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传统文化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在宋代文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也正因如此，这里开垦出一片培养真正精神贵族的自由沃土。
一生成败在澶渊
历史有时候和小说相似，在口耳相传中，将一个个动人也惊人的故事代代延续。从《三侠五义》中人们认识了包公，在《杨家将》中人们认识了寇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背后，大宋朝一边是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一边是寇大人的忠肝义胆。寇准以自己在皇帝面前不容忽视的分量，在杨宗保出征和穆桂英挂帅等关键问题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于是乎，寇准戏剧性的故事，就这样随着杨家将的历史流传下来。这其中虽然多少有些夸张，但作为宋朝顶级文臣之一的寇准，的确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宋代历史的书写。
寇准出身世家，19岁就高中进士。当时的皇帝宋太宗赵光义选官，喜欢倾向于年老持重的人，于是有人建议寇准把年龄填大一点，不料遭到寇准的拒绝，理由是：“准方进取，可欺君耶？”从步入仕途的那一刻，寇准的正直就为他迎来了无数的荣耀。
有一次，太宗因与寇准所奏之事意见不合，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而寇准居然敢上前一步，拉住皇帝的袖子，硬是把皇帝拉回到御座之上，直到解决问题。在任何一个朝代，这几乎都是脑袋搬家的事儿，但是在宋朝，却别有一番景象。因为宋朝的皇帝都颇有文化，所以也很能克制，绝少发怒，生气了也就是拍案而起。当皇帝能够如此，也算是仁至义尽、忍辱负重了。正因如此，宋朝的文臣们才勇于庭前犯上。在这一点上，宋朝的民主之风当为历代王朝之翘楚。
所以，宋太宗遭遇此事不但不恼怒，还称赞寇准，“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此举，无疑等于给寇准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要知道，自唐后，“魏征奖”基本上类似于如今电影界的奥斯卡，算得上是最高的奖赏了。
经历过朝堂之上的“拉拉扯扯事件”之后，太宗和寇准的情意就更坚固了。太宗一高兴，命上等工匠做了两条通天犀的腰带，一条自己御用，一条赐给寇准。虽然他们没能穿一条腿的裤子，却系了同款漂亮的腰带，二人之情深可见一斑。
然而，正直往往是一柄双刃剑，能够带来荣耀，也同样会有损伤。寇准由于太过正直，甚至有些刚直，有时候难免和人发生争吵。有一次就是因为在太宗面前，和其他官员互相揭短，惹得太宗龙颜大怒，将其贬至青州。然而，太宗外放寇准，并不是因为不宠爱他，而是希望他吃点苦头，收敛一些，也更能懂得点方圆之道。一年后，太宗不顾周围人的挑拨，下决心召寇准回京，并擢升为副宰相。
寇准进京，太宗喜出望外，伸出自己患了脚病的丫丫给寇准看，“你怎么来得这么迟？”这似乎有点像情人间的撒娇，也是人与人之间亲昵的一种体现。不料，寇准依然如故，不冷不热地说，“臣非召不得入京”；让太宗碰了一鼻子灰，一腔热情顿时化成兜头一盆冷水。可见寇准的棱角分明，非岁月和苦难所能磨平。
太宗虽感无奈，却依然信赖寇准。此番召其入京是为了立太子一事。寇准听太宗问此等高端时政，不敢妄下断言，只是说三种人的意见不能参考：一是后妃；二是宦官；三是近臣。言外之意，此三种人由于和太子的种种关系，都会为了既得利益而推举不同的人。太宗听后，深以为意，屏退了周围的人，和寇准商量，最后决定立真宗为皇太子。
立太子一事在封建王朝，不仅关于天下重任，也牵扯皇帝的家务事。多少文臣武将都栽倒在太子拥立这一政治事件上，有的留下了千古遗憾，有的背负了一世恶名，还有的为此而送命。寇准能巧妙地化解此敏感话题背后的刀光剑影，足见其确有治世之才能。宋太宗一生重用并“溺爱”寇准，也是情理之中。
真宗继位后，宋朝与契丹之间的战事愈加紧迫，双方对峙难分胜负。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里描写过这段历史：当丐帮帮主乔峰得知自己并非汉人而是契丹人时，如临大敌、悲痛欲绝，还发誓永远不杀一个汉人。很明显这是人类现代文明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但换在当时，契丹军大举入侵之际，宋人还是要对此有所回应的。
寇准此时不但力主抵抗，而且信心百倍，豪情万丈，用自己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宋真宗，硬是说服了真宗御驾亲征。契丹军兵临城下，真宗吓得魂不附体，派人急寻寇准的踪影。差人回来报告说，寇大人在城楼上与将军们饮酒，歌声、罚酒声、嬉笑怒骂声声声入耳，响彻内外，连契丹军也听得到。真宗听后大喜：“寇准如此，吾复何忧。”也不知道是寇准鼓舞了真宗，还是真宗的亲征鼓舞了将士，澶渊之战奇迹般地大获全胜。很难想象城外伏兵四起，寇准当日居然能够于城头谈笑风生，其淡定和从容像极了空城里的孔明。
然而，宋真宗毕竟还是怕死，在大胜之下，居然以退让求团结，以妥协和纳税换和平，签订了息事宁人、辱宋败国的澶渊之盟。事后，有人挑拨离间，说寇准以真宗的生死为战争的胜利下赌注，是对皇帝的大不敬。隔阂一出，众口铄金，真宗竟真的疏远了寇准。寇准此生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主战澶渊之胜利，却也因此而被真宗猜疑，当真是成也澶渊，败也澶渊！
寇准其人虽正直、率真，但识人的眼光却并不准。早年时，老臣王旦一直对他十分赏识，并在太宗面前推荐他为宰相。结果他却毫无知觉，并常奏本揭发王旦的短处，连皇帝都替王旦叫屈。良相未能善待，而后辈奸臣丁谓又出其门下。丁谓等人不断排挤寇准，终于把他挤出了朝廷，贬到千山万水外，不知所踪的地方。
晚年的寇准，不但在政界遭排挤，铺张浪费也屡遭指责。他生性奢豪，飞黄腾达后更是极度奢侈，家里从来不点油灯，都是用蜡烛照明。相传，连寇准家的厨房、厕所里，烛光都彻夜不熄，天明便可见烛泪遍地堆积。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巴东叩拜寇准遗像时，曾做诗云：“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寇准仕途上无限风光，但生活方面却多为后世诟病。素以节俭著称的司马光就经常以他为反面教材，教育儿子要勤俭持家。
公元1023年，63岁的寇准对越来越差的身体似乎已有警觉。他派人赶回洛阳老家取来了太宗当年赐予的腰带。九月七日，他焚香沐浴，更换朝服，束通天犀带，向北而拜，随后安然躺于卧榻之上，悄然离世。所有的沧海流年、宦海沉浮，都随着岁月在此刻消散，唯有他曾经写作的小词《江南春》依然在古典诗词中绽放暖暖的春意：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满汀洲人未归。
江南，春水荡漾，烟波缥缈，绿柳条条，绵绵思绪，柔柔芳草。夕阳映照下，杏花飘飞。孤村、芳草、斜阳，总归是离愁别绪，断肠苦，人未归；青春年华如浮萍遇水，聚散两依依。自古中国文人喜欢以香草、美人自喻，对君王的爱慕犹如父亲般的敬重、情人般的依恋。当年太宗伸疾足给寇准看，不也正为显示那份亲昵。仕途的跌跌起起，人世的沧桑变化，在寇准笔下，和美人迟暮、江南风雨一样我见犹怜。堂堂宰相，写此柔情似水的小词，难免让人联想其弦外之音。然而，就在寇准辞世的那一刻，所有的恩宠、疏离和柔情，所有的耿直、善良、舒豪和铺张，都随着他的生命一起结束，留下的只有缥缈的词音、传奇般的一生。
九月二十三日，仁宗决定调寇准回到离京较近的衡阳任职；而此时，寇准离世的消息还正在送往京城的路上。两条消息，一喜一悲，在人生之路，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世事洞明，人情未必练达
方仲永那种少时聪颖，成年泯于众人的故事常常令人伤感。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事例在中国似乎有着更有广阔而乐观的市场。曹冲称象、孔融让梨，都深刻地印证了“从小看大，三岁至老”的古训。相传，朱松也曾经算过命，巫师占卜出来的结果是，“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朱松大喜，后对儿子认真教导，果然发现其聪颖过人。4岁时，朱松指着天告诉他：“这就是天。”小孩儿却问：“天上有何物？”朱松大惊，如此善于思考的小孩儿，长大了必有作为。正所谓“成家全来汝，逝此莫踌躇”。
这位带给父亲无数惊喜，为中国思想史画下浓墨重彩的就是南宋大儒：朱熹。
因为父亲在朝为官，朱熹8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来到临安。在这里，他不仅欣赏到了临安的秀丽，也有幸目睹了许多文人、政客的风采，并第一次感受到在对金问题上，“战”与“和”的激烈交锋。公元1138年，正是秦桧主持宋金议和的时候，枢密院胡铨上书，反对议和并恳请杀秦桧以壮国威，结果遭到罢免。朱松不甘心，联络一部分人联名上书反对和谈，结果发对无效，求和协议达成，忠义之士无不为之愤慨。虽然朱松等人的抗争没有成功，但主站的凛凛风骨却影响了朱熹的一生。朱熹此生数度为官，只要有机会，必会进谏主战，绝不苟安议和。可惜，世人多认定朱熹是个理学家、文学家，而很少知道朱子也同样一身正气，满怀报国热忱。
相传，朱熹去世前一年，回忆少年往事，不禁叹息：“建隆庚申（960年），距今刚好240年！”而彼时距朱松等人的上书，已然又是60年了。一轮甲子晃过，山河破碎，收复江山无望矣！读书人一声长叹，足见战和之事，始终是朱熹未了的心结。
朱熹一生为官四十几年，而立朝时间仅有46天。四朝老臣，三次出山，“一出而遭遇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黄中，三出而遇吴禹圭”，或受排挤或遭诬陷，每每志不能伸，无奈何几番请辞。仕途之多舛，不禁仰天长叹造化弄人。
在朱熹屡跌屡起的政治生涯中，和唐仲友那段公案最为引人注目。有人说朱熹和唐仲友有私怨，结果严刑拷打严蕊。而实际上，唐仲友贪污腐败、结党欺民、奸淫掳掠，勾结当朝宰相王淮，为害一方，气焰十分嚣张。朱熹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秉公执法，一查到底。结果不幸被王淮进言孝宗，说“朱主程学，唐主苏学，秀才之间争闲气罢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就被定性为学术争议，轻松化解。朱熹反复上书，六次弹劾唐仲友均不成功，并被指目的不纯，改命他职。朱熹得知内情后，请求辞职，且未待批文下来，便拂袖南归。大有侠客之风，铮铮铁骨天地可鉴。在甩开政治的“三寸金莲”后，他终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中。
朱熹一生注重“理学”的研究，不仅自己苦心学习儒家经典，还从儒家经典中选取“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本，是孔子之后的大儒，被后世尊为“朱子”。果真应了父亲占卜的卦辞，“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朱熹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思想模式。如果说程学不过是给中国文化穿上的一双三寸小鞋，那么朱熹的理学和道学观念，等于为这双小鞋加了鞋带，令当时已经渐趋衰落的文化，更加窒息。但同时，朱熹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王明阳的“天人合一”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儒学和哲学的传承上来看，朱熹都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
当然，朱熹并不是一个漫画式的糟老头形象，也不是人们所误解的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从唐仲友事件，他能够辞官不做的举动来看，便可以推知他的正直与洒脱，貌似还有些侠肝义胆、为民除害的气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写得明白晓畅，实在看不出政治野心。但或许正是这份耿直，所以让他仕途多波折。
但上天似乎是公平的，他虽然为官并不大的建树，但为学为文却可当后世表率。“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一首漂亮的小诗既勾勒出春日的妖娆、妩媚，也透露出作者开朗、活泼的个性。这份通达、乐观，在朱熹的很多词作中，均有表现。像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便是一例明证：
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
一江春水，融化了天光云影；万里长空，包容了鸿雁南飞。提着酒壶，呼朋引伴，登高远眺，满眼翠绿的山色，缥缈的烟霏。相逢一笑，忘却尘世烦忧。紫色的茱萸、黄色的菊花，缤纷地插在头上。登高怀古，多少人感叹往事如烟，只有这令人欢愉的风景一如从前。
词作下片劝勉好友，佳节之际，即便酩酊大醉，但总算没有辜负大好时光。生命有限，何苦寻愁觅恨怨东风，夕阳迟暮，只需尽情享受。古往今来，春花秋月，绵延的时空和生命的乐趣相融汇。“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结尾以乐观的精神否定人生的无常。
他登临望远，丝毫不见前人的惆怅，有的只是享受眼前美景的欣喜，赞誉自然的豪放。在朱熹的哲学世界里，天、地、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谓宙。生生不息的宇宙和绵延接续的人生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小词清新雅致，将哲思融入词境当中，含蕴深刻。
朱熹是宋朝乃至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一个奇特的矛盾体。他身上有文人的洒脱，侠客的豪放，然而更多的是道学的禁锢、儒教的束缚，他中规中矩地把自己拘囿在一个框架中。朱熹曾经给宁宗上课，离实现文化理想和政治抱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可是，当一切近在咫尺，他那道学者的说教方式又把一切推远了。皇上需要的是讲授修行大法的老师，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的圣者代言人。
当你举起道德的旗帜，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在人与人之间树起了一道城墙。很多人和宁宗一样，喜欢听你讲，却未必愿意永远仰望“师道尊严”。没有人可以充当“神”的角色，虽然所谓的“圣人”看起来离此不远。所以，当朱熹失去了“帝师”这一身份之后，人们必然不会认同他的“德行”，所有的道德也便成了虚伪的道德。这是朱熹的悲哀，也是所有道学者的不幸。
如今，白鹿书院依旧，《四书集注》犹存，却只有朱熹，已经被历史的评说模糊了本来的面目。
气壮山河，后世当谢我
中国传统文人总是喜欢借景抒情，登高怀古，放眼远眺，山河秀美，壮志难酬。这惆怅之中，有感怀沧海桑田之变迁，有抒发仕途坎坷之愤懑，也有慨叹国家兴衰之忧虑。宦海沉浮、国运起落全都融合在自然的景色中，涌上心头，诉诸笔下，遂成名篇佳作无数。而王安石的《桂枝香》，正是个中翘楚。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番登高吊古，王安石开门见山以“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起笔，一个“正”字，意境全出，既无拖沓之感，且有正合心思之意。自古逢秋悲寂寥，而半山先生却以“初、肃”二字领起，笔力遒劲，精神抖擞，与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有相似的意境。“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看似随手拈来，却于锦绣江山之上，看出其宏大的视野，远大的胸襟。
词作下片，忽念往日繁华，六朝古都的风流如此迅速便随历史云卷云舒，千古江山，万种情愫，都只剩相继的荣辱。最后两句，化用了杜牧的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嗟叹之感，弥新而永固。所以周汝昌先生称赞说：“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然而，王安石似乎并不满足仅此一词，甚至不仅仅满足于千古风流的“唐宋八大家”。从一开始他就深深地知道，后世将以他的努力为骄傲。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字介甫，晚号半山。公元1069年，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其变法涉及内容甚广，“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各项法规，从农业、商业、兵役、教育、财政税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用以革除社会的弊端。
从新法推行到全面废止，前后经历了将近15年的时间。新法的推行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是有利于“国富民强”这一目标的。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当年，此举却遭到了保守派强烈的反扑。在晚清以前的将近八百年里，历史学家们都普遍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祸国殃民”。当然，以如今的历史观来衡量，王安石的变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神宗期间，经济发达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要高，财政税收也好于前朝。但政府依然入不敷出。实际上，自英宗起，政府已经开始出现赤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朝为了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不得不向辽不断进贡“岁银”；打是没有力气的，所以只能掏钱，所谓“破财免灾”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虽然不打仗，但是依然要养兵；因为怕战争，所以要养更多的兵，以防不测。这似乎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战争的宋朝，却需要为战争埋单。积贫积弱的态势在繁华的背后逐渐清晰。而宋神宗也是一个比较有志气的皇帝，他希望可以通过变法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他希望自己可以励精图治、重振朝纲。
人们说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就如晚清的光绪帝需要康有为一样，宋神宗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和他同心向前。这个人无疑就是王安石。
公元1042年，年仅22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天资聪颖且博览群书，少年得志且并不得意忘形。他没有马上巴结权贵，只是在暗暗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王安石曾经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他断定变法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他谢绝了朝廷的一次次任命，甘居地方小官，宁可小范围推行变法，造福一方百姓。在王安石看来，做多大的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成事。头顶乌纱却身不由己的话，他宁愿不进朝堂，仅仅为民为己做些实事。
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认为，王安石这个阶段的韬光养晦、拒不为官，主要是为了制造声势，替自己炒作。然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投靠明主也并无大错。能够等待时机，并善于抓住命运的拐点，通常都是智者的行为。
公元1069年，王安石终于等来了神宗的传召，犹如神宗终于等来了王安石的上任。在宋朝艰难呼吸的关口，他们握住对方的手，互相汲取最初和最终的力量。但任何一次变革，都不要指望能够畅通无阻，因为无论如何改革，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变动，都会触及既得利益者。最为艰难的往往不是改革之初的深思熟虑，而是如何抵住各方恶意的拆台和进攻。神宗与介甫虽是强强联合，却也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惯性，和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一样，他们最后还是失败了。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分析，一般意义讲，是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用旧的政府来推行改革，只要政策稍有变动，官僚们照样可以鱼肉人民。用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那便是“改革帮了腐败的忙”。当然，也有人说吕惠卿这个小人抖出了很多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说王安石有“欺君之嫌”，从而导致革新力量内部的分化。吕惠卿也因此载入《宋史·奸臣传》之列。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变法失败了。
所谓“顺时不骄，败时不馁，才是人生真厚道”。曾经身为宰相的王安石，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打击过异己，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退休或贬官，都不能不说与此相关。但王安石并没有置对手于死地的意思，也从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别人。甚至在苏轼发生了“乌台诗案”之后，已经辞官的他还挺身而出，上书为东坡辩护。
须知，当时的王安石已经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在皇帝面前毫无半点话语权。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替苏轼说话，亲友们全都噤若寒蝉，连苏轼自己也被屈打成招。王安石敢于在这个关口替苏轼说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足见半山先生的落落风骨，称其为侠肝义胆亦不足为过。或许，这就是文人的惺惺相惜吧。
从政治的聚光灯下走出来，回归平常生活，王安石又回到了金陵。写下了上文提到的那首著名的《桂枝春》。“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无限的慷慨悲凉，读来至今荡气回肠。除了写词，王安石还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诗，如《泊船瓜洲》即是一例：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小诗把思念家乡之情，写得清新淡雅，没有别离的惆怅，只有一丝淡淡的盼望，深深地融入青山绿水间。所以，有人说是他第一次任宰相时所作，也有人说表达了第二次复官时的愉快，还有一说是罢官后，彻底从政治中解脱后的舒畅。无论如何，一个“绿”字几番修改，已成文坛佳话，“功夫在诗外”嘛！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手不凡，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经自信地说：“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的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让人觉得信心百倍，气壮山河！
水缸相公那些事儿
有一天，他和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其中一个非常淘气的小朋友爬在水缸边上玩“空谷回声”，一不小心，失足掉入缸中。缸大水深，眼看小朋友快淹死了。怎么办呢？如果是接受过现代正规学前教育的小朋友就会说，“找幼儿园阿姨”，或者“打110告诉警察叔叔”。但那个时代既没有阿姨也没有叔叔，小朋友们吓得四散逃开，跑去告诉家长。这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不慌不忙地走到缸边，抱起一块大石头砸向水缸。水缸的水流了出来，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缸外的小朋友出名了。他一夜成名，传奇经历从此百世流芳，史称“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少时读书就非常用功。别的小朋友背诵诗书会了之后，便跑出去玩，只有他仍然精读体会其含义，并默默记于心。当其他小朋友还流着鼻涕不知历史为何物时，他就可以“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经常“手不释卷，不知其饥渴寒暑”。司马光苦读的故事连同“砸缸事件”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被看做是少年老成的典型。的确，当其他孩子手足无措的时候，他能够如此沉着冷静，并机智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日后的足智多谋、持重稳妥，从小就初露端倪。
司马光是北宋时著名的文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从众多驳杂的历史史实中总结出治乱兴衰的经验，内容翔实，文笔生动；既是史学类的著作，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被清代学者王鸣成誉为：“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的15年中，司马光几乎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家里人等他吃饭，常常不见人影；把饭拿到书房，也要催了几次才吃。每晚只要一翻身就起身继续编写，绝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成书后，他上书给皇上：“臣现在老眼昏花，骨瘦如柴，神经衰弱，连牙齿也不剩几颗了。臣全部的精力都耗费在了这本书里。”皇天不负苦心人，司马光的心血没有白费，《资治通鉴》不仅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可资借鉴的治国方略，也为后世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和王安石出山前辞官不就的“名人效应”类似，司马光隐居洛阳著书15年，依然名满天下，世人都认为他是宰相，并尊称他为“司马相公”。当年那颗闪亮的童星，如今已经变成老百姓眼中的“救星”。适逢司马光动身为神宗奔丧，他受到了百姓的夹道欢迎，人们请求他辅佐天子、拯救百姓。
一个人想要得到百姓的拥戴，既要有清廉刚正的品行，还要有人们所推崇的普适性道德，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尤其在崇尚道德情操的宋朝，对德行的重视尤其突出。司马光的性格中有两点非常值得人们尊重：一是直，二是俭。司马光秉性刚直，对贤才的举荐、与奸臣的斗争，都能够抛弃个人恩怨和私利，秉公而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同时，他还敢直言犯君，这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社会，可谓异常珍贵。
相传，由于仁宗无子，皇位继承人始终没有确立。仁宗生病后，大臣们对此心急如焚，却谁都不敢为此进谏。提到确立继承的问题，似乎会犯了皇上的大忌。只有司马光一次次上书，提到必须稳定皇位继承的问题，才能令天下人安心，以免大权旁落。他屡次上书，情真意切，令仁宗大为感动。不久，仁宗便册立英宗为太子，继承帝位。连后来的宋神宗都不无感慨地说：“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我身边，我就不会犯错误了。”能够得到皇帝和百姓的认可，司马光的确是社稷之臣。
司马光一生为人所称道的故事有很多，除了上面谈到的“砸缸”、“苦读”外，“典地葬妻”也是被人传诵的一段佳话。司马光一生俭朴，从不奢华，所以妻子去世的时候，家里没钱安葬。儿子和亲戚都说借点钱，铺张一些也风光一些，可是司马光不同意，并教育儿子要勤俭立家。最后，他典当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换了点钱，把丧事草草办完。司马光一生诚实，从不说谎，他曾经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这一点，不仅为他赢得了百姓的尊重，连政敌王安石也对他钦佩有佳。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都是大宋朝的顶级文臣。他们一个保守，一个激进；司马光讲究守成，尊重传统伦理纲常，认为制度哪里不好可以改善，但不能全盘否定，讲究“补台”。王安石比较大刀阔斧，希望改革可以彻底，从此力挽狂澜，救国救民。然而，他们一生虽政见不和，且水火不容，但却能公正、客观地评定对方的政绩和品德，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奇事。
宋朝文人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权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但文人之间的恩怨多是因为政见不合，而绝少别朝的栽赃、嫁祸。也许是大宋溺爱文人的原因，文人们即便被贬官，游山玩水也一样逍遥自在，大可不必为了尔虞我诈赔上身家性命。可能正是因为这份自在与自由，他们才能够敢于庭前犯上，也才能够在台上台下，都保持自己对人对事独立的判断和评价。所以，后世许多如汤因比、余秋雨等学者，都曾感叹最为向往的便是宋朝。因为对知识分子来说，宋朝的确是培养真正“精神贵族”的沃土。
对于司马光来说，生活在宋朝，不仅拥有独立的精神、无上的荣耀，还很自然地沾染了时代的气息。比如文人指点江山的激越，锐意进取的情怀，当然也还有软香温玉的甜腻。这首《西江月》恰是一例：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上阕写宴会上遇到的一个舞女，松挽云鬓，薄施粉黛，体态轻盈，如青烟翠雾般袅娜，如柳絮柔丝般旖旎，妩媚动人，风情万种。下阕忽然由写景转到写情，有点多情却被无情恼的落寞，长长的相思如碧波荡漾的柔情，剪不断、理还乱。月斜人静，酒后初醒，夜色清凉如水，眷恋？伤感？惆怅？心中五味杂陈，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月无边情意绵绵。
司马光作为一代名臣、历史学家，加上刚直不阿、直言犯上的性格，通常会被很多人误认为是“金刚怒目”，说不定还会板着脸闭口不提男女之事。好在司马光并不是一个伪道学家，他不会永远正襟危坐、高谈阔论，那实在有失才子的情趣。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丝竹乱心之际，也会写下这片段情思，歌之咏之。
这首词上阕写人下阕写景，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回味隽永。与宋朝许多浓艳香软的词风不同，《西江月》清新淡雅，风格婉丽，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马光是文史大家，《全宋词》存词三首且均为艳情。文人在政治之外的风流、潇洒可见一斑！或许正因如此，宋朝文人的生活才显得格外生动有趣。
传统文人的理想生活
无论现代社会的高考被人指为多么不合理，同古代科举制相比，它已然很进步。封建科举制才真的是“一考定终身”，一旦金榜题名，便可以由此步入仕途，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所以，千军万马纷纷扑上这条坎坷路，范进、蒲松龄、贾宝玉、孔乙己等先辈们都曾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足见其魅力无穷。然而，也有人可以抄近路、走捷径，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给砸到，宋代的晏殊就是一例。
晏殊，字同叔，14岁的时候，应神童试，真宗召其与众进士同廷应考，结果小晏殊提笔成文、从容镇定。真宗喜欢，赐进士出身。35岁正是许多人为功名挤破头的时候，晏殊却已经升任翰林学士，后拜相。也正因如此，晏殊的词里多为平和的情感，很少使用冷僻的典故。其清健的词风，正如他平平稳稳的一生，太平宰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读书人最为期待的生活了吧。所以，人生的经历无论是坎坷还是平坦，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苦难固然能激发人的斗志，而悠游也可以铸就难得的风雅。一首《清平乐》，正是这种从容的例证。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小词上片写情，绵绵情思、幽幽爱慕都铺诉在小巧的信纸上，“雁足传书”、“鱼传尺素”，惆怅深处，连最愿意传递感情的它们也不忍将情书送出。托书不成，便只能借景抒情，将无限情思融入眼前的景色中，斜晖脉脉，高楼上独自一人，“遥山恰对帘钩”，本想两两相望穿越时空，不料目光受到青山的阻隔，徒添一段愁思。结尾两句，笔锋忽转，并无更多悲凉之感，情人不在，而绿波依旧。言虽有尽，却含义无穷。
晏殊少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生活的平坦也促成了词境的恬淡。这首《清平乐》读来虽有哀愁却并不哀怨，虽是艳情却毫不妖艳；惆怅难遣，却也不似柳永、周邦彦等人的浓艳香软、汪洋恣肆。所谓“文如其人”，晏殊写词，由于经历和身份的原因，感情上总是有所收敛，“胸有惊涛、面如平湖”，说的正是这种风致。
有人说晏殊的词清丽雅秀有“花间”词的遗风，但从晏殊最为著名的《浣溪沙》来看，实在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首词的词境直指人世无常，感慨世事变迁。由于晏殊的位高权重，所以他不用像南宋很多词人那样，为晋级和交友，而做些应制的唱和，他不用为酬答谢意而埋藏真性情，辱没自己的才学。很多时候，在功名面前，人生的真纯体验如浮云过眼，为五斗米折腰的才俊历来也不乏其人。但晏殊的经历和纳兰性德有些相近，他们都是衣食无忧的达官贵族，而文学的敏锐和真诚，令他们没有游戏人生的玩票心理，也不用鞍马劳顿去为羁旅艰辛而苦闷。在晏殊和纳兰的词中，人们最常见到的便是人世间恒常的变数，不是小我的悲伤困顿，而是人生和自然的凋落与更迭，易见难寻的悲凉。
对酒当歌，试问“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触动了词人的情思，彩虹易散琉璃碎，亭台楼阁依旧，而韶华流转却转眼成空。词人不仅描写了眼前事物，更有对世事无常的感喟。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更成为词坛绝唱。此联对仗工整，宛若天成，含蓄婉转地表达了诗人的怅惘。花开花落，春去秋来，美好的事物却无法阻止其消长，空留词人在园中徘徊独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种对人生哲理性的思考，令词作在语言和意境上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
晏殊既然能参透人生的憔悴易损，自然不愿意让时光一去成空。与其悲辛无尽不如用心珍惜，正所谓：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这首《浣溪沙》也是晏殊的代表作之一。词人哀怨的是时光有限，离别之情最是伤人。推杯换盏之际，良友相对，及时行乐方能排遣抑郁。满目山河空悲喜，落花时节，风雨更添春愁，不如把酒言欢，立足现实，珍惜眼前。所以他在《踏莎行》中也曾吟唱类似的主题，“春光一去如流电。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
晏殊虽少时赐进士出身，但在论资排辈的封建官场，一切工作都要从基层做起。他由八、九级芝麻大的小官，一直做到朝廷的一品大员，这里固然有机缘巧合，恐怕也与他良好的心态不无关联。能够好好地珍惜眼前的一切，才能牢牢地抓住幸福的人生。
也因为这份对人生的彻悟与珍惜，所以他一生显贵却从不忘提携后辈，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这些宰相级人物，皆出自他的门下。小儿晏几道更是北宋词坛风云人物，才名均不输于他。生时风光，死时后继有人，除了知足常乐，安守富贵外，人生还有何奢求呢？但人生似乎是一个转不满的圆盘，总是会在岁月的磕碰中，留下点残缺。沧桑变化难料，燕子双飞竟惹起词人无限孤独。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这首小词《蝶恋花》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闻名于世，是一首抒发离愁别恨的上乘词作。婉约派词人的怀远伤感之作，大抵都褪不去忧郁的底色，词境上也显得不够开阔。唯有此词，以高楼独倚的姿态，写尽天涯人生路上的孤独，读来不禁伤怀且蕴涵了深切的苍凉。其意之悠远、格局之扩大，皆非同类婉约词所能比拟；一枝独秀，如寒梅傲雪，令人在“忘尽”之余，虽苍茫悲壮，却也辽远阔达，顿觉雄浑激荡。
王国维先生曾借用此三句来解释治学之道，认为乃为学三重天之第一境界。跳出了狭小的爱慕与柔情，王国维对词意的夸张似乎更显出这首词的普适性。不仅仅是爱情、学业，人生似乎也如一夜西风凋碧树，长路漫漫却转眼成空。可是否也曾一夜春风，梨花开遍千树万树呢？人生无法揣测晏殊的爱情，只能从他的词作中，寻到写蛛丝马迹：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这首《玉楼春》依然延续了婉约派恋情词的特质，“无情不似多情苦”大有现代人爱过才知情重，醉过才知酒浓的意味，一缕情思剪成千万段。身为大宋朝堂堂宰相，虽然碍于情面不能过分表露自己的深情，但“天长地久有时尽，相思绵绵无绝期”之感慨，想来也是有过铭心刻骨的爱情吧。
大宋词坛犹如一盘好棋，无论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将才情发挥到极致。“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生活模式，在宋代晏殊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