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只是被贬出朝的官员之一。在他之前，已有知开封府滕甫，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等。他们中除王拱辰外，都是言官或刚由言官改任他职。短短两三个月内，就有如此多的言官被贬，仅次于四年前的“濮议”。在“濮议”中，是司马光打出了“尊无二上”的理论旗帜。而这一次，保守派官员凭直觉感觉到王安石像幽灵一样来者不善，便仓促发起攻击，随便抓起一块污泥，企图把他涂抹成奸邪模样。看似热闹，却没有理论的武器。举旗责任，又要落在司马光头上了。
为什么是司马光举旗？
保守派中的大人物多的是，似乎轮不到司马光来扛旗，但人家却认准了这位旗手。这是因为：第一，他敢言，在知谏院和任御史中丞期间，被他弹劾的有两府大臣，有皇亲国戚，有宦官近幸，有封疆大吏，从仁宗到神宗三代皇帝，他都有劝谏和批评；第二，他有学识、有理论，可与王安石对垒，在御前与王安石论理财时，针锋相对，头头是道；第三，他特立独行，无朋党之嫌；第四，他品德高尚，两袖清风，无辫子可抓；第五，他性格倔强，直来直去，死不回头，视名节重于生命，容易被利用。在建储之议中，在“濮议”中，韩琦成功地把他当枪使，现在，想利用他的人多的是。
神宗在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同时，任命三朝元老富弼为宰相，加上原来的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唐介和赵抃，正副宰相变成了五位。五位当中，曾公亮以年老请卸任，富弼请病假不上班，坚持上班的是三位副相。三人中，王安石与唐介每事必争，争得水火不容，赵抃在中间和稀泥，打圆场。唐介曾为言官，在先朝就直声显赫，令人畏惧。在王安石还没进政府时，执政请示工作，神宗屡问：“安石怎么看？”唐介直通通地说：“动辄问安石，那就让他来干，先把我免了。”他没有被免，但王安石上来了。两人遇事必争，唐介辩不过王安石，官司打到神宗那儿，而神宗又站在王安石一边。唐介因此气得背部生疮而死。因此，朝臣用“生老病死苦”来形容政府：“生”，王安石；“老”，曾公亮；“病”，富弼；“死”，唐介；“苦”，赵抃。保守派将唐介之死归咎于王安石，吕诲列之为十大罪状之一。
用唐介的死做“罪证”是扳不倒王安石的，但从“生老病死苦”中，司马光却有“重大发现”：威福下移！就是皇帝的权力被王安石假借了。
五个宰辅，四个“老病死苦”，就王安石一个生气勃勃，他主导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当了皇帝的家。证据呢？有。郑獬等三人被贬，因他们的身份在“两制”以上，按规定应由宰相起草敕令。当时，两个宰相，富弼告假养病，曾公亮出使辽国，王安石便代行宰相职权，起草了敕令。这是严重的越权行为。可御史没有弹劾他越权，而是讲贬谪三人不公。你说不公，王安石却说，我现在还后悔，不该给他们留面子，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全部抖搂出来，以儆戒朝中小人。司马光一贯主张言者无罪，当然也愿为郑獬等三人开脱，但与其争论三人该不该贬，不如先追究此事办得是否有违政体。就像打官司，如果程序违法，就得从头再来。有人会说，既然神宗已有意贬郑獬等人，换谁起草敕令不是一样吗？不。在宋代，“两制”都有封还词头的权力，何况宰相？具体到这件事，如果让曾公亮起草，他会犹豫不决；如果让富弼来起草，他会断然拒绝。郑獬等人就可能留下来了。司马光就是司马光，一下抓住了这件事的要害。王安石也觉察到此事办得鲁莽，有越权之嫌，上疏请辞，神宗不准。
恰在这时，神宗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名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对此，神宗考虑了很久，早在王安石入朝之前，他就想设立一个领导裁减国用的专门机构，并且准备让司马光来负责（见上章）。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不几天，这个编外机构不仅设立起来，而且其职能远远超出了裁减国用的范畴，成为一个制定经济法规并监督执行的权力机关。其地位之重要，看其负责人的级别即可一目了然。神宗让两府各出一人共领，具体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枢密副使陈升之（旭）。两个执政大臣领导一个部门，宋代史无前例。神宗让司马光当裁减国用的负责人时，司马光反对另设机构，只是考虑到不可侵了三司的权，未料到今日的条例司俨然像一个二政府。神宗与王安石当然知道，设立条例司会侵了三司的权，但现存的国家机关老气横秋，因循苟且，何谈改革？而且，要改革就得起用一批新人，而拥护改革的多是中下级官员，资历不够，是进不了三司机关的，只有设立一个新机构，调人方可只问需要而不问级别。
事实正是如此。吕惠卿本是真州（今河北正定）推官（法官），调京编校集贤殿书籍，一个着绿袍的从七品芝麻官，如果按阶梯一级一级上，猴年马月才能进入决策层。而有了条例司，便可以任命他为条例司检详文字，级别很低，差遣却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实际主持条例司的日常工作。改革是要干实事的，条例司推荐的官员多为能员干吏。用能员干吏，好啊！好个鬼！儒臣大多长于议论而“不任繁剧”，能员干吏用多了，儒臣自然就用得少了。而且一旦成为用人导向，儒臣地位就会下降。在第十九章我们已见过陕西转运使薛向，司马光曾当着神宗的面说他晓钱谷而未必晓边事。他积极支持种谔收复了绥州，后种谔被连降四级，随州编管（见第二十章）。薛向因说过愿与种谔连坐，也被贬。墙倒众人推，接任的陕西转运使张靖弹劾他在陕西制置盐、马有问题。哪知神宗较了真，让他俩各摆事实，在朝堂辩论，在事实面前，张靖被驳得哑口无言，获罪。薛向的理财办法与桑弘羊差不多，民不加赋而用度足。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思路完全一致。所以，神宗任命他为江、浙、荆、淮等路发运使，统管六路经济。于是重用钱谷俗吏的议论出来了，把他多年前受处分的事也翻腾出来了。他到陕西赴任时，夜至灵宝县，在驿站与客商崔令孙争房子，崔有病，受惊吓而死，薛向因此而被贬知汝州，数月后复职。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 攻击薛向为“小人”，说他在陕西理财侵犯了商贾之利。两人赢得了儒臣的喝彩，结果却一个被贬到处州监酒税，一个被贬到衢州监盐税，而薛向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神宗以手诏慰勉。
司马光这次没有参与对薛向的攻击，一是他认为薛向确实知钱谷，二是他十分明白，条例司是改革指挥部，要害是要端掉条例司。把这座“庙”撤了，“长老”“和尚”就得散伙，变法就会作罢。而条例司是个非编机构，是违背祖制的，是有伤政体的。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大权旁落，最怕政体有变，要端掉条例司，阻止王安石，这就是突破口。
选准了突破口，却未能突破
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司马光于熙宁二年（1069）八月初五日亮出了反变法之剑，树起了保守派的理论旗帜，这就是《上体要疏》[1]。
他开宗明义：“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明帝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
何谓“为政有体”？“古之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叙（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