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故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南朝）宋、（北朝）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朱温建立后梁），四方幅裂，朱邪入汴，（被）比之穷（篡夏之有穷氏）、新（篡汉之王莽新朝），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南朝陈国）何所受？拓跋氏（北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前赵主匈奴刘氏）、石（后赵主羯族石氏）、慕容（前燕主鲜卑族慕容氏）、苻（前秦主氐族苻氏）、姚（后秦主羌族姚氏）、赫连（夏主匈奴赫连氏）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忧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这段史论把正闰说批得体无完肤，公开宣布摈弃春秋笔法，申明《通鉴》对各国不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不分正统与僭伪。可谓破天荒，划时代！司马光在政治上极端保守，而在史学上经与刘恕切磋后，显得颇有革新精神，虽然《通鉴》与《春秋》一样以维护礼制为宗旨，但至少在正闰问题和史料取舍上是造了孔子的反。
具体落实在编书上，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在公元纪年未发明和未被我国采用前，各国各朝各有各的年号。纪传体史书可各国用各国的纪年，而编年体史书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纪年，就没法将各国的事集中到同一时间段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上述“臣光曰”的最后一段说：
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南朝）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后）梁以至于（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刘备）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南朝）宋高祖（刘裕）称（西汉）楚元王后，南唐烈祖（李昪）称（唐）吴王（李）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东汉）光武（刘秀继承西汉）及（东）晋元帝（司马睿继承西晋）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不采用蜀之纪年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蜀亡于公元二六三年（后汉主炎兴元年），而晋代魏在二六五年（晋武帝泰始元年），如用蜀之纪年，这中间的二六四年就挂了空挡，而用曹魏纪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顺便交代一下，司马光在《通鉴》中采用曹魏纪年，饱受南宋以后的道学先生们的攻击，认为《春秋》是万世史宗，司马光背叛了史宗。朱熹为了复刘氏蜀汉之正统，将《资治通鉴》改编为《资治通鉴纲目》，三国时期采用蜀汉纪年。上述中间缺一年的问题咋办呢？不得不在中间加了一个孤零零的“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不伦不类。
刘恕在洛阳近一年，完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编。熙宁十年（1077）初冬，因思念年老双亲，要回南康。临别，司马光赠以衣、袜和一条自用的狍皮褥子。刘恕反复推却不果，勉强带着上路。走到淮阳，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过度，晕厥过去，醒来已是半身不遂，右半身不能动弹。他让人把司马光的赠物包好，托驿站寄还，回到南康，一边守孝，一边带病编五代的长编，自己口述，由儿子刘羲仲记录。编未竟（剩下一小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病愈笃，乃束书归之局中”，元丰元年（1078）九月病逝，年仅四十七岁。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6]中叹道：“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评点帝王，描绘礼治理想
刘恕走了，司马光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助手。虽有范祖禹在身边，但凭两人之力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任务，一时也不好找人填补空缺。刘恕生前曾建议奏请将司马康为同编修，司马光没同意，因为司马康才气平平，不堪此任。现在范祖禹又提此议，司马光考虑再三，只奏请他为检阅文字（校对）。司马康熙宁三年（1070）以明经科登第，此前官为大理评事、监西京粮料院（留司后勤科长）。从元丰元年（1078）十月始，书局由司马光父子和范祖禹三人组成。
一坐到书案前，司马光顿然有一种帝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对历代帝王，他的视角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仰视，而是史学家的俯视，行文就像老师对学生讲课一样。以史为鉴，就是打磨一面对照的镜子。应该让他们从中看到什么？是首先要解决且必须贯穿始终的问题。他力排正闰说，不仅因为此说难以自圆，而且因为不利于劝谏君王。“君权神授”可用来欺骗黎民，而帝王若当了真，就会有恃无恐，荒政忽治。他要将罩在君王头上的神秘光环去掉，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则天所制《豫州鼎铭》，最后两句为：“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妄说此乃玄宗李隆基的受命之符。宰相姚崇也上表祝贺，并请载入史册，布告中外。《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在记录此事后，“臣光曰”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
……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对一些君主崇信佛道，迷信阴阳，玩弄符瑞、图谶、占卜之类的行为，《通鉴》毫无例外地持批判态度。有学者认为，唯一例外是卷一百三十写南朝宋国前废帝刘子业之死，似乎印证了因果报应。四六五年（此年宋有三个年号：废帝永光元年、八月改为景和元年、年底明帝改为泰始元年），刘子业在竹林堂让宫人裸戏，一女不从，被杀，当夜他梦见在竹林堂有女子骂他“悖虐不道”，活不到明年夏熟。次日，他把一个相貌与梦中人相似的宫女杀了，夜间又梦见被杀者说：“我已诉上帝也。”天亮后，他请来巫师，巫师说竹林堂有鬼，于是，当晚他与群巫及诸妃前往竹林射鬼，未料被主衣（官名）寿寂之等人杀死，立湘东王刘彧，是为明帝。司马光看似在写因果报应，其实是在写多行不义必自毙。刘子业杀人如麻，杀得宫廷内外人人自危，寿寂之等即将被杀的人乃不得已秘密结伙反抗。
在《通鉴》中，司马光即使是对明君也坚持两分法，不吝批评其失误和缺点。唐太宗是历代公认的明君，司马光在肯定其功德的前提下，从玄武门之变就开始对他批评，不算隐于叙述中和引用他人之言论，所写“臣光曰”五条，只有一条是纯褒扬，其余三条是批评，一条是半批评半表扬。其中一条是批评唐太宗悔婚的。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借故解除了与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薛延陀的婚约，群臣纷纷劝阻，他说：“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弭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唯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对此，“臣光曰”：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昏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还有一条是批评太宗搞钓鱼执法和表扬他知错能改的：唐太宗即位当年，对官员受贿深恶痛绝，于是“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反对说，受贿当死，但您搞钓鱼执法，设圈套陷人于不法，恐怕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正道。太宗听了，欣然采纳，召五品以上官讲话，说，裴矩能当面力争，不拍马屁，如每件事都这样，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臣光曰”：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
（《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对农民起义，司马光虽与历代史家一样称之为“盗”、“寇”，但其描述往往相对客观。比如对唐末黄巢起义，他就没有像旧、新唐书那样一味妖魔化，在许多地方甚至用了赞赏的笔调。如写广明元年（880）九月起义军渡过淮水后，“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写起义军攻下洛阳后，“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写起义军入长安，“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道，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如此描写，意在给统治者以警告：“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尤憎官吏，得着皆杀之。”
司马光像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师，孜孜不倦地在向他的帝王读者说教。在历史的天空中，他可以自由地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评点帝王，描绘他的礼治理想。
[1]《宋史·刘恕传》。
[2]《传家集·卷五十三》。
[3]《传家集·卷五十三》。
[4]转引自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点滴集》第532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5]转引自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点滴集》第532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6]《传家集·卷六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