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过后，能够创造“伤痕”文学的民族是有根基的民族，富于生命力的民族，有明晰发展远景的民族。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文学从***文化专制下解放出来，现实主义获得新生，结出了“伤痕文学”这一丰硕成果。
现实主义新生
“伤痕文学”摆脱了“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桎梏，也突破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束缚，以磅礴的气势揭露了“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描写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悲剧，实现了“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原则，体现出“暴露文学”的特质。
“伤痕文学”首先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主义现实。
卢新华（1954～）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以女儿王晓华为叙述中心，描写“革命多年的妈妈”在1969年里被定成“叛徒”，女儿以与“叛徒妈妈”决裂的革命精神，狂热地投身于二山下乡运动。她拒收妈妈寄来的衣服、食品，甚至信件——她不认识妈妈了。
1978年春节，她应恢复了名誉和工作的妈妈的召唤，乘长途火车赶回家探望多病在身的妈妈。她已从狂热中清醒，从迷误中走出。然而，待她急切地回到家，家已经搬了；找到新居，得知母亲昨天住进了医院；火火赶到医院，不料妈妈早上刚刚去世。母女二人到底未来得及互为对方抚平“心上的伤痕”。《伤痕》直面人生、社会，揭露“文革”对老干部的迫害，造成人妖颠倒的现实。《伤痕》不啻对于“文革”的控诉状。作者的创作动机就是“喊出人民心声”。
《伤痕》也表现出了这一文学思潮的“老干部色彩”：往往谁革命越早，谁的资格越老，谁就越优越，谁就越正确。老干部在这里天经地义地复出，没有任何内省，尚无任何反思。
陈国凯（1938～）的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1979），以女主人公子君的自述形式，描写她先后的两个丈夫李丽文、刘亦民都是怀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先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于是，她两次成为“反革命家属”。主人公的祸不单行，正是豺狼当道年代全体中国人民命运的写照。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普通人，小说人物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是对“文革”年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的高度概括，读来催人泪下。
“伤痕文学”所揭露的“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体现为所谓“党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十足的“夺权斗争”的实质。
莫应丰（1938～1989）的《将军吟》（1980）以具有独特经历的兵团司令员彭其为主人公，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内乱的过程。读者可以深入到各种人物的心灵深处，甚至涉足高层政治生活，窥视操纵这场“内战”的少数阴谋家内心的隐秘，控诉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罪恶，表现了作家极大的勇气。作家是1976年清明节之前最黑暗的时刻“冒死”写作《将军吟》的。他当时曾说：“我要把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你说喊了就得死，我说，死也要喊。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大喊一声，暴烈地死去。”体现了中国人民同“四人帮”浴血奋战的精神。
王亚平（1956～）的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1978）中的老公安人员王公伯在1975年秋对“白舜案件”的复审过程，就是对一场夺权斗争黑幕的暴露过程。现任的省革委会徐副主任、省公安局裴副局长，当初为了从原省委书记陆青手里夺过权力，阴谋制造了在陆青点心里下砒霜毒死秘书的血案。因为走漏了一点风声，为了灭口，亲自下砒霜的凶手杨大榕又制造了邻居白舜企图强奸他16岁的女儿杨琼的冤案。杨大榕“革命”成功，当上了省革委会一个部门的副处长。斗争过程极其残酷，充满了血腥。
周克芹（1936～1990）的农村“伤痕”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的主要矛盾也是“夺权斗争”。地处四川沱江流域的偏僻山村葫芦坝的党支部书记金东水一心带领农民改变山村落后面貌，可是，“那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大风暴从城市到农村，连小小的葫芦坝也未能幸免”。金东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赶下台，并陷于家破妻亡的困境。小说以1975年冬执行“整顿”方针的县委工作组进驻农村为情节开端，摆在工作组组长颜少春面前的葫芦坝真的成了一个“葫芦”。颜组长主持的对葫芦坝的“整顿”过程，竞像《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对案件的侦察过程。获取了葫芦坝实权的许家四女婿郑百如对大女婿金东水实行的夺权斗争不择手段，可谓“有你没我”。
竹林（女，1949～）的《生活的路》（1979），是较早地反映“文革”时期农村的衰败景象和下乡知识青年悲剧的作品。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极“左”政策下农村阶级斗争盛行，以政治运动指挥农业生产，使农民不能在土地上安身立命，就是善良、美丽的插队知青谭娟娟也遭农村干部奸污而被迫投河自尽。《生活的路》不啻对于极“左”路线的控诉状。
叶辛（1949。）的知青伤痕长篇小说《蹉跎岁月》（1980）中描写的知青生活也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小说中的一位公安干部给知青谈的一席话道破了此中的奥秘：“小柯遭害的事，玉蓉和大山都给我们讲过，我们也很气愤。但这几年，事情复杂啊。你们可能也知道，中央、省里、大地方有斗争……”在此背景下，造反夺权人物暗流大队书记左定法，县专政队的白麻皮，县知青办、招生办主任黄金秀利用非法武装，大打出手，置对方于死地。“伤痕文学”揭露的以“党内斗争”形式而进行的“夺权斗争”，是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化，“继续革命”理论的恶果。它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建国文学”所反映的“治世”气象破坏殆尽，致使充斥于波诡云谲的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间无休无止的集团斗争历史可悲地重演。这是一副“乱世”景象。《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其描写为“乱世年头”，“中国社会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动乱的时刻”。
“伤痕文学”反映的所谓“党内斗争”的实质，是主“斗争”、重“破坏”与主“调解”、重“建设”的两种治国方略、两种社会思想的斗争，是“文革派”与“务实派”的斗争。
《神圣的使命》里“造反派”矛头所对准的省委书记陆青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调任来的，只六七年时间，就使这个穷省变成了全国兴旺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以省革委会徐副主任为首的“造反派”则处心积虑地制造假案、血案，把好干部统统置于死地。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金东水在作品里成了农村建设事业的象征：积肥，整地，扩大提水站，新建水电站，改河造田两百亩。“老金倒台了，计划也搁浅了。”而在台下的两年里，他心里装着的还是“未来建设的蓝图”。颜组长贯彻“整顿”方针，安排金东水“复出”，村子出现的新气象就是实施这项建设工程。“造反派”则是“拉帮结派，形成各自的势力圈，热衷于派性斗争，争权夺利，根本不把生产建设放在心上”。金东水和郑百如之间，是“建设”与“破坏”之争。
金东水把上述两种思想分别比喻为“补药”和“泻药”，他说：“葫芦坝如今是吃得补药，吃不得泻药了。”
《蹉跎岁月》中的邵大山一心带领农民致富，讲究实事求是，不搞“唯成分论”，与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在努力建设山乡上坚定地走到了一起。而造反起家的左定法则一味地搞“血统论”，醉心于“路线斗争”，不准种果园，不准养鱼，而不管整个村子穷下去。
“伤痕文学”揭露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破坏”、非“建设”思想，彻底地背离了1950年代初期正在建设中的“稳健的社会主义”，也就彻底地背离了注重“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主体儒家思想。它造成的结果：是长期、普遍性的贫穷，断送了梁漱溟所称道的建国初年呈现的“上坡路”日子，可悲地重现了“下坡路”日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当金东水在1975年冬天的集市上，不忍目睹半年没吃过肉的小女儿哭叫，脱下身上的旧毛衣，准备卖了给孩子凑出买两斤猪肉的钱时，作品写道：
葫芦坝的前任支部书记、复员军人金东水，肩膀上露出棉花，站在一群衣着破旧的庄稼人当中，守着面前的衣物，等待着那些同样的、也不富裕的阶级兄弟，用友谊的手拿出少许几个钱来，以援助他们，度过眼前的窘境和暂时的困难。此情此景，真有些叫人心酸！七十年代的连云场啊，同四十年代的面目有多么的相似！金东水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像长生娃这么大的时候，他和他的爹——长生娃的爷爷——也是站在这儿卖掉了家中唯一的一床棉絮。历史的惊人的重复，实在引人深思。
韩少功（1953～）的短篇小说《月兰》（1979）呈现的不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那样的农村凋零百景，而是一幅农村小景。“优秀社员”月兰曾经一气拿出十几个鸡蛋、两斤甜酒将养生产队乏了力的耕牛，“如今”却总是伺机将她家的四只黄鸡婆放进生产队草籽田里觅食。月兰和许茂老汉一样，都丢弃了原有的“公而忘私”美德，而变得“自私”起来。这是多年极“左”的农村政治、经济政策给农民的心灵创下的“伤痕”。四只黄鸡婆不仅是月兰家的“油盐罐子”，还是海伢子上学的依靠。“……我不是想损害集体，我是没法子呀！没法子呀！人都吃不饱，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月兰近似于“人穷志短”的辩白，无意却有力地诠释了先哲圣贤的遗训：“仓廪实而知礼节。”月兰视为命根子的四只黄鸡婆被张工作队员用农药毒死。工作队为了以此教育农民，命令月兰写检讨四处张贴。这些招致了月兰的丈夫动怒，婆婆生厌，儿子有怨。月兰投水自尽是穷极无告的结果，是“人穷志不穷”的表现。而死前对于亲人所做的精心照料，是她“好妹子”品格的最后一次显现。月兰干净利落地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多么愿意终生做一个“知礼节”的“堂客”，这又加深了丈夫、海伢子甚至还有张工作队员心上的“伤痕”。
张工作队员在月兰尸体旁痛心疾首的自责，以及他的自言自语——“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热爱社会主义，我们工作队员也热爱社会主义。我绝不相信那逼得你走上绝路的是你我都热爱的社会主义。可我怎么会成为杀害你的工具之一？到底是谁吃掉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说，书写农民“原生态”的《月兰》全篇都是在为“社会主义”正名。小说中月兰家庭即景——矮小的房子，砖土结构的家具，菜色面相的人，凄凉的氛围——是极“左”年代中国农民生活的缩影。小说中务实派生产队长六叔说：“反正没吃没穿不是搞社会主义！”所有对“穷过渡社会主义”的严正拷问，都是对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强烈呼唤。
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刘心武（1942～）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对于民族灵魂的戕害，对于祖国未来的戕害。小说中的“小流氓”宋宝琦是一个被***文化污染得灵魂变了形的“畸形儿”。作为“读书无用论”的牺牲品，他这样的“坏孩子”精神上的“伤痕”较为显见。而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在《牛虻》这本书面前做出的反应竟然与宋宝琦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
虽然她以前都没听说过这本书，只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就断定是黄书：“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在她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个铁的逻辑：确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印刷物，凡不是当时书店出售的，或是在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她组织团支部活动总是念报纸，甚至将“爬山”之类的活动排斥在外；在生活中，她视穿短袖衬衫为“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她的精神和她浑身的关节一样“僵硬”，她是***文化专制主义造就的“弱智儿”。同为精神上的“伤残儿”，谢惠敏受到的伤害更深，更具“内伤”的特点，更为可怜可悲。《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作为“新时期”第一篇“问题小说”，《班主任》首先暴露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创伤”，向“四人帮”发难，发扬了“建国文学”在1956年间所体现的那种忧患意识、干预精神，表现了作家的“赤子”情怀。
《班主任》首先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界定为“***文化专制”——它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化成果，是十足的“文化虚无主义”，具有“反文化”的性质，它将“无产阶级文化”推上极端。
劫波度尽是顿悟。“谢惠敏现象”不是仅仅存在于“文革”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