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清政府令曾国藩派兵援驻镇江，而惶恐不安的上海官绅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湘军虽然实力很强，但要应付江南四省的战局，仍感兵力不足，但出兵东援苏沪，既可以造成湘军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可以直接控制苏沪的饷源，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接济湘军，以补军饷之不足。这对湘军的扩张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出兵救援。但在组建援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
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国荃。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九，乃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乡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国藩剿灭太平军。该乡勇组织称“吉字营”，成为曾氏湘军的嫡系。在以后几年的征战中，曾国荃战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击退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劲旅石达开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领景德镇，火烧全城，升为道员；1860年，围攻安庆，屡屡击败太平军。当年9月，曾国荃用当地最为先进的武器——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攻取安庆；1862年春，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等嫡系湘军围攻南京。同年10月，与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在南京激战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轰陷南京城墙，纵火烧杀抢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朝廷指令曾国藩派兵东援时，曾国荃正积极备战，准备沿江而下进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军的这一老巢，当然是头等军功，因此，曾国荃对东征上海并无兴趣。
其次，曾国藩想到的就是他手下的宿将、也是他的同乡陈士杰。陈士杰29岁时通过拔贡，被选职为户部七品官。咸丰元年（1851）丁父之忧，回到老家。咸丰三年，加入曾国藩湘军。以后，一直率领乡勇平定家乡的各种农民暴动。陈士杰平素以办事稳健、有谋而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当曾国藩将东援上海的任务下达给陈士杰时，陈士杰立即在家乡招募到上万人的子弟兵并积极训练，但就是不发兵，最后以要孝敬母亲为由推拒了曾国藩。无奈，曾国藩只能命令距离上海很近、正驻扎在镇江的清军总兵冯子材火速援沪。可军令发下去后，如石沉大海，也一直得不到冯子材的回音。就在曾国藩十分失望之时，李鸿章出现在他面前。
李鸿章自从在老家安徽打了几次胜仗后，虽然升到了四品官，但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这一官秩便成了虚衔，根本没有行使这个四品官、独立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人才济济，他很难等到独当一面的机遇。李鸿章知道，要想往上爬，没有恩师的举荐那是万万不成的，但是在曾国藩手下，他一直是个被使用的角色，而不是被重用的人才。李鸿章一直盼望着能有自己作主、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恩师曾国藩要将东援上海的大任交给他时，他从这次任务中看到了让他翻身的机会。李鸿章意识到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一次大好机会，于是欣然应命。
曾国藩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回家乡招募新勇。李鸿章之所以深得曾国藩的信任，成为湘军扩张营伍的人选，一是他与曾国藩不同寻常的关系。李鸿章之父文安与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同榜进士，又同为京官，结为世交。李鸿章1844年中举后即入曾国藩门下，一直以师事曾国藩。二是李鸿章入曾氏幕府之后，由于他翰林出身的背景，以及他在皖乡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功绩，深得曾国藩的赏识，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认为他“才可大用”，保奏留在幕中，协理军务。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鸿章把组建自己的勇营，救援苏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转机与进阶。他回到家乡庐州，尽心竭力，快速组建了一支由旧有团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13个营，6500人。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史称淮军。
1862年4月至6月，上海官绅雇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并取得多次胜利。从此，淮军及其创建者李鸿章开始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崛起。
从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八年（1882），淮军所防区域为直隶、保定、天津、山东、江苏、吴淞海口、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约四五万人；1884年中法战争时，布防北洋及经扩充分防各地的淮军共有132营；1894年中日战争时，淮军增扩至146营。战后虽大量削减，留防南北洋的淮军尚有63营。1898年大练新军时，裁为20营，而这20营的淮军仍然成为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役的首当其冲者。淮军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之后，保卫国家的重任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所取代，淮军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结。
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而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机会来临时，许多人闭门不纳。他们不知道机会稍纵即逝。抱着凡事明天再说的想法，永远达不到目标。你等待的船只不会在未来某一个未知的时刻驶来。把眼前唾手可得的机会拖到下周或明年是一种浪费，你只在眼前、今天、此刻拥有这个机会。
人间处处是机会，但只有那些有所准备的人才能认出机会并加以有效利用。请记住，机会往往乔装成问题而出现。能稳操胜券者从不等待幸运女神来敲门，他们深知所谓幸运是自己创造的。善于抓住机会就是：懂得在逆境中寻找机会；知道事先想象掌握机会可获得怎样的回报；了解在遭遇挫败时，只是一时的不便，无碍于挖掘机会的宝藏。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创造机会，抓住机遇，永远是强者的行动指南。不要整天叹息，埋怨命运，其实机遇就在你身边，关键就看你如何识别和利用。机遇永远青睐于有准备的人，没有准备，只能眼看着机遇擦身而过。积蓄实力，视危机为机会，天下没有不成功的事情。
8.顺势而动，大事可成
所谓成功的人抓住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乘时出击，顺势而动，善于抓住事情的契机。这才是成功者的制胜之道，也是人生的成功法则。
纵观古今，许多成大事者均顺势而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命运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由人生的低谷到达了顶峰，从而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人生。
1860年太平军大举东进，12万大军兵临上海城下。对清廷而言，一旦太平军占领上海，非但江南财源尽数丧失，太平军可巩固下游，成划江而治之势，甚至再次出兵北伐。而此时清军的主要兵力都分布在其他战场，无暇东顾，这就造成上海的防御力量极为薄弱，上海的地方官绅们面对险境，便想出“借师助剿，以夷制贼”的方法。
对西方列强而言，作为条约港的上海，其所拥有的通商贸易价值，更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在共同的威胁下，中外联合筹建武装，共同防卫上海，成为当务之急。但双方却并未因此一拍即合，咸丰皇帝担心，外国军队会“因中国军力不足而藐视中国”，必然遗祸无穷，并不希望外国直接派兵干预。英国则出于维持中国稳定，促进商业贸易的考虑，同样不愿意看到中国像土耳其那样，沦为“列强竞争之地”。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威妥玛极力反对中国使用外国人，在他看来，一旦外国军队“占据了中国领土，就无法保证再撤出该地”。在双方都有顾虑的情况下，有人提议组建一支洋枪队来对付太平军，这也算是双方制衡妥协的产物。
所谓“洋枪队”，实质上是一支装备了西式武器，由洋人统率的中国军队。“该军虽身着西式装束，却仍然是中国军队，它由中国士兵组成、由中国的财政维持，而且受到视清廷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军官的管辖。”如此一来，既充分发挥了西方军事技术的长处，收克敌制胜之效，又能同时照顾到了中国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利益诉求，可谓两全之举。1860年，由美国人华尔统帅的洋枪队在江苏巡抚薛焕，上海道台吴煦，以及当地知名富商、大买办杨坊的支持下建立了。8月，华尔率洋枪队进攻青浦太平军，负重伤。他认识到这支军队不能战胜太平军，便企图诱骗中国人充当炮灰，并谋求英国的资助。1861年8月，他在松江改组洋枪队，任用欧美人当军官，招骗中国人充当兵士，组成中外混合军。11月中旬，洋枪队发展到2000多人。不过，“洋枪队”建立之初，朝廷却一直拒绝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一次次地下谕解散。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把咸丰皇帝逼到热河，又一把火烧了圆明园，使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恨之入骨，那么听说现在要和外国人联合起来搞洋枪队，他当然是不能同意的。而英国同样反对成立洋枪队，理由是洋枪队破坏了西方“中立”的形象，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华尔所代表的是美国利益，让英国人十分顾忌。慑于英方威势，上海道台吴煦不得不三次宣布解散洋枪队，但每次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华尔先后三次被英方逮捕，但每次都在雇主的帮助下成功逃脱，直到1862年前后，这种尴尬的状况才彻底得到改变。
作为洋枪队统帅的华尔本人有着很传奇的经历。他当过海员、投机商、军队教官，亲历克里米亚战争，实战经验丰富，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聪明而机敏，具备卓越的领导才干和极高的个人魅力，“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勇敢无畏、才华横溢、办事认真”。促成洋枪队建立的几位上海政界要人，江苏巡抚薛焕以及他的两位亲密助手，上海道台吴煦和当地知名富商、大买办杨坊，都与华尔过从甚密，杨坊甚至将女儿嫁给了华尔为妻。
在与中国官员们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华尔以其高超的组织能力，与士兵们保持着融洽关系，而且因为有外国武器装备和训练管理方式更让这支部队如虎添翼，在洋枪队建立不久，就制造了华尔以500洋枪兵，打败10万太平军的神话。华尔以500士兵败敌数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租界内成立了会防局，英军法军各有500士兵，洋人常备武装达到了1500余人。1862年2月，时任江苏巡抚薛焕正式下札，命名该军为“常胜军”。不久皇太后、同治皇帝的诏书又隆重钦赐“常胜军”之名，并敕封华尔为副将，御颁三品顶戴花翎。到1862年8月，常胜军的发展达到顶峰，人员超过12000多名，且兵种齐全，其战斗力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其他所有军队。
李鸿章和华尔打交道是从他到达上海之后便开始的。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不无惊异地发现，堂堂大清上海的防卫力量，竟是由上海商人和士绅出钱养着的外国雇佣军。此时李鸿章率领淮军刚到上海，实力还不是很强，他想通过华尔跟驻上海各个国家的洋人搞好关系，希望洋人能够帮助淮军走向西式化的道路。对李鸿章来说，华尔要复杂得多。他目光犀利，一眼便看出这个美国青年并非纯然是异国草莽，其对西洋火器的掌握，所谓“利器”；对近代军事科技观念的贯彻，所谓“知兵”，都有助于他将淮军改造为现代化军队。所以，李鸿章初识华尔，便竭力拉拢，以求其“为我所用”。华尔洋枪队成员，多是各国滩头浪人、江边流氓，只要钱多，作战勇敢，一旦缺饷，枪口掉转，对准华尔。李鸿章乘机说服他使用中国士兵。华尔发现，维持一个洋兵的费用，可雇佣十几个清兵，银子省下来，全是自己的。初步训练后，华尔得出结论：清兵只要饷银多、营养好，同样可以成为头等战士。一支纯用中国士兵组成，纯用“夷法”教练的军队就此形成，几仗打下来，竟是全胜，上海人赞为“常胜军”。可是到后来李鸿章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常胜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因为常胜军是由外国军官指挥，而外国军官根本不把清廷放在眼里，所以尽管常胜军对平定太平军有助，也帮助淮军打过近百仗，攻克城池50余座，但是面对骄横跋扈的洋人，李鸿章担心一旦常胜军更加强大，清廷就控制不了它了。于是李鸿章一面努力扩展、壮大淮军的实力，一面寻机把常胜军遣散，以便去掉这个心头之患。
1862年9月，华尔率“常胜军”和英法侵略军一起进攻浙江慈溪，华尔受重伤，不久毙命。“常胜军”的第一任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死，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开始暴露，引发了由谁来继任的问题。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向李鸿章推荐了华尔的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李鸿章多方周旋提出条件，“常胜军”属于中国的军队，要由他统一调遣。不久，李鸿章派白齐文去援助南京的湘军，可是白齐文却不听命。如果说华尔的傲慢还有些分寸的话，那么，白齐文的骄横简直无法无天，这个粗野狂妄的家伙胆大包天，恣意妄为。他埋怨杨坊催促他启程，就以索要军饷为名到杨坊家抢走了洋银四万两，并痛打了杨坊，酿成“大吉事件”。李鸿章决定借机整顿常胜军。他将白齐文革职，裁军1500人，并设立两名头目，一位中国的，一位外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