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辩证法是苏格拉底认可的惟一正当的推理方式，也是为柏拉图所采纳的哲学表达方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论文书写才变成为正统的哲学表达方式，影响至今。在苏格拉底参与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往往是哲学对话的推动者，其他参与者从中受到教益。我们认为，访谈也是一种进入对话的情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期望能够从访谈中体味到哲学的真正乐趣。因此，首先引出一个小小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对话和思想的关系？
万俊人：这个问题提得好，点出了哲学知识的一个基本特征。哲学知识或者说对哲学的探索始终是围绕着问题呈现出来的，而哲学探究最直接、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哲学的对话，或者说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辩证法辩谈。其实，哲学对话的过程也就是对问题的探索与追问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通过辩理和推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谈到“思想与对话的关系”这一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有效的对话与有活力的思想生产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有效的对话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哲学对话与人们日常对话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它总是从问题人手，并对问题展开无穷的追问。哲学对话的过程必须是有效的，也就是有效地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
尽管大多数的讨论并没有使问题获得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使问题的追问有所前进。另一方面，有效的对话与有活力的思想生产的最终表现形式应该是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可以这样说，对话的有效性就是对话的生产性。中国哲学中有“明理”的说法，就是通过对话和辩论达到“明理”的目的。这也是我个人经常提倡的，也希望你们采取这种方式。我主张大家在阅读和思考的同时，应经常交流，展开对话，进行辩论，甚至可以对某一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宏大的哲学课题进行争论。这种方式既可以加深争论双方的相互理解，又可以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扩展对话者各方的理论视野、思考的框架以及对新的知识、新的概念的接受和理解。过去，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个传统的对话样式，叫“咖啡馆哲学”，但实际所指并不限于咖啡馆里的辩谈，无论在宿舍、食堂、咖啡馆，还是在比较正式的研讨会上，大家经常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争论，无拘无束，十分畅快。
这些经验对我们以后的教学和研究都极有助益。
所以，对话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传达某种信息，作为一种有效的对话，必须是充满思想交锋的。对于研究生来说，对话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历来倡导和鼓励你们多交流、多争论。
问：万老师，您硕士毕业后没有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投入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的写作。这与许多青年学者的学术经历不同，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激励您首先投入这种大部头著作的创作？
万俊人：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高校还没有伦理学博士点。据我所知，全国的伦理学博士点的设立不早于一九八七年。如果转专业，既不及，也不合我的本意。因为我当时把全部的心思都投人到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的写作准备。
在我硕士毕业那年，正值我的导师周辅成先生退休，即使那时北大有伦理学博士点，也没有人能够指导。而且，当时要离开北大的环境去外面求学，对我而言比较困难，因为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后的三年学习时间我过得非常充实。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北大学术氛围最活跃的时期，我想凡在这段时期就学于北大的人都会有同感的。
那时的北大校园到处都有哲学对话的声音，有新的哲学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在我看来，那段时期不仅是北大，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你们大概知道，在我国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十余年中，有几次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比如，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文化热”等。而在这几次重大的学术讨论中，北大都是焦点中的焦点。处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想离开确实很难。
因为周先生提前退休，我又不想离开北大这么好的学术环境，这样，我不得不错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是我一个小小的遗憾。但从另一方面看，或许这也是我的一次机遇，因为我毕业那年，周先生退休了，那么西方伦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就由我来承担，这使我获得了一个较高的教学和科研平台。记得当时研究生招生扩大，刚刚硕士毕业的我奉命给研究生开设西方伦理学课程，这当然是一次挑战，客观上它加速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进度。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的写作计划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基本形成，个中原因涉及我大学期间的知识背景。周辅成先成是专门研究西方古典伦理的，尤其熟悉古希腊伦理学。而我在大学本科期间因为了解章海山老师写作《西方伦理思想史》的过程，又师从他专门学习过西方古典伦理学，所以比较熟悉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知识系统。而且，章海山老师是周辅成先生“文革”前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所以这两位老师对西方古典伦理学的学术理解是相通的。因此，到了北大我就有足够的时间转向现代西方伦理学。而当时恰恰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包括现当代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界大兴其势的时候，新书、新译、新的哲学流派和观念不断涌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我个人的思想性格本身就具有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的一面，所以很自然地被吸引到现当代西方伦理学的视景之中。况且，我这样做也可以接续周先生和章老师没有完成的西方伦理学史的创作工作。
在攻读硕士期间，我广泛阅读现当代西方伦理学家的经典文献。
到了研究生毕业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两千七百多张学习卡片，阅读了一百多本英文原著，基本上完成了对现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主要派别，以及经典著作的阅读理解等准备工作。所以留校后不久，在开设现代西方伦理学课程时我就开始写作《现代西方伦理学史》。
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它具有偶然性。要想把握住机遇必须有相应的能力和主观条件。我觉得自己在硕士期间的努力为参加工作后对机遇的把握提供了保证。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初《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的上卷初稿就已经完成了，大约五千万字，后来经过两次修改形成了四十万字左右定稿并于一九九○年出版。
在这之前，我已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现在我对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不很满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硕士论文能够出版已经是个小小的“奇迹”。因为北大出版社一般不出版硕士论文，即使现在也可能还是这样。我的硕士论文之所以能够出版，得益于李泽厚和朱德生两位先生的推荐。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出版表明出版界对我的写作能力有一个认可。所以，北大出版我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也是比较自然的事。
至于说是什么动力促使我首先投入这种大部头的创作，说实话，就是我自己开始写作此书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写出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在全部写完之后，看着一叠叠厚厚的书稿，自己都感到很后怕。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出版以后得到国内学术前辈的认可，他们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在写作《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的时候，我所遇到的困难加大，原因是一方面我所拥有的资料不是十分的完备，另一方面，对下卷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所以需要阅读大量的新文献。再者，我对一些西方当代的伦理学家的思想的学术判断没有足够的把握。你们知道，写学术史必须根据思想家的文本，而思想家的文本形成于某一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学术环境。比如许多伦理学家的思想就是在论战中形成的。不了解这些文本背后的东西，文本的解度总有局限。这自然给下卷的写作增加了难度。
很荣幸，我得到了国外一些学者的帮助，如牛津大学的黑尔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的弗林斯教授等。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获得了像马克斯·舍勒、哈特曼这些思想家的英文原著，这弥补了我的资料的不足，对《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我在是书的后记中对帮助我完成写作的这些学者一一表示感谢。但其中也有一些遗憾，由于当时没有接触到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After Virtue）的英文原著，所以对他的思想以及整个共同体主义未能给予恰当的关注。这也是我现在准备修订这部著作的重要原因。
严格说，即使到今天，我也不十分清楚是什么动力来支持我做完这样一部著作的。但我的体会是，做这样的工作的确很难，而且凭我当时的学力、资力完成这项工作尤其吃力。《现代西方伦理学史》被一些人视为是我的成名作，它之所以完成，其中或有许多意志和精神的因素。我想告诉你们的体会是，做一项重大的学术工作一定要有坚定的意志力。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的。
但在我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那种个人的感觉和体验是难以言表的，有欢乐，更有苦涩的眼泪。
问：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您的学术历程迄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关注存在主义（比如萨特）甚至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后一阶段则涉及到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普世伦理和现代性等广泛的社会公共性领域。或日，前一阶段注重形而上学的沉思，后一阶段则重学术公器之用，我们的兴趣在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您前一阶段的研究对后一阶段研究有何影响？
万俊人：你们对我的学术经历的概括也许是有道理的，从我大学到研究生期间一直至九十年代初，我的学术工作都集中在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研究上，主要是关注西方伦理学史的发展，尤其注重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个案研究。一九九二年夏到一九九三年秋在哈佛大学的访学对我个人的学术发展影响甚大，也可以说是我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我自觉认识到，作为一个伦理学史的研究者可能并不能成为我学术人生的全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出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背景的考虑，对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总具有工具价值的意味。其实，国内的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经历都有这样一种调整，比如，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等等。我的这种学术自觉可能是比较早的。我记得当时陈来教授以调侃的方式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合作做一些事情？”
这一不经意间的询问使我产生了一个自问：我能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佼佼者合作什么？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自己原有的知识领域，将自己的学术视野同时转向中国伦理文化。
这大概就是你们所说的我的学术经历的第二个阶段。从哈佛大学访学归来后，除了对自己中国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外，对自己过去做学问的方式也有一个自觉的反省。我突然感觉自己过去做学问的方式有一种“学术冒险”式的浪漫风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胆子太大，什么都敢说。访学回来后，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那段时期我写文章少了，也更谨慎了。即使写了一些文章，绝大部分也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而写的，但是我认为自己真正比较好的文章却是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出于写文章的谨慎，我开始计划翻译一些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我发现，当代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著作，特别是在伦理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方面更是如此。这都急待翻译，将国外的学术资源尽可能快地引进国内，让学界共享。从美国回来后，我就有一个翻译计划，最初准备翻译三本书，即：麦金太尔先生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罗尔斯先生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沃兹尔先生的《正义诸领域》。后来由于《正义诸领域》一书的版权没有及时落实，我没有翻译成。而前两本书则如愿译出，并如期出版了。
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零年末我自己翻译和主持编译的著作大概有十一本，现在已经出版了七八本。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学术经历确实有一个从西转中、从上向下的转变，我开始涉足一些应用伦理的领域，如经济伦理、全球伦理和社会公共管理伦理等。我的考虑是自己能够从西方伦理学的知识积累逐渐进入到中西文化的比较，根据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建立与之相符的学术立场，进而做一些专题问题的具体研究。不过，也不能简单地把我的这一学术转向看成从道德形上到道德形下的转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关于经济伦理、政治伦理以及公共伦理的研究都只是我的一个新的学术计划的准备。按照这一学术计划，我希望通过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前沿性、实践性伦理问题的具体研究，达到对整个现代性道德课题有一个总体的理论解释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