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觀物篇
孔孟之書出，而其道明。逮其道晦，則王化弊。非書之不傳，言道者之不明也。列國而下，漢唐之盛稱，知行者寡矣。宋興而道著，周子暢太極未明之蘊於前，邵子發先天無窮之理於後。由是而羲、文、周、孔之旨，繼絕學者莫若是也。聖人之道本乎心，《易》心學也。邵子之言曰：心為太極，為學養心。先天之學心也，其言心至矣，其論理明矣，暨圖方圓，以盡《易》之妙。雖天地之大，陰陽之微，鬼神之幽，象數之奧，有無之變，物之至廣，理之至神，皆出乎太極，復歸於太極者，斂之於一心而已。充而宇宙，散而毫忽，其潔淨精微，淵探幽眇，可謂詳矣密矣。此其所謂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又曰：不以心觀物，不以我觀物，不以物觀物也。若堯、舜、禹、湯之禪，有德功放殺之異；周、秦、漢、楚運祚之修短，擇乎善惡而已。是知治亂由義利之所尚，邪正由言行之所致，凡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若水鑑之燭，毫髮不能隱。則其反觀者，所謂聖人能一萬物之情哉。是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也。大而化之，則天地陰陽之數，以無體之一以又自然，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故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則天根月窟之往來，存乎無極之問矣。與周子之言豈不合歟。自有《易》以來，後之疏議者千百其人，而造聖人之旨者，幾何能達夫未畫之先乎。然世之慕者，徒求幽閑逸樂之餘，於其道則未知有聞焉。韓子讀荀，取其近孔子者，復以雄亦聖人之徒歟。若《太玄》之於《易》方之，邵子之謂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若用智數由逕而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其見豈不相去遠矣。是足以知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焉。豈非至神至聖者乎｀，其亦信不誣矣。孰得善養心者，與之言心學也乎。嗚呼，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若邵子者可謂窮神知化矣。復有謂之聖人所不論者歟。
讀董仲舒傳
予觀三代之下，周衰而王道息，秦承戰國之習，氣灘志悖，火詩書於灰燼，道之傳遂竟泯泯無聞矣。漢興而天下大治，而其腐儒曲士猶循故習，不能彰先王之教於既絕之餘者皆然。文帝號稱賢主，有一賈生而不能用，千載之下讀其言，尤有悲憤者焉。況有非賈生比者哉。若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舉賢良文學，而仲舒對策焉。當是時，君臣遇會，又豈秦所敢望哉。其言足以發周衰之弊，得王道之正者，仁義橙樂為之本也。性命情質之辨著，陰陽刑德之論切。由是觀之，天人相與之際，禮節修於身，善惡感乎天，堯、舜、禹、湯之相傳不已者，守一道而無究弊之政也，是豈秦漢庸庸之徒所能至哉。以武帝之英果，卒三策而不能略行之，乃出為江都相，亦豈不為當時惜哉。有如公孫弘希世用事，以治經得侯，乃嫉正論而遷之膠西。仲舒雖不獲倡其道，正身以率下，兩事驕王而皆尊禮之，卒以修學著書終於家，是非能全乎進退之道也哉。其言曰：正其議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逮宋二程子出，而後述明之，始足為後世法。蓋當是詩，已非斑、賈、劉、楊之足倫擬，況其後也哉。太史公以為：劉向稱仲舒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殆不及也，為之過是。向子故之言誤矣。使仲舒遇其君行其道，亦豈不伊、呂之效哉，又何管、晏之足方歟。何也？以管、晏特霸者之佐，所能行者霸者之事也，又豈王道之大者若乎。且以其師友淵源所慚，猶未及乎游夏。則周元公繼絕學於不傳，倡道於宋，至今學者皆宗之，道未始亡也。又豈淵源之為戾哉。使太史公其見乃爾，蚓後之不足知仲舒者乎。而或知其槃者，欲禮之於廟，配祀孔子，以不忘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明二而卒莫之行，豈不惜哉。然以仲舒之道之言，故不係乎祀否也，抑亦何其遇知之難也。歷百代而同焉。夫以漢武之智，尤舍而弗用，蚓下乎是者哉，其亦不足感也矣。
書文章正宗後
三光五岳之氣發而為文，文所以載道也。文著而後道明，而必本諸氣焉。元氣行乎天地，而道所以立矣。古之有德者必有言，蓋其和順積中，英華發乎外也。非道充義明，其能見於言哉。是以真文忠公集《文章正宗》，以得源流之正者，日正宗也。其編次之目凡四，其體本乎古，其指原乎經，否是，辭雖工不錄也。首日辭命，次日議論，次日叔事，次日詩賦。惟虞夏、列國、西漢，及唐初之文，本於《左氏》；繼而可則者班、馬、韓、柳，續以歐、蘇、曾、王首焉，餘所不載。其立法辨制嚴矣，蓋以道德為之基，理義為主，而發乎詞章者必得性情之正，而後合乎是也。由是觀之，則雖古人之言，允合者亦幾希矣。蚓後之未達乎此，而妄謂之文，欲求名家合轍者，其可得乎。然亦惟道未之著，氣未之充焉耳。夫學也，所以窮理以致用，必本乎道，養乎氣。知所養，則氣充而道立，文有不工者乎。余志於文凡二十餘年，問探其要。六經而下，若漢唐諸家盡味之，將上訴三代之言，以究與經為之表裹者焉。所愧學力駑怠，未之博洽貫通，探所自懼。及究是編，而後明徹廓達，而信之益篤，得之益大矣。或所適未正，所養未至，而不足預是者，亦瞭然可辨矣。嗟夫，世之鮮知此者，惟藻繪雕飾、纖碎委靡，視此不啻千里之遠，萬仞之危，孰知其行之未至，亦必由其方而後達也哉。其或知探源流之緒於菁華抹截者，求之無教，其於文忠之餘意，孰無所得哉。且獲忝繼其末者，得不自幸歟。
辨荀子
《荀子》書三十三篇，其始於《勸學》、《修身》，本諸仲尼而言。《儒效》、《君道》、《臣道》、《王霸》、《禮樂》次之，似知王道之端矣，而富國強兵之辨雜焉。乃明言性惡之不可治，皆得之本然。而偽堯舜，闢思孟，是所以成李斯之亡秦，戰國縱衡之習可得而逃哉。斯師於卿，斯之亡，卿之道可見矣。當是時，孟軻與之時上下，曾不聞萬章之徒，所記軻之言，果何如哉？使軻之言性善，首對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其或不足法之當時，以及千萬世，則卿之言，其患去楊墨豈遠哉。韓愈氏以為倡道於不傳之餘，乃日語焉而不詳。是果不暇辨夫性惡之恨，而亦有未明者焉。其必以卿視軻之言，未必日非特信有未及乎。抑齊襄時，卿以老師大儒見重，豈無一人能與論王霸之異，而皆宗師之。是非以哀公堯問之說，以誇誘之乎。蓋以營巫祝、信機祥之術然哉。此其後世惟知其言之善，而鮮辨矣。
辨陰符經
史稱黃老者，以黃老之道同也，而黃帝之言未之見焉。若子列子之謂黃帝書日者，大率與老同。而世傳惟《陰符》一經，為黃帝書，其文質而雅，深而要，非有道者其能是乎。昔唐李荃得之嵩山，云魏大武中寇謙之所藏。荃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其句義，三者未嘗不備。邵子以為戰國時書，程子以為非商末則周末，終秦之先有是文也。蓋以其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衰道晦，才智之士鮮知所趨，故各以私智窺測而立言。又日：正言者或駁不純，此獨用反言，而合於正，其必有取。夫大要以至無為宗，以天地文理為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善矣。而朱子謂或日此書即荃之所為也，義於荃本非深於道者也，則荃之不能至也，必矣。程、邵以其必商、周之文，非秦之先則唐固所不逮矣。豈非儒者諱言仙，而必．以其非黃帝作也。然朱子之疏，正以其詞支而晦，吾恐人見其支而不見其一也。且夫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能若是者，與天地同體，則道在我矣。此為一經之本。天性人心其理一，而見乎機者二焉。立天之道以定其機，過動者變化反覆存焉，則天人合發矣。惟能立道以定之，則萬化定基矣，動靜自得其常矣。雖修煉之道，亦可知矣。若五賊、九竅、三要、生殺、克制，皆盜夫機者使然，其盜既宜，則三才安矣。惟君子則固窮，而不敢妄作，小人則輕命而致患矣。蓋其莫能見莫能知，其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故聖功由是而生，神明由是而出矣。是以三返晝夜，以復其初也。絕利以守其源，則通晝夜一死生矣。以其瞽善聽聾善視，則其心專一而用師十倍矣。故天之大恩生於無恩，至公其存於至私，生死恩害，道無不然，皆理之自然也。惟至樂至靜者，能合三返之道，可以動靜而復見矣。其所見者，天地之文理。人見其為聖也，而我之時物文理，未嘗不同乎天地，所以謂之哲也。此愚人之所以以愚虞聖，以奇其聖，而我獨以不愚虞聖，以不奇其聖也。是以自然之道靜，而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則相推，而變化順矣。且天地以至靜生萬物，其道浸漸而長，則剛柔勝，而陰陽相推，變化無窮矣。此其至靜之中，自然之道。萬物生生之不息，以天地乃奇器也。雖律曆卦爻所不能測，故神機鬼藏也。八卦甲子，即邵子納甲之說，皆陰陽相勝之術，是可以造乎卦象者也。其始末文理，未始不貫通也。然世傳褚氏、蔡氏本，皆止於時物文理哲，而下有二十一句，乃朱子所深取者。則褚氏、張氏本為正也，推是而言之，三章之分雖曰各具一事，然明體達用，以至體立而用行，其非明乎動靜之機死生之說者，所能至哉。非黃帝之書，亦必商周隱君子所作也，信矣。孰可偏於道，偏於法術語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