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很沧桑。他嗓音比较低，嘶哑，听起来格外沧桑。郭木鑫的情况跟我爷爷有些区别，我爷爷退下来快二十年了，当年在省城当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如今是离休老干部，每早起床，眼睛揉一楺，就有几百块钱的养老金进账，各种待遇不低。所以他笑口常开，自称“留得老命在，月月有钱来”。郭木鑫不一样，年轻时当过土匪，是我曾祖父手下一兵，解放后被判过刑，释放后与一个寡妇结合，生有四个儿女，一生波折。难得他也很长命，跟我爷爷一样。毫无疑问，我爷爷和他尽管各自有命，彼此间的瓜葛却很长，像深山密林里不声不响四处伸长的老藤子。
郭木鑫告诉我，爷爷给他打电话了。这些天总下雨，山路不好走，他这把年纪，身体很差，已经老长时间没出过门。明天他会领我上山，此间除了他，恐怕已经没有第二个人能找到那个地方。他要是忽然死了，那就都不知道了。
“难得年轻人有心。”他感叹。
我声明是爷爷让我来的。他默不做声。我告诉他本来爷爷也打算到这里扫墓，可惜身体有些不适动不了。哪想根本骗不了，郭木鑫一听就摇头，说不会的，他不会来。
“为什么？”
“他恨他。”
“可他非让我来不可。”
“他也想他。”
他的见解让我非常意外。
我在县城旅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动身。郭木鑫的小儿子跟我们同车前往，这人四十出头，模样厚道，长得精壮，言语稀少。他把一个纸箱和麻袋搬到车上，里边是他们帮助操办的祭拜用品，包括香炉、黄表纸之类。我们沿公路开行一个来小时，到了位于县西北的莲塘镇，这里有一条村道前往我爷爷的老家宫美村，路不宽，却铺有水泥，还算好走。宫美村四周全是大山，我们沿着村后土路进山，走到一个山坳，把车停在一排废弃的石房前，这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一处耕山队旧址，从这里往上开不了车，只存小道，必须步行。小道弯曲，一些地段陡峭，郭木鑫那般年纪，已经不太可以爬山，我和他儿子轮流扶他，有时干脆把他背起来，走走停停，慢慢上行。千辛万苦，走得非常困难。
我问：“当时怎么会埋得这么远？”
郭木鑫说：“这里不好找。”
不想让人容易找到。这个理由比较特别。
步行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走到了目的地。
那就是乱草丛中的一个小坟头。多年不修，坟堆已经基本平复，爬满荆棘，但是墓碑还在，是当地乡间的普通花岗石小墓碑。郭木鑫在草丛中找到了那个墓碑，指着它对我说：“就是这里。”
墓碑上刻的文字已经极其模糊，勉勉强强，可以辨认出一个“文”字。
我问郭木鑫：“当年是你把他埋在这里吗？”
他说还有另两个人，后来那两个都死了。
“是我爷爷让你们埋的？”
他点头。
“你不说他恨他吗？”
“恨死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文化革命年间那些事情？他点头，告诉我，文化革命那一年我爷爷给弄回老家，打了个半死，郭木鑫跟我爷爷在一起挨斗。我当时远未问世，还没有机会到人间报到。
如果我的共产党爷爷真的仇恨我的反共“司令”、土匪曾祖父，那么这种仇恨的方式相当奇特，有如他强使我从省城前来扫墓。据我所知，我的曾祖父吴文龙被打死后，曾草草就地掩埋。后来我爷爷安排当初掩埋他的土匪旧部郭木鑫等人又把他从初埋地挖出来，悄悄运回老家，移葬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给他修了坟堆，安了墓碑。事情做得相当隐秘，文化革命中却被揭发出来。有一批年轻人闻之气愤，让郭木鑫带路上山，要砸墓碑，扒坟堆，彻底消灭大土匪大恶霸吴文龙。不巧郭木鑫在上山时扭了脚，没能把路带到，便宜了吴文龙的遗骨。我爷爷林一新就没那么幸运，虽然他的工作单位远在省城，造反派硬把他从省城拉回家乡，让郭木鑫陪着，一起批斗，打个半死，说我爷爷为其父吴文龙拾骨修墓，是反共土匪“司令”的孝子贤孙。剿匪时田中央事件的老账也被翻了出来，认为我爷爷给吴文龙匪帮充当内线，暗中通匪，他自己毫发未损，害解放军排长等七位英雄壮烈牺牲。为了我曾祖父的这个墓和埋在墓里的这个人，我爷爷当年真是吃尽了苦头，他有足够理由仇恨他，他确实也表现出了这种仇恨——文革一过，我爷爷再次从省城前来，找到郭木鑫，给了一笔钱，让郭木鑫把深山里的这个小墓又悄悄重修了一次。
为什么这么做？只有我爷爷自己知道。
我发觉郭木鑫把他小儿子带上山，确实是经验之举，考虑周到。当天我们上山扫墓拜祖，绝无踏青之闲，纯属苦力劳动。深山野坟，乱草荒坡，多年没有打理，如今一至，免不了要割草培土，有所修整。带上山的工具有一把割刀、一支行军铲，我和郭木鑫的儿子轮流作业，苦干了大半天，把墓园整理出来。还好占地不大，没让我们无法收拾。而后把他们帮助打点的当地所称“四色”供品摆上，正式进入扫墓程序。郭木鑫指点我上香，巡墓，烧纸。他一遍一遍，用他听来异常沧桑的嘶哑嗓子向山坳里呼喊我曾祖父的亡灵，用的是简化方式，管我的曾祖父叫“吴啊”。他呼喊道：“吴啊，你间子孙来看你啦。”他的喊声拖得很长，在空旷的山间显得怪异而凄凉。
所谓“间子孙”是土话，意即曾孙子。
祭拜仪式结束，他没让我叩头。
我问：“不叩头可以吗？”
他问是我爷爷交代的吗。我回答是。他说：“那就叩吧。”
我在墓前下跪，叩头。这项业务确实很生疏，我如爷爷所提示，想象电影电视里见过的场景，认真加以模仿，身体力行。我身边嘶哑的呼唤再次响起：“吴啊，你间子孙给你叩头啦。”
完成全部任务，我们收拾物品，仔细查看，确认不留明火暗火，而后匆匆下山。
郭木鑫在路上说，我爷爷在我曾祖父坟前从不叩头，他亲口跟郭木鑫说过，决不。
隔天启程归返，独自一人。
回家后我爷爷问了一句：“叩头了吗？”
我说叩了。
弥勒佛笑口常开，其他的概不过问。
但是我打定主意了，这些事我得搞个明白。我知道爷爷心里有数，我这个年轻警察警院成绩优良，工作业绩也不错，他让我这么去跑一趟，有我的职业素质保证，我将从此牢记远方那个与我们有关的坟头方位，不会让它因为日后所有当事者，包括他和郭木鑫等人的离去，而在群山和记忆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爷爷肯定知道，作为吴氏家族唯一的一位男性后人，我有很强的好奇心，还有侦查能力，以往的那些事情，不需要他自己多说，我有办法去探知究竟。
3
早年间吴文龙非常了得，在他的部队被编入国军地方部队，被委为所谓“东南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之前，他绝无官方名分只算个土匪头子之时，其势力已经强盛得能够控制一县，国民政府派来的县长号称最高行政长官，在这里也只能仰其鼻息。
当年曾有一位新任县长到本县就职。上任之初，有人告诉新县长，他能管辖的区域只有县城一带，出了县城就是吴文龙的地盘。在吴文龙的地盘做任何事情，包括收税派捐，都需要吴氏同意并提供大额分成，否则免谈。吴文龙的影响还远不止乡间，它早已渗透进县城的各个角落。为了证明所言不虚，那个人拿出一张小纸片供新任县长欣赏：不是什么稀罕物品，就是一张烟纸，当年乡民拿来卷烟丝的那种小小的薄纸片，这张烟纸唯一特殊之处就是上边留有字迹，写着一个数字“3”，还有一个“龙”字，数字和文字都写得歪歪扭扭，有如水蛇爬行。这张留有手写字迹的烟纸是什么？钱，纸币，它相当于三块大洋，可以在本县县城所有商铺里购物流通，可以兑换为现大洋。谁为这张烟纸提供保值？吴文龙。这种手写的个人货币不会被人仿制被人作假吗？本县没有人敢。
新任县长不相信，让手下人拿这张薄烟纸到外头购物，居然换回了一堆东西。县长惊异之际，不禁勃然大怒，说青天白日，如此土匪，无法无天，国不成国了。县里怕事者赶紧劝他息怒，说堂堂县长，别为巨匪伤身。他们还劝告县长抓紧时间，到吴文龙匪帮的大本营莲塘宫美去拜见匪首，互相接洽，协商合作，以便顺利开展县务，治理一方。他们说，这是规矩，去晚了就算失礼，土匪会不高兴的。
于是又应了那句老话，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本县这块屋檐居然不是县长的，是人家土匪头的，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新任县长尽管满腔义愤，只好委曲求全，以大局为重，带着一干随员，携若干礼物，跋山涉水前往宫美，去拜会土匪。如此很给面子，却不料吴文龙自有线人，知道新来的这个县长口出狂言，有些臭毛病，于是就把他收拾了：县长一行还没走到莲塘，就在一个山口处被不明匪帮劫掠，枪支金钱尽被抢走，两个试图抵抗的卫兵被当场枪杀，县太爷及其随员们的长袍马褂尽被剥光，各自只穿一条短裤放生，一路逃归县府。
这个县长羞愧不已，交张辞呈走人，吴文龙因此势力更盛，远近得知。类似事情发生多了，终于让当局无法容忍，国民政府派部队进剿吴文龙部，试图根绝本地匪患。吴文龙注意保存实力，不与进剿的正规军大打，只与他们在山区周旋，双方拉锯了一年有余，而后政府方面宣称剿匪大胜，匪患解除，正式退兵。不过几天，吴文龙率部下山，卷土重来，迅速夺回旧日地盘，继续杀人放火，重新成为本县最具影响力的一大土匪。官匪双方争斗几个来回，最终政府方面认定此匪难剿，知难而退。时逢国共内战再起，为了应对内战新局势，决定对吴文龙部改采招抚一策，在承认和维护吴文龙已有势力范围和利益的基础上，吴部终于接受改编，吴文龙成了吴司令。
这都是早年间的事情。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这个时候，尽管吴文龙依然掌握着本地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敢于围堵莲塘，企图劫掠军火，悍然制造田中央事件，杀害解放军代表，表现得如此强悍，如此有恃无恐，毕竟时代有变，已经不似当年，吴文龙匪帮进入了穷途末路。不说别的，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了共产党，跟着解放军一起回来打老子，这老子真也是当到头了。
吴文龙与大儿子林一新间的恩怨，说来也长。小名“阿九”的林一新是吴文龙头一个压寨夫人生的，这个压寨夫人就是当年吴文龙从花轿里拖出来的新娘，本县商会会长正在过门的儿媳妇。当年吴文龙抢新娘杀新郎，做出天大案子时还是个小土匪，并无太大势力，这一抢一杀让他名声大噪，于多如牛毛的匪帮中突然崛起。被抢为压寨夫人的新娘出自本县南镇水乡一个大户人家，端庄秀美，知书识礼，眼看门当户对，结了一门好姻缘，却不料一朝生变，横祸飞来，成了寡妇，填了匪窝。她被吴文龙藏于老家后边的大山里严加看管，隔年于山洞中为土匪产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林一新。当时木已成舟，压寨夫人不再奢望另谋生机，只是恳求吴文龙，请其准许把儿子送回娘家，交孩子的外婆抚养。吴文龙年幼丧亲，入道为匪，当时根基未稳，势力不及，抢压寨夫人容易，养孩子却难，特别是林一新出世后体质不佳，屡屡生病，动辄哭闹，匪窝里条件很差，只怕弄不好小命不保。考虑再三，吴文龙觉得暂时送走也好，毕竟亲生骨肉，死了可惜。于是让压寨夫人写封信，包点钱，派人把小孩送下山去。
林一新因之在外婆家长大。到他懂事的时候，吴文龙已经势压一县，身下纳了几房小妾。林一新的“姨阿”母亲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接生时没弄好，孩子只活了几天，她也落下病根，再没生育。她从此心灰意冷，吃斋念佛，终被吴文龙送进老家大山上的尼姑庵修行。吴文龙后娶的几房小妾给他又添了六个儿女，六个小的都在土匪堆里长大，不像他们的同父异母哥哥林一新从小寄居于山外。
从懂事时起，林一新每年都会被悄悄接进山里，跟他的“叔阿”和“姨阿”，以及弟妹们见面。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不好，因为打小不在一起，彼此不亲，加上林一新脾气很倔，见了父亲从不主动叫“叔阿”，非得母亲再三催促，才勉强认账，为此让吴文龙痛打过几场，打得父子俩越发像是仇人。吴文龙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大儿子，总是生气，说这兔崽子要不是亲生儿子，是他手下土匪，早让他枪毙几十回了。林一新与母亲的关系却不一样，从来心气相通，小时候是因为母亲护着他，长大后是因为同情母亲的遭际，他总是表现得好像只是母亲一个人的儿子。
林一新在县城上小学和初中，而后去省城读高中，又考取了那里的一所大学。到省城读书后他很少回家，跟父母的联系主要是写信要钱，要得特别多，远比其他学生会花。当时吴文龙已经控制一县，拿张烟纸画几个符就能顶钱，不缺大公子几个开销，但是年轻人花钱有如流水，到底玩个什么，也让吴文龙生疑。他悄悄派得力人员到省城一查，搞明白了，原来他这“叔阿”在此间辛辛苦苦，打家劫舍，做土匪当恶霸，提着脑袋聚敛家财，却让那小子在省城当了及时雨宋江、散财童子，拿父亲的钱满世界撒。林一新的众多同学并不知道他有个土匪老爹，却知道他家有钱，而且最不把钱当回事。同学们有事没事，上街下馆子，永远请林一新结账。谁家里失火了、死人了，手头吃紧，急要钱用，怎么办呢？这里有一尊活菩萨，尽管找他，从来有求必应。
林一新居然还有理由，声称不干不净的钱尽管要，花光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