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以前听人这么说过。”眉目间那股欣喜之色仍然飞动着。然而，他的眼神说明：他的思想倏忽间飘然远逸，好像到很远的地方捕捉了什么。接着又很感慨地加一句道：“她又小，又弱，也参加了打仗。人，就是要锻炼啊！……”
院里一阵脚步声传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房东大叔领着一个人进来了。这人穿一身半新洋布裤褂，耳尖上夹着半截烟卷，满脸灰气，微躬着身子，好像随时都想打躬作揖似的。但他一见我们，却把肚子腆了两腆，惊乍乍地喊道：“哎呀呀！同志你们可真命大，洋人成天价踢破门限子，你们生生地没出事！哎呀呀，我刚一听说你们在这儿，就吓了一身冷汗！……”接着，就问我们从哪一面出村，说他好派人送。他肯定：洋人马上要回来，一来就要挨门查户口。
这种借夸大敌情，想三言两语把我们吓跑的做法，一眼就给我们看破了。一种由于年纪小而被欺生的感觉，激怒了我们。又昌立起眼来问他是干什么的，贵姓。那人大咧咧回答：姓邢，本村的保长。
“邢保长，”又昌说，“先去给我们做点吃的。我们这个同志两三天没吃东西了。”
“嘻嘻，洋人来了怎么办呢？”
“吃多少粮食，我们给你打条子，你可以找抗日政府去报账……”
“可是，洋人马上要来了……”
“最好找点儿白面，做点面汤。我们这个同志是个彩号……”
“洋人一来，可要查户口！……”
又昌忽地眼睛一瞪，两道寒光凛凛然直逼保长面门，手往腰里一拍道：“查户口怕什么？这有手榴弹顶着！——你先给我找饭来！”
邢保长的脸刷地变白了，腰也马上躬了两躬，堆下笑容，说了些“行行，好好”的话。
随就往后撒腿，灰溜溜地想退出去。可是，又昌又把他叫住了，为了缓和一下僵局，他又说了几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随后问他村子里有没有治红伤的医生。
“这、这……可实在没有。”保长又把腰躬了两躬。
“能不能给这个同志找点什么药呢？”又昌指着我又问。
“药，咳咳……”保长把他那对老鼠眼滴溜溜一转，油滑地说，“倒是有两瓶补药，可就怕咱同志吃不起啊，一瓶，老头票就得七十多块！咳咳，要呢，我就给咱拿去。”
又昌把头低下来了。我于是朝保长摆摆手。保长躬一躬腰，带着房东拔腿走了。
“记着赶快弄饭来！”又昌追一句说。
“是是……”
不一刻，房东端来了两个大黑碗，一人一个，放在我们面前。
我挣扎着坐起来。三天不吃饭了，这时候才觉得真是饿极了。可是，碗里是黑糊糊似粥似汤的东西，翻一筷子，净是些莱梗树叶，只有一星半点白糁糁的小颗粒。闻一闻，酸不必说了，另有一种甜腥腥的邪味。我看一眼房东，房东扭脸向门外，凝视着墙角。转看又昌，他却已经把大半碗扒拉完了。我也忙吃了一口，觉得嘴里又苦又涩，不敢嚼，连忙下咽，又吃第二口……又吃第三口……到第四口时，胃里便觉得满了，仿佛还要往上涌。
又昌已经把他那一碗吃完了，便轻轻劝我道：“硬吃点吧，总比空肚子强啊——可也是，这饭太不像话了……”
我不禁冲口而出：“这不是饭，是猪食！”
又昌不由得一怔。我马上觉得不好，我是没有理由向他发脾气的。但已觉不好解释，便探问地转看着房东。
“大叔！”又昌叫了一声，房东这才吸一下鼻子，回过脸来。不知怎的，他眼里有些湿，嘴紧紧闭着，好像一张开便会涌出什么似的。又昌请他再去找保长来一趟。然而房东似乎再也忍不住他的难过和委屈了，他大声说：“同志，我恨不能把心给你们炒着吃了，可再去找他——就是找着，他也不来……”
又昌圆睁着眼，一阵，把炕一捶道：
“我去找！”说了便跳起来，要亲自上街。房东和我都慌了，赶忙拦住说，那么一来，可能招致更大祸害，说不定连房东都会受连累；要找，也得等到天黑！又昌嘴里仍在愤愤道：“这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直到我问“是不是对我生了气”时，他才安静下来，又对着我的脸凄然道：“别的，怎么也好说，只是你——太黄了。”
随即，他猛地想起了补药的话，问房东道：“大叔，那两瓶补药到底是什么东西？”
“咳，”房东大叔叹口气说，“他们，是指着这两瓶东西讹人哩！听说，是一个‘白脖’官儿丢在保公所的，叫什么‘人造自来血’，说能补人的气血不足……”
“眼下东西在谁手里？”
“大半他们账房先生们攥着。”
又昌那浑黑的大眼里一波一波地放起光来，张着的手猛地往前一抓说：“既是白脖官儿的，咱去把他赊了吃！”
“同志，”房东大叔赶忙说，“保公所咱可千万去不得，进进出出都是鬼子派儿的，那班人一个比一个难斗！”
我也觉得又昌说的太天真了，便笑着劝他说；“算了吧，跟他们还能讨出好儿来。
离天黑还早呢，我看咱们还是先歇歇再说吧。”
又昌见我有些累了，便把房东大叔打发走，扶我重新躺下。我阖上眼，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忽觉有人拉我的胳膊，张开眼，见是又昌，笑嘻嘻地把握着拳的左手伸到我的眼前，突然，手一张，沙拉的一声，二三十个红艳艳的扁圆豆儿，满炕席上滚着、跳着，像一个个很精致的小纽扣，红而且亮，显得那么鲜艳，简直可以说是娇滴滴的。又昌从兜里又掏出一个茶色的小瓶，里头盛的也是这样的小东西。我迷惑地把眼望着他，疑心自己依然是在梦中。
“吃吧，”又昌兴高采烈地点着豆儿说。
“这是什么？”“人造自来血呀。”
“嚄！怎么弄来的？”
“这……喏，房东大叔给赊来的。”
我还想再问些什么，可又昌急不可耐地把那豆儿往我脸前一推，催着说：“吃，吃，吃了再说！”我只好欠起身子，捏一粒放在嘴里。一面也抓了几个给他：“你也几天不吃饭了，一块补一补吧。”他却退着身子摇头道：“我壮着呢，吃了怕上火。”我急了，抓起一把向他一扬道：“你不吃我也不吃了！”他见我红了脸，才捏起一颗放在嘴里，却像吃糖球儿似的在牙齿间含着，好半天都不下咽。
这些扁圆的红得很可爱的小药丸，有些甜，还有一股炒豆面似的香味，想来该是现在我们常见的维生素一类的玩意儿。当时我主要是解饿，就一口气把那散着的二三十粒吃个精光，却也不显有什么感觉。只记得，在我吃完时又昌脸上那两只眼睛，流露着怎样的喜悦和欢乐，那是怎样的明亮啊！简直是两苗火，两朵花，两颗秋夜晴空中的星星！
“你觉得好些吗？身上是不是有点劲儿了？”他眯着稚气的大眼，笑着问。
“嗵嗵嗵……”一阵脚步响，把我俩吓了一跳。急看时，却是房东大叔。他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满脸是眉飞色舞的兴奋，眼里闪着明朗的火花，早晨那副慌慌乱乱急于扔下家溜走的样子，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他大踏步直奔了又昌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嚷道：
“好家伙！你可真敢玩儿命啊！”接着转向我：“同志，你怎么也不拦住他？”随后又昂起头，自语似的赞叹道：“嗨！我只说关二爷单刀赴会那是唱戏哩，敢情天下真有这样的人！”
我被他这一路嚷弄迷糊了。又昌却忽地有些畏缩，连连递眼色给房东，怪他在那里多嘴。
房东大叔还是把故事告诉了我：就在我睡熟的时候，东院保公所灶上的刀勺响了起来，是几个过路的伪军在那里打尖。他们吃过之后便走了，保长和两个账房先生便围起桌子，大嚼那剩菜残羹。房东大叔其时正被抓往灶上担水。突然，他看见一个穿了军装、扎了皮带的八路，胸前染着牡丹花似的一片血迹，迈着堂堂大步，撞进了保公所——正是又昌。
他进得正房，堵着门口一站，响当当地说：“保长，那两瓶补药呢？给我看看。”保长万想不到他一个人会明出大卖地跑到保公所来，一时吓得呆了。不待保长发话，有个账房先生赶忙拉开抽斗，取出两个茶色的扁瓶儿来。又昌拿在手里，刚要拧开盖子，突然从大门口又撞来两个“白脖”，他们肩着大枪，披着子弹，扬风乍毛地直抢了上来。保长吓得一缩身，筷子都扔了。眼看无处可躲的又昌，立地身子一旋，闪在了门背后。那两个瞎眼的“白脖”竟而懵里懵懂撞进屋门，什么也未曾发觉；倒抢近饭桌，抄起筷子就去捞菜。其中一个拿起那茶色的小瓶对保长道：“二叔，这是治什么的药？”这时，他才猛然发现保长两眼木直，死僵僵盯着他的身后。他一回头，“呱啦”一声，瓶子掉在一个汤碗里，打个粉碎。那娇红的豆儿就叮叮咚咚地撒了一桌一地。原来他背后的门已经关上，一个莽墩墩的小黑汉子，左手拉着弦，右手把个手榴弹直直地插到他们眼前来。
“不许动！”
五个人：两个“白脖”，两个账房，一个保长，十只眼睛，都直勾勾盯在那悬在当头的手榴弹上；五个人，化做了五段木头。
“把枪给我！”又是雷震似的一吼。
这个毛发直竖、两眼冒火的小黑汉子，仿佛霍然变做一团光焰四射的刚烈之气，逼使得两个“白脖”颤抖抖话也未能哼一声，就乖乖地把枪递了过去。
“怕死不当八路军！”又昌把两支枪搂在怀里，展一展那副浓黑的大眼，大声说：“我本不想找麻烦，是你们自己碰来啦！对不住，你们得听听我的辖治！”接着，他赶忙问“白脖”们打哪儿来，干什么去，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这一问，竟意外地发现其中一个家伙原来就是本村人，他的妻儿老小就住在丁字街小庙的对门，今儿来此只是想捡洋落儿赶嘴吃的。
又昌皱起眉想了一想，便高喝一声，对“白脖”们讲起一番中国人不该糟害老百姓的道理来。最后，把手一挥，断然道，“得啦！八路军有宽大政策，我还等着走道儿呢，放了你们啦！”说着，把两棵枪的枪栓卸下，将撞针在阶石上撞弯，扔给“白脖”说：“你们可老实点，我记着你就是丁字街小庙对门儿的！——去吧！”两个家伙这才拾了烂枪，退一步一鞠躬地跑了。
又昌动手去捡那桌上地下的小红豆儿，可惜有一大半泼了菜汤还沾了泥，捡了半天，只落得一握，便和那一整瓶一起拿着，向保长道：“明明是鬼子们丢下的东西，你怎么敢要七十块钱？”保长自“白脖”进来就一直瘫在椅子上未能动弹，如今才挪一挪尿湿了的屁股，捣蒜似的点着头说：“拿去吃吧，拿去吃吧……”
他就是这样把补药“赊”了来的。
听完故事，我激动得望着又昌，一时竟完全忘记了说话。好一阵，我才一把攥住他的手，想骂他。可是，还未开口，泪水就夺眶而出了……
转眼之间，这事过去已近二十年了。至今想来，那一切仍在眼前。记得就在当天，我们碰到了一支自己的部队，我马上被安置去休养，于是，就那么匆促地与又昌分了手。临分别，还记得他问过我一句话：“喂，你看，穿白也能当兵吧？她比小兰要壮得多呢。”这句话，曾在我耳边响了很久。至于那个盛“人造自来血”的瓶子，我一直把它随身带了三年多，拿它盛纽扣和针线，也盛过盐粒和墨汁。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不料在一次偶然的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弄丢了，使我难过了好多时候。
以后，再没有能和又昌见过面。解放战争后期，有消息说他在海南岛，五二年，又听说在朝鲜，但一直未能接上头。曾到他的老家去探望过，老人仍健在，如今在生产队里任着饲养员。至于妹妹穿白，早已是一位妇联干部了。
又昌啊！你在哪里呢？与又昌不见已近二十年了。然而他仍然时时像一颗明星一样降临到我的回忆中来，推动我前进，激励我奋发，督促我向上！
1961年11月27日改于保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