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忿忿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7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与清廷为敌。1863年白齐文旧疾复发，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1864年春，白齐文又从日本潜回中国，改从宁波登陆。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但是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投奔前往。淮军攻克漳州，抓获白齐文，并押解回沪，途中白齐文“舟覆溺毙”。
而后，白齐文的位置由英国海军上尉奥伦暂代。其实，这也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对在这支军队控制权上的此消彼长。奥伦才具平庸，虽然获得英国方面大量援助，却缺乏“取得战斗胜利所必须的善于机变的能力和将常胜军凝聚在一起所必须的领导能力”，常胜军在1863年进攻太仓的太平军时遭到的第一次惨败，正是拜其所赐，以至于外媒惊呼，常胜军已经从“短短两个月前还可能成为一幢稳固大厦的军队而变得摇摇欲坠”。奥伦指挥不力，于是英国政府下令让英国皇家陆路工程兵的戈登上校接管常胜军。
戈登1833年出生。1852年军校毕业后，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由于笃信基督教，从个人品格方面讲，戈登绝对是个“正人君子”。1854年，他曾经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1860年到达天津，并在日记中猛烈表达了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行径的不满。华尔死后，他被任命为常胜军的统领。由于他带兵有方，太仓、昆山等地，常胜军与清军并肩作战，多次大胜。
这位出身英国军人世家、自视甚高的职业军人，不能也不愿意与清朝官员们建立起像华尔与杨坊那样密切的私人关系，而只能更多地依靠他的英国同僚们来完成常胜军的日常事务，又试图在军队内部推行西化改革，阻力重重，毫无成效。李鸿章起初对戈登甚为满意，可时间一长，常胜军的开销让李鸿章在财政上大感压力，加上戈登对淮军多有指责，李鸿章在欣赏戈登才华的同时，也对他生出了许多不满。
1863年戈登与李鸿章因苏州杀降一事矛盾激化，气急败坏的戈登甚至威胁要发动兵变，攻打淮军，并夺回城池交还给太平军，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勒令李鸿章交出军权，辞去巡抚之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从中方夺回了“常胜军”的控制权。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李鸿章向朝廷辩解说因太平军人多，自己不得不杀降，同时力陈淮军已掌握西方枪炮技术，战胜太平军不再需要“常胜军”。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苏州杀降后，清廷认为李鸿章并无不妥之处，曾国藩也称其“殊为眼明手辣”。清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李鸿章，并责备戈登“不明事理”，“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对于戈登的不依不饶，李鸿章派出“常胜军”的军医即后来帮助李鸿章兴办洋务的马格里出面调节。英国也派人做李鸿章的工作，要求李鸿章给戈登写道歉书，被李鸿章拒绝；又派出朝廷新任命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去调停，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戈登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后来李鸿章拨给“常胜军”7万两军饷，双方都有了“台阶”下，戈登又回到了“常胜军”；此事也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
接下来，戈登继续率领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金坛一战，他本人腿部中弹受伤，多次险些阵亡。1863年，淮军攻打常州。常州将领吸取苏州的教训，拼死守城，不肯投降。李鸿章请来戈登协助，戈登用大炮轰开了城门，协助淮军收复常州。常州被攻陷后，太平军护王陈坤书以及数千兵将均被杀掉。至此，“常胜军”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李鸿章方面，更觉常胜军方面的军饷开支浩大，就与英国政府协商解散常胜军。由于戈登事先没有征求英国官方的同意，英国感到难以控制“常胜军”，英国驻军司令伯郎向英国政府提出解散“常胜军”。
“常胜军”本来就是中国人的雇佣军，英国政府没有权利解散。英国政府要求：在“常胜军”中服役的英国现役军官全部离开“常胜军”，并撤销戈登的假期和一些特权。戈登十分不满，他找到李鸿章说，现役军官都退出“常胜军”，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常胜军”解散，但是需要遣散费16万元。李鸿章早就有解散“常胜军”的意思，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李鸿章觉得时机已到，马上表示同意。
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提出解散“常胜军”需要他和英国驻华公使协同办理，赫德也提出“常胜军”不可解散。戈登又犹豫不决。李鸿章派出丁日昌劝告戈登要吸取白齐文被解职的教训，并命手下迅速筹集19万元遣散费，全部交给戈登。
1864年5月31日，常胜军的3000多军官和士兵均得到该得的大笔赏金，在昆山解散。全体军官辞去了在清军中的职务解散后，李鸿章划银1500两在上海建立了常胜军纪念碑。李鸿章留下炮兵600人和洋枪队300人，外国教官11人和大部分武器装备编入淮军。至此，常胜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戈登本人，也获清政府赐封“提督”以示荣宠。
好的形势犹如东风，此时顺势而动就犹如顺风扬帆，可以事半功倍。李鸿章能够解散“常胜军”也正是由于他能顺势而动，最终才能成就大事。所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关键要顺应形势，趋利避害，做把握时代脉搏的幸运儿。
9.多算多胜，见微知著
《韩非子·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能够做到察觉未然状态，对事物的未来趋势加以把握，当然不愧为智者！
俗话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成事”，即已然的事情；“未萌”，则指未然的事态。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根据聪慧程度不同，而相差悬殊。智者高瞻远瞩，能把握事物的动态，随时做出适时的对策，将不利因素扼制于未然。
因此，要做到见微知著，就要避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就需时刻关注周围的事物，一旦发现哪个事物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了，就必须马上做出判断，以免延误时机。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与此同时，有不少官员递交了奏折，要求光绪皇帝进行变法。1898年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递上的奏折（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6月8日，光绪又接到了康有为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的奏折《请明定国是疏》，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直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他把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几次给自己递上的关于清国政体变革的奏折，都送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也都认真地读了，对于康有为谈到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慈禧还是颇为赞赏的。
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没有表示反对。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清国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变法真能成功，也就不必再过被列强欺辱的日子了。
6月10日，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变法这一天，光绪专门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并且，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她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看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里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得到慈禧的许可。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经济、文教、军事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体制变革令有70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等。文教变革令80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政治变革令最多，达90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直到6月16日，也即变法后的第6天，光绪皇帝才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这算是光绪第一次见康有为，并且，也是在维新变法中的唯一一次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