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天，张幼仪征得徐家二老以及二哥、四哥的同意，一个人坐着邮轮远赴欧洲。在徐志摩眼中，三年时光眨眼间已经流逝，还没来得及回首，就已成为永久的记忆。可在张幼仪眼中，三年显得那么漫长。她痴痴地等待，痴痴地守候，只为如今的相逢。
第一次坐上邮轮，第一次看到茫茫大海，也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去看一个她这辈子深深爱着的男人。可一想到他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还有一句句如针扎的话，所有的兴奋在一刹那间灰飞烟灭，徒留下浅浅的呼吸，在微风中飘摇。
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也不知历经了多少海风、多少大浪，她终于看到了朗照的旭光，看到了绵延不绝的海岸线，还有一座座已然熄灭的灯塔。那里就是法国的马赛港了，徐志摩说要在港口接她。
矗立在甲板上，任海风吹动长长的秀发。她紧张得心脏仿佛要跳出来，寸寸急促，寸寸不安。就要见到他了，也终将抓住那双炙热的手。一辈子那么短，她不想在孤寂的岁月中悄然走过。张幼仪下了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她的视线在繁华的马赛港扫过，又轻轻闭上眼睛，任无比惬意的海风吹着自己。
可睁开眼的那一刻，她的视线突然被一个人抓住。
他穿着黑色的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清晨的柔光穿过行人的肩膀，笼络住那人极不情愿的眼神。他在东张西望，又不断地打着哈欠，仿佛来接她只是一个义务，一个身为丈夫应尽的责任。
可那不是爱，不是两厢情愿，更不是在花前月下，轻声许下不变的誓言。张幼仪沮丧地垂下头，心中瞬间划过一个不好的念头：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想到这里，张幼仪的心突然冷了一大截。就像被人活生生地泼了冷水，在孤寂的灵魂深处又结了冰，开启了漫长的冰封。
走在陌生的小道上，他一言不发，只是沉沉地抽着烟，随后又灭掉烟丝。
张幼仪垂下头，余光时不时掠过那双紧蹙的眉宇。她不敢正眼瞧他，从结婚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彻彻底底地败给了他。
很久之后，她才从嘴角挤出几个字：“我们……我们要去哪里住？”
徐志摩冷冷地吐了一口气：“放心，肯定比乡下的房子要好很多。”
张幼仪哦了一声，不敢再往下说。他的话总是那样伤人，以一句乡下人的冷语，狠狠戳中她柔软的心脏。他不知道的是，那是她多年来最痛心的地方，一次两次，她已经伤痕累累。
几经周转，两人终于在伦敦郊外的一所民居中安稳下来。初来伦敦，她常常不敢出门，更不敢一个人去买东西。一想到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张幼仪心中总会有小小的怯懦。
可徐志摩整天在外面奔波，又在伦敦大学攻读学习，也只有晚上才能回来，算作陪她。所以，很多时候她要学着独立。有些东西真的需要，即便害怕得两腿哆嗦，她还是会出了门一个人去买。遇到不熟悉的人时，她只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晚上回到家，她早早做好晚饭等他来吃，又将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生怕他嫌脏。有时候徐志摩的衣服脏了，她就会第一时间帮他洗了。在伦敦比不得家中，徐志摩常常有很多应酬。上个星期，他的衣服晚洗了一天，第二日清晨没有晾干，张幼仪正在厨房做早饭，不想被一句叱骂惊扰。她走出厨房的时候，徐志摩已经拿着那件衣服来到她的跟前，没好气地问：“不是说今天干的吗？你看现在，我哪还能穿？”
张幼仪迟疑了好大一会儿，最后才从唇角挤出一句话：“对不起，我去帮你吹干。”
徐志摩看也不看地紧锁了下眉心：“不用了，我再去买一件新的吧！”说完，兀自转过身去，一边拿着湿淋淋的衣服，一边没好气地说：“还不如雇个保姆，想什么时候洗就什么时候洗呢！难不成我还要求着她洗，她不洗我就不能穿了？我徐志摩何时要看着别人脸色行事！”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扎般刺入张幼仪的内心。也许她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每一次打击都将成为努力改变的原因。
在伦敦住的这段日子里，徐志摩的一个好朋友狄更生常常来家中玩耍。他们二人谈起来常常毫无节制，有时候很晚也不睡，有时候甚至要通宵。
张幼仪白天做了很多工作，又是买菜，又是洗衣服、做饭，空闲的时候也会做小兼职，赚些外快贴补家用。所以，她的作息时间很严格，往往十点不到就睡觉。但徐志摩和狄更生一谈就到午夜时分，她常常被吵得睡不着，便一个人坐在床头看书。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就躺下眯一会儿。但屋子外的两个人哪有停歇，嘈杂的议论声总是没完没了。她沉沉地睡着了，没一会儿又被巨大的吵声惊醒，方再起床看会儿书。
日子在不温不火中流逝，她宁愿自己承受无尽的委屈，也不愿离开他一分一秒。张幼仪和徐志摩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徐志摩荒废的学业和兴趣爱好的转移，他在英国的好朋友狄更生的帮助下，从伦敦大学开始往剑桥（旧时译作康桥）大学转移，夫妻二人也便搬到了距离大学六英里的小镇沙士顿。
张幼仪每天都起得很早，踏着清冷的晨光一路小跑，到附近的集市收罗便宜的青菜和生活必需品。而她的那些被现实积淀的理想并没有在欧洲生根发芽，她也没有如愿获得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只有无穷无尽的生活负担压着她，让她喘不上一口气。
徐志摩的挥霍是无度的，尽管徐申如给他寄来不少的学费，但在剑桥大学攻读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跟着一群中国留学生抑或是英国好朋友没日没夜地聚会。无论什么时间，只要有了兴致，都会成为取乐的好日子。
渐渐地，他的生活费紧了，就将贴补家庭的费用降到最低。迫于无奈，张幼仪不得不减少各种开销，自己又打些零工来维持微薄的生活。
一天清晨，她起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干呕。起先只当是昨晚吃得过多伤了胃，但到医院去查才得知一个又惊又喜的消息——她怀孕了，她要当妈妈了。
这是在异国他乡得到的最好的消息，也是缓解她和徐志摩感情的灵丹妙药。
张幼仪心中想着，如果徐志摩知道她有了身孕，那冷冷的眼神，冷冷的不屑，会不会在晋升为父亲后烟消云散？一定会的，她从来都没有这么自信过。
傍晚时分，徐志摩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他醉醺醺的，应该是在外聚会时喝了很多酒。张幼仪小心翼翼地扶他坐在沙发上，又取来热毛巾，轻轻放在他的额头。正当她出去换洗的时候，只听堂屋里传来一声沉沉的呵斥：“你过来！”
她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放下刚要系在腰间的围裙：“什么……什么事情……”
徐志摩拿起茶几上的医院检查单，没好气地问：“你怀孕了？”
张幼仪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喜悦，浅浅的，如同含苞待放的花儿。她在憧憬着以后美满的生活，徐志摩不再冷傲，家庭不再冷战。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句冰冷的话还是硬生生地扔了过来：“打了！”
“什么？”张幼仪不敢相信地抬起头，惊诧地问道，“为什么打了？我听说……我听说打胎会死人的……”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还很落后，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很少有女孩选择堕胎。因为堕胎的死亡率和风险系数都是极高的，没有哪个男人会拿着这样的事情当儿戏。
徐志摩微仰起头，将检查单重重按在桌子上：“你听说过火车吗？火车也常年出现事故，你见哪个人不坐了？”
一句话，又冰又冷。
她从未想过自己的丈夫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是欢欢喜喜的一件事，在他眼中却成了厌弃的事，成了久挥不去的梦魇。
1921年9月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说今天家里要来一位客人，而且还是一位女客人。那一刻，她的心被层层忧虑塞满。女客人，会不会是他喜欢的女孩？又会不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
很早的时候，她就知道徐志摩的这些性子。他喜欢和洋人打交道，喜欢那些超越封建礼教的东西。也喜欢在碧海蓝天下，任自由的翅膀驰骋。他是一个随性的人，朋友很多，对他人更是慷慨大方。
可回到家里，面对守旧沉默的她，却怎么也好不起来。
张幼仪有时候在想，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才会让她最爱的男人以如此冷酷的态度对她。
那天清晨，在阳光漫洒的门外传来爽朗的笑声，透过碧绿色的爬山虎传进张幼仪的耳朵里。听清脆的声音就知道，女孩一定是极好的。也许这就是徐志摩心中喜欢的那种女孩，不受传统礼教拘束，是向西方文化看齐的新女性。突然间，她的心被一股自卑笼络，迟迟没有抬头看那个女孩的勇气。
袁昌英收起淡淡的笑容，轻声问：“想必你就是张小姐吧？”
张幼仪迟疑了一会儿，木讷地回答：“对，我是。”
袁昌英笑了笑：“不知道今天来有没有打扰你和志摩的生活。”
还没等张幼仪再说话，徐志摩忙接了一句：“你不来的话这里反而空寂寂的，少了原有的热闹。袁小姐的到来，瞬间使得寒舍蓬荜生辉啊。”
听到徐志摩的回答，张幼仪不敢再多说什么，她的视线只是在袁昌英的身上瞄了两眼。
一时间，阳光温暖地洒过来，照在袁昌英干净的衣服上。她剪着一头又短又清纯的发式，唇上抹着暗红色的口红。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而在穿着肉色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
这样的装束明显与她新式女青年的性格格格不入。况且袁昌英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算起来也是极早接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女青年。可是，她仍旧摆脱不了缠足的厄运，只能带着三寸金莲了此一生。
想到这里，张幼仪不禁暗暗叹息。一个人会有多少无法摆脱的过往，如同漫过苍穹的大雁，飞得越高，摔得越痛，又像断了翅膀的蝴蝶，再美丽再妖艳，也不过是断翅飞翔。她要坚强，因为除了自己以外，世上任何人都不会留下怜悯之心。她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改变，以适应徐志摩对新式女青年的向往。
送走袁昌英后，徐志摩突然把她叫住，脸上拂过一丝淡淡的憎恨，就像还没有融化的冰块，等待着热温的降临。他点着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又吐出大大的烟圈：“你觉得袁小姐怎么样？”
张幼仪想了一会儿，笑着说：“袁小姐落落大方，长得也很漂亮。她说起话来就像黄鹂鸟，反正我觉得挺好听的……”徐志摩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说道：“你明知道的，我要问的不是这些。”
张幼仪哦了一声，不理解地压低声音：“那你……那你想问什么……”
徐志摩又抽了一口烟：“我想问你，对袁小姐的穿着打扮，还有她的装束有什么看法？”
原来是这些，其实她一早就看出来了。她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想法，更不想在徐志摩询问之前说出。因为她也曾裹过脚，也穿过脚尖细长的绣花鞋。在徐志摩的世界里，只要有缠过脚的嫌疑，一辈子都是被封建固守的人。
张幼仪想了好大一会儿，垂下头沉默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坐在大堂沙发上的徐志摩已经抽了两根烟了，明显没有了听下去的欲望。他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刚想开口之际，张幼仪突然回应了一句：“她穿的衣服和打扮都是极好的，只不过小脚和西服有点儿不搭。”
徐志摩先是冷笑一声，继而露出愤愤的目光：“你一早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其实徐志摩心中一早就有了这个念头，如今每天看着不爱的张幼仪，他心中总是会出现一抹厌恶的感觉。
啪的一声，她手中端着的茶具突然摔在地上。
恐慌，惊悸。
那两个字如同飞针般刺到她的胸前，浅浅浮现殷红的鲜血。
疼，那是从来没有过的疼，隐隐作祟，泪水盈眶。她付出了那么多，为了徐志摩甚至不惜放弃所有能放弃的可能，但到头来终究躲不过离婚的厄运，他终究要弃她而去。
这件事仿佛乌云般笼罩着她，躲不掉也挥散不去。从此以后，徐志摩每次回家都会耷拉着脸。他不愿多瞧张幼仪一眼，甚至常常带着明显的不屑。
但对于张幼仪而言，一切又都是那么稀松平常。
每天清晨做好早饭，亲自盛好米饭放在他的跟前。徐志摩不喜欢吃中餐，她又学着做西餐，以讨他的欢心。中午的时候，他有时会回来得很晚。为了不让他吃剩下的饭菜，她直接将凉菜存起来留给自己，反而另做一份新的给他吃。傍晚时分，徐志摩常常喜欢泡个热水澡。张幼仪每天黄昏必然帮他烧开水，只为等他放学回来后有一个舒服的沐浴时间。
如果说爱一个人是不图回报，那么张幼仪就是爱他最疯狂的一个。但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几天，一周之后她又陷入无尽的困顿中，因为徐志摩像幽灵一般消失了，不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自打嫁给他，张幼仪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从来都是那么的随便，如果不想让别人找到，自然有各种方式藏身。
秋风扫过颓靡的街道，一片片落叶如细雨般缓缓坠下。她抬起头，看向蔚蓝色的天空。即便是空寂无物，却还有几朵白云飘飘然飞过。而她呢，终究是一个人，仿佛那把被遗弃的扇子，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况且如今她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那幼小的生命是感受不到父亲的冷酷的。他只会潜伏在母亲的肚子里，想着有朝一日出来，想着看看这个世界，洞悉未知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