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植村泰一任社长、小林惠吾任专务、井深任常务的日本测定器公司成立了，我也一起转到那家公司去了。军队的订货依然很多。里面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制作井深先生发明的频率选择继电器——对低频率之内特定的波长作出反应、振动，因而可以选择相应的频率。也就是可以对复杂的频率作出反应的机器。我对通过振动控制频率，制作小型的音叉振动器很擅长。而且，虽说已有几百周波的音叉振动器，但别处还做不出1200周波以外的音叉振动器。海军那儿成对预订飞机通信用频率选择继电器和音叉振动器两种产品。
工作增加，人员也增加。设在五反田的工厂变得狭小了。为了有更大的空间，转到月岛，但随着人员和设备的增加，地方还是拥挤，每天郜很繁忙。但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中承包公司全部都被烧了，人员被疏散到长野的须坂。
同年8月15日，和井深先生一起在须坂听到玉音广播。
通过美国制的收音机非常清晰地收听到了玉音广播。日本人中用敌国美国的收音机收听玉音广播的恐怕也只有我们了。
■井深的发明家之魂与盛田的挑战精神
战争结束了，我们于1945年9月返回东京。在战争结束前井深先生就决定要返回东京。井深先生比我们先行疏散，我到须坂时，他说：“通口，战争快结束了。战争一结束，马上返回东京。”
终于迎来了战争的结束，专务小林劝阻说：“不用这样慌慌张张的。等外面稍微安定一些为好。”井深先生听不进去，连他在内一共7个人返京了。工具用现有的，还有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当时必不可少的几张铁板、铜板，把日本桥一幢白木屋的三层狭窄的配电盘室作为新的办公场所，重新在东京开始了工作。比我们早一步到东京的总务负责人太刀正三郎在目黑租了一套狭小公寓，包括我在内共三个人蜂拥而人，在那里白吃白住了一段时间。
第二年10月，东京通信研究所的牌子树了起来，开始了公司形式的运转。为了公司能继续生存，得想办法赚些钱。于是，我打算干自己擅长的收音机修理、改装工作。
战争中，为了不让人们听到敌国的广播，收音机允许使用的波段以外部分全部被切除了。我们着手进行将它恢复改造成原来的可以听到全波段广播的收音机。战争中，所有信息都由国家控制，这时对情报感到饥渴的人们纷至沓来，让我们修理收音机。实际上，打开收音机一看，只是内部的配线切断了，稍微用点焊锡就行了。还有掉下来的线圈必须重新卷好之类的情况。轻轻松松地就能赚到钱，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而且，战前曾生产过的真空管电压器的订货也定期地进来了。美国通用收音机也制造了这种产品，然而我们的产品比他们的高出几个档次，具有能测定百万兆周的性能。战前军队里购买过这个产品，战后递信省（邮政省）想使用，就委托我们进行改造，工作进入良性循环。即使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我也没有闲暇去考虑今后日本将何去何从、公司未来会怎样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我的想法非常单纯，我相信跟着井深先生走就没有问题。
1946年更名为东京通信公司，成为公司性组织。我担任工场长职务。说是工场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场长，而是从人事到生产管理、维修等什么都管，相当于杂货铺性质的角色。后来，从事磁带录音机、晶体管和录像机等技术开发，支撑着索尼的技术人员，很多就是由我进行面试而决定录用的。
1950年东通工开始出售日本最早的磁带录音机。第二：年更小型、使用更方便的“P型”磁带录音机开始出售。
P型磁带录音机，从学校开始逐渐得到普及。生产跟不上需求，工场里有近300人在劳动，因为当时还只是采取一个接一个组装的体制。于是，拜托东通工的儿玉武敏的父亲介绍，去参观早川电机的生产线。早川电机很快就答应了。想想就知道，在早川电机眼里，当时的东通工是不能与它同日而语的芝麻点似的小公司，根本无法纳入竞争对手范围之中。答应让我们参观，似乎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在设立生产线时，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一个人在流水作业中能承担多大工作量等问题。东通工的生产线完成了，早川电机的工程技术人员反过来到这边参观。像我们这样破烂的工场，被看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小却推出了独特商品，早川电机的工程师们或许对此有些兴趣吧。“这样不行”、“不是做得不错吗？”他们还具体地指导我们。现在想起来，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
进入大量生产后，有关承包的问题令人烦恼。承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包公司接受大量订货后，尽可能地承担它，并以不断扩大工场生产能力来与此相适应；还有一种情形是承包公司只接受与本公司生产能力相适应的订货，别的订货都拒绝。我的立场是哪种做法都不能简单地断定其好坏，而且哪边都是重要的承包公司，努力地思考如何调节、建立生产体制。最终说来，与下面承包公司的关系中重要的是人际关系。作为母公司应不高傲狂妄，以平等的好朋友的心情进行接触。井深先生一贯以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对待承包公司，使别人对他抱有好感。我也频繁地跑到承包公司进行接触。如果不是这样，对方是不会很快与东通工这么小的公司融洽的。
此外，没有沾上传统的坏习气，这也是能与承包公司建立良好关系的原因之一。当时，承包公司得到订单后，有向订货单位表示感谢的习惯。母公司中有人以转给别人为由向承包公司索要礼物。如果这样做了，合作关系就完了。但在东通工，有像井深先生这样的神灵在，下面的人就完全不敢做这种龌龊之事。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井深先生的信念和理想。上面的人清清白白的话，下面的人自然也变得清白。讨厌拐弯抹角，崇尚纯朴直率，这和不断生产出新产品的索尼的企业作风紧密相连。
如果别的公司持有的技术的确了不起，索尼一定会承认它的出色与伟大。因而，无论花多少钱，也会认真地交纳专利许可费用，得到堂堂正正地使用该技术的权利，并考虑用它制造出更出色的产品。比如，在开发磁带录音机时，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偏磁交流法”，索尼便与日本电气公司一起从安立电机购买了它的专利。1954年又花大约900万日元从WE公司（美国西部电气）把晶体管的专利使用权揽进手中。
关于与WE公司的合同，盛田昭夫到当地商谈后签订了临时合同。回国后，到通产省去，想以事后承诺形式得到许可，却发生了“不经国家允许，随便就自己签订合同”使政府机关的人大为光火的小插曲。对政府机关来说，宝贵的外汇大量流出，是件非常严重的事。公司头领自己前去政府机关当即拍板决策，这种脚步轻盈、动作利落的公司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吧。晶体管专利后来与晶体管收音机、晶体管电视机、录像机紧紧联系在一起，引进它不仅对国家，对索尼来说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这里面蕴含了井深先生发明家的思想和盛田先生的挑战精神。
他们像尊重自己的技术一样尊重别人持有的技术。对不论是谁发明的有价值的技术，一直采取朝前看的姿态，的确令人钦佩。
井深先生和盛田先生的观点是，作为技术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国外，日本如果仅仅坐着不动，就什么也不知道。到国外去，了解各种各样的技术动态，同技术人员、经营者进行交流，这样才能进步。我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到国外去了。
现在哪家公司都认为让职员到海外出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让职员到国外考察一个月，在别的公司却是难以想象的事。我第一次到国外是在1951年。那时，没有合作方的邀请信，就得不到携带外汇出国的许可。阿马利沙奇、CE、RCA等五六家公司给我发来了邀请信。我拿着这些信奔波于政府机关到处求人。那时1美元兑360日元，像我这样身份低的职员，一天只允许带17美元50美分。我在纽约31号街的廉价住处——屋顶上的房间住下来，即使这样一晚上也要花3美元50分。带的钱本来就少，日本的技术人员还对我说：“通口，到了美国，托你帮我买件东西。”
当时在日本，制作半导体用的必需品金属铟短缺，高频率的晶体管用的含镓的金属线也不易买到。卖这些材料的地方在美国也只有一处。我抽出视察的空隙时间去买。当时那么一点东西如果换成日元，真是太昂贵了。但那么一点儿，可以熔化用在几万个半导体上。想也没想，我偷偷地把它装进口袋里，若无其事地带回日本。这已经是过了诉讼时效的事，说出来也没有关系了。不过，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
对技术的执着追求是索尼的原动力
一旦产品进人了生产阶段，井深先生就全部委托给别的负责人。那是些技术开发方面的专家，这边也是制造产品的专家，他们存在一种互相信赖的关系。正因为井深先生这么想的，才能够专心致力于技术开发。我们以拼命工作来回报井深先生的信任。而且，即使什么也不说，井深先生也知道对方的辛苦。因此，我们这些在井深先生身边从事生产的人，感到很幸福。
即便这样，索尼对新技术的执着追求仍是坚定的。比如，彩色电视机的显示器由一贯的遮蔽屏式进化到使解像度得到划时代提高的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技术时，成功以前进行了将近10年的试验，投入了巨大的费用。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失败。从旁人来看，是非同寻常的壮举。在实验的过程中，井深先生似乎也为之苦恼过，但完成时的兴奋也是难以言说的。
之后，最早的国产录像机完成时，我切实地感到索尼已成为世界型企业。在索尼开发录像机以前，我曾到美国去实地参观。录像机当时放送用的2．1英寸宽的带子绕2万圈，用纵向旋转法，而且因为机器极其庞大，价格高达2000万日元左右。索尼打破常规，开发出使用0．5英寸的带子、并且小型低价的录像机。在晶体管上也是如此，硅晶体管的开发，开创了日本半导体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对索尼，而且对日本的技术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对于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技术，只要估计将来有前途，索尼就进行投资开发。索尼在这方面的判断力可以说是异常的出色。而且，即使有优秀的技术人员，有伟大的专利，仍然不能完成产品的情况也有。不论技术人员如何想干，如果公司领导不能理解，那一定会告吹。但索尼上层一贯都说“干吧”，这是任何东西都难以替代的优点。这里难道不是包含着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吗？
我在索尼约有57年了，从未想到索尼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规模的大公司。优秀的人才不断地聚集而来，这也是索尼的出色之处吧。否则井深、盛田先生个人怎样拼死拼活地干，下面的人不行的话，公司也难以发展。被井深先生和盛田先生的自由及富有魅力的个性所吸引，优秀人才汇集到索尼，这已成为被下一代继承的索尼精神。对于曾参加创业的我来说，这是极其欣慰的事。
从未想过索尼对于我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没有时间考虑这种事情。因为，索尼就是我的人生。井深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永远的活神仙。只要这个人在旁边，只要他看着我们工作，我就非常满足，愿意跟着他去干任何事情。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想法，一块工作的人大概都这么想。对我们来说，井深先生是如此地富有魅力。曾经与井深先生一起工作，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人生了。现在也还时常想起来，井深先生不管是技术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如果我说错了，他嘴上不明确指出错误所在，而是突然不高兴地扭过脸去，即使有错误，似乎那错误也没有进人他的耳中。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方法比简单粗暴地怒吼，更能表明他的态度。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像他那样卓越的人了。
索尼法则之十三
求贤若渴，广纳良才
索尼株式会社常务董事、副会长
桥本纲夫
1932年11月1日出生
桥本是索尼的人事专家。索尼从陈旧的公司内部招聘制度开始，实行事业本部制、执行负责人制等一个接一个新制度。他在索尼的人事、组织制度上的改革中起了主要作用。
■公司内部招聘的原形是“设立意向书”
关于公司内部招聘，各式各样的公司都到我们公司询问是怎么回事。我见了不少人，并谈了些“这样做”、“在这方面要做些努力”之类的话。那以后，听说他们也实施了这种方法，但没有听到进展顺利的消息。为什么在索尼内部招聘能固定下来呢？简单地说，我想是因为有将内部招聘进行到底的决心，不间断地进行内部招聘。现在，因为要内部招聘的岗位很多，因此，决定日期一齐进行。或者为某一工程而集中进行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