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命令令向来好大喜功的曾国荃忧心如焚。一方面，他认为城内的太平军已经疲劳不堪，粮食和弹药都用光了，胜利在望；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在淮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就淮军的装备和实力而言，攻坚能力已远胜湘军，可能会很快收复南京。这样一来，自己这两年多苦战的功劳就归李鸿章所有了，所以不愿意让李鸿章插手。而李鸿章也不愿意分曾国荃的功劳，他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支援南京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李鸿章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朝廷下旨令淮军会攻南京后，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劳，想休整一段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李鸿章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苏州，对朝廷声称夏天不利于使用火器，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以此为理由在苏州、常州按兵不动。同时他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并说，自己准备掉头南下去攻打浙江。
曾国荃在得知朝廷派李鸿章助攻南京这个消息后，便从五月十八日开始，率领士兵猛攻地保城，经过几昼夜战斗，终于攻了下来。他又命令士兵在城外深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成功地挖掘了十多处地道。曾国荃命令城外各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当时朝廷方面不理解李鸿章的意思，再三催促他进军。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挖成，又因为实在抵抗不住清廷的再三催促，于是写信给清廷报告自己的攻城日期，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然后告诉曾国荃让他早些行动，自己继续观望。曾国荃收到李鸿章的信后，把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出示给手下众将士看，激示众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艰辛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坚决表示：“愿尽死力！”
七月十九日，在用地道填的炸药炸开南京城墙后，曾国荃部队的将士大声呼喊着展开了冲锋，太平军士兵拼死抵抗，湘军第一批400余人全被太平军守军倒下的火药烧死、炸死，后续的湘军不惜一切代价，冲锋陷阵攻入城内。太平军守将李秀成被活捉，士兵战死的有3000多人，南京城终于陷落。历经12年的太平军起义以失败落幕。
收复南京之后，朝廷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爵；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封世袭一等伯爵。
对于李鸿章的“义举”，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而李鸿章的此次义举，不仅成全了曾国荃的首功，博得了知恩图报、胸怀阔达的美名，更为以后曾李之间在军政大计上的长期合作铺垫了一条顺畅的道路。
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愿意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益，就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或者关系，这也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气度。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常常会在别人身处逆境时落井下石，这不仅是对别人的伤害，也是对自己形象和人脉的破坏。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都依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懂得与人方便，尽可能不要把别人推向绝路，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成功，也不能担保自己没有倒霉的时候，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留条活路给别人，也是在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不仅是种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阔达胸怀的展现。
5.处理难题要有技巧
处理任何事都要有自己的技巧，要掌握好火候与分寸；这就如同一把刀，它可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把我们割伤。那要看你握住的是刀刃还是刀柄。
遇到困难时，如果握着刀刃，就会割到手；但是，如果握住刀柄，就可以用来切东西。要准确握住刀柄，可能不容易，但还是可以做到，这其中有很多方法和技巧。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声誉是因为外交；李鸿章的生涯，有一半都是外交生涯，他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六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六月二十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六月二十一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个小时。
六月二十四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根本不知法国在正与刚刚统一的德国争夺霸权中处于劣势，拿破仑第三岌岌可危，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力主退让，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年六月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了对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
事实上，自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李鸿章一直在观望曾国藩的处理方式。说实话，对于曾国藩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李鸿章也是不认可，并且曾经去信劝阻。李鸿章不但给曾国藩写信，还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写信，他认为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而对于洋人，不能太讲诚信，不能随便承诺，不妨稍微用一点“痞子腔”，不要轻易用死来逃避责任。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还是有经验的，对于洋人的本性，李鸿章要比曾国藩了解多得多。
李鸿章到达天津后，经过一番调查，他对天津教案有了基本的了解，于是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第一，说教堂拐卖儿童、挖心肝、挖眼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第二，崇厚平时对外国人献媚的行为早就深深引起了百姓的不满，所以此事是个导火索。第三，丰大业开枪射的朝廷命官，也是罪不可赦。第四，群众仅打死20个洋人。可见中外双方各有不是。所以处理时应本着和平解决的原则，一是必须捉拿凶手，二是应当赔钱；但是，赔钱一定要有限度，更不能以割地为要挟。李鸿章在奏折上还说，如果我方在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的原则下妥善处理之后，洋人还敢无理取闹，我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李鸿章还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场。说起“痞子腔”，还有一个故事。李鸿章在接办教案前，曾国藩问他，去天津之后会经常和洋人打交道，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和洋人交往呢？李鸿章回答说，和洋人交往，我不妨就用点“痞子腔”（安徽话，就是耍一点青皮流氓的手段）。曾国藩劝慰道，我认为，洋人也是人，你和洋人交往还是应该笃信一个“诚”字，以诚待人。李鸿章总结多年和洋人交往的体会，知道如果对洋人以诚相待，洋人只会更加得寸进尺，吃亏的最终还是自己。所以他决定就用“痞子腔”来对待洋人，李鸿章的“痞子腔”就是同洋人打太极，顾左右而言他。当然，这样的手段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洋人势力强大、态度蛮横，而以清廷当时的状况并不适合与洋人正面交战，李鸿章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以“痞子腔”应付。
李鸿章一方面与洋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暗地里与俄国进行了沟通，因俄国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鸿章便趁机在原先的判决上进行改动，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把死刑犯人数减少了4名。虽然改变并不大，但毕竟多保了几个中国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缓解了尖锐的矛盾，也缓和了朝廷的面子。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让协助办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里的死刑犯换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领袖，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了这16个，蒙混过关，斩杀了事。对流放的官员，一段时间风波平息之后，又招回原地。有人提出火烧望海楼的主谋是陈国瑞，李鸿章多方努力，保住了他。李鸿章还筹集各方面的捐助并和曾国藩拿出自己的积蓄，总共凑了2万两银子，送给张光藻和刘杰，算是对他们经济上的一点补偿。李鸿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国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风波，终于在李鸿章手上平息下来。
李鸿章的声望与韬略因天津教案而得到朝廷和民众的认同，身价也顿时猛增。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开始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在这个位子上整整坐了25年。
一个人在处理难题时，如能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明白自己的位置、清楚活动的空间、辨别生活的利害、采取适当的手段，就能有效地处理好难题。当你依照常规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时，不妨变换一下思考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有的难题有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6.用行动打开局面
我们这个世界缺少实干家，而从来不缺少空想家。那些爱空想的人，总是有满腹经纶，他们是思想的巨人，却是行动的矮子；这样的人，只会为我们的世界凭添混乱，自己一无所获，且不会创造任何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实际的行动比拟一个纲领还要重要。成功是靠行动而不是靠梦想才实现的。
大多数人浑浑噩噩、不思进取，他们毫不吝惜地浪费时间，做起事来拖拖拉拉，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所作为，可他们又渴望成功，这种矛盾的心理冲突会造就浮躁。尽管成功是急不得的，但如果不立刻行动起来，永远都不会成功。那些百折不挠，牢牢掌握住目标的人，因为能够把想法付诸行动，向着目标不断前进，因此最终会获得成功。
还是在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就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洋枪洋炮，还有那些威力无比的远洋战舰与船队。到达上海之后，由华尔所率领的“常胜军”连连挫败雄风依旧的太平军这一事实，使李鸿章深深地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慑力，同时也不能不生出空前的危机感。
“常胜军”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李鸿章看着这些造型奇异的“利器”，不禁惊叹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极其热烈的向往。为此，他还化妆成百姓，亲自到上海的外国军舰上参观。李鸿章亲眼目睹了西洋近代军事演习，归来后他大受触动，挥笔给恩师曾国藩写信，归纳西方军事科技特征：“其攻城劫寨的各项军火，都是中国所无。浮桥、云梯、炮台等等，都有精工妙用，不曾见过。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能及。”而两军对垒之时，“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向披靡，炮弹落地开花，真神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