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2章 草庐学案（黄氏原本 全氏修定）（7）

《春秋》，圣人经世之书也。书成一岁而孔子卒，当时高第弟子，盖仅有得其传者。历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说者殆数十百家，其深知圣人制作之原者，邹孟氏而已矣。盖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熄而诗亡，然后《春秋》作。」此孔、孟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周虽失政，而先生《诗》、《书》、《礼》、《乐》之教结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恶有刺。迨其极也，三纲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则文、武、成、康治之始湮灭无余矣。夫世变如此，而《春秋》不作，则人心将安所底止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隐、桓之世，王室日卑，齐霸肇兴，《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国日衰，晋霸寖废，《春秋》所由终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诬也，是以圣人详焉，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策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遗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议也。孔子，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盖其失由《三传》始。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谷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常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后世学者，舍《三传》无所师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传》者，则臆决无据，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至永嘉陈君举，始用二家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用所书，以其所书，推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义。公、谷所谓常事不书，乃笔削之一义，不可通于全经。陈氏于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每断以常事不书之法，且或以为夫子所削，其不合于圣经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盖尝论之，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弒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子生则书，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则止书来逆。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军赋改作踰制亦书，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崩薨不赴则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九曰，虽霸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于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止书其事，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自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大体，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搜狩越礼，军赋改作踰制，曰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类之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之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二曰，假笔削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至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着非，诸侯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着，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异同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裔虽大皆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霸者兴，中国无霸而荆楚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霸，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霸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夏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兴，以却攘为功。自晋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国，甚至假讨贼之义，以号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一不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虽变文犹不足尽义，而后圣人加之以特笔，所以正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不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惟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然圣人议而弗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录则为褒，恶而见录则为贬，其褒贬皆千万世人心之公也，圣人何容心哉！辞足以明义斯已矣。是故知存策书之大体，而治乎内者，恒异乎外也，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笔削以行权，而治乎外者，恒异乎内也，则谓之实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经之体要，议而弗辩，则凡谓《春秋》赏人之功，罚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贬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论圣人矣。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其刻深辩急之说，皆不攻自破，然后《春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虽然，使非孟氏之遗言尚在，则亦安能追求圣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岁获闻资中黄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于是思之十有余载，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说以考《三传》及诸家陈氏书，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乃辑录为书，名曰《春秋集传》，凡十五卷。尚虑学者溺于所闻，未能无惑，别撰《属辞》八篇，发其隐微，传诸同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