几个人（原任亦在内）加起来才给两万，其中宰相三千，其余人不到一千。宰相曾公亮等执政大臣联合上了一道奏疏，说：“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神宗将这份奏疏批给学士院，要求翰林学士们拿出一个答复意见。未料在学士院讨论时，只有司马光一人赞成，王安石和其他人都反对。我们在前面第十五章已经看到，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要把赏赐的仁宗遗物（折合一千余贯）捐出，并且倡议两府大臣、副部长以上带头捐出，但无人响应，令他十分沮丧。现在，两府大臣主动提出辞免所赐，难道还不该赞成鼓励吗？而反对意见认为，区区两万，辞免了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相反却显得皇帝礼薄恩寡，有损国体。于是，司马光只好单独上《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3]。
劄子在讲了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后说，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应同心协力，痛加裁减，以救一方之急。凡布施恩泽，应从下开始；而裁减用度，应从上开始。臣以前讲的赏赐不节，这就是表现之一。即使执政不辞，也应裁减，况且已辞，裁之何损？
针对裁减显得礼薄的说法，他说，君子尚义，小人重利。治国者应以义褒奖君子，而以利取悦小人。如今大臣因为灾害，辞赏以救百姓之急，其义可褒；陛下因而听从，是厚遇而非刻薄。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但公卿大臣也不可全无赐予。文臣自两府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刺史（宋代四等高级武官的最低一级，分实任与遥领两类，实任称正）以上，内臣（宦官）押班以上，所赐减半，而以下一概不减。他最后说，我也知道裁减这点不能富国，但希望以此为起点，带动各方面裁减冗费。
神宗是要学士院拿出一个批复意见，现在只看到了司马光个人的奏章。一次迩英殿进读完毕，神宗问司马光：执政请辞郊赐的批复意见为什么不报上来？答曰：有人请假了。他没有说王安石。又问：你看应如何处理？答曰：臣的意见已经写在奏章里，请陛下广泛征求意见，亲自决定。神宗听出话中有话，问：有谁不同意？答：除了臣，其他都不同意。神宗有点激动了，说：朕赞同你的意见，准许辞赏，是成其美，而非刻薄。但减其半不合适，既然大臣恳辞，不如全免了。
神宗似乎已经下决心了。八月十一日，经筵结束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来到延和殿，汇报批复曾公亮等恳辞郊赏的事。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着神宗的面争论起来。关于这次争论，《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和《传家集》卷四十二《迩英奏对》的记载大同小异。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
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唐代宗每日让御厨给宰相供膳，宰相常衮请免），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赉，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
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徒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若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司马迁没有单独为桑弘羊立传，但在《平准书》中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桑弘羊为汉武帝理财，怎么能民不加赋（农业税）而国用足呢？主要措施有：第一，设立“中央造币局”，把铸钱权即货币发行权从诸侯、豪强手里收归朝廷，开中国历史之先河。第二，实行盐铁专卖。第三，实行均输法，简单地说就是赚差价，各地所收的实物赋，过去一律上送，用不完的出售给商贾，改为允许官府将多余实物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买回当地所缺又价格便宜的物资。第四，严课工商税（算缗），每赚二千者征税二百，中小工商业者减半，如有瞒报，鼓励检举（告缗），一经核实，检举者获偷漏税款一半之奖励，被检举者没收全部资产。第五，征车船运输税。第六，征高消费税，非官员或军人坐马车要交税。第七，实行常平法，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第八，移民六十万屯垦戍边。等等。对此，王安石的评价是：“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中唐著名理财家）粗合此义。”他觉得，太史公客观记录桑弘羊的言行，看不出其中有贬义。
对王安石的论点，司马光愤怒了，说：“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邪？此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岂可据以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