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流（1914～1977）的《烈火金钢》（1958）、冯志（1923～1968）的《敌后武工队》（1958）、雪克（1920～1987）的《战斗的青春》（1958），都是描写1942年日寇在冀中平原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英勇地展开反“扫荡”。《烈火金钢》以章回体说话形式，从抗日战争的这一“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讲起，描述八百万冀中军民在神圣的土地上筑起铜墙铁壁，令侵略者闻之丧胆，而中国人民却在这“烈火”中炼成为“金刚”。《敌后武工队》描写面对“大扫荡”，冀中九军分区的共产党组织，立即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直到逼得敌人退缩到老巢。《战斗的青春》描写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大批“国军”又公开投降，搞所谓“曲线救国”，派特务、奸细潜入革命队伍内部，破坏抗战。在革命队伍内部，围绕着武装斗争问题产生了路线分歧。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对敌斗争、反奸斗争、路线斗争、革命的两面政策及武装斗争等各种斗争的互相交织”中，表现抗战“从战斗到挫折，到再战斗，到胜利的反复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地下斗争，也是配合此次反“扫荡”。
孙犁（1913～）的《风云初记》（1951～1963）在“革命历史小说”的构架下，在揭露国民党军队南下撤退、汉奸地主投降日寇、破坏抗战的阶级格局中，描写滹沱河两岸的五龙堂、子午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风云初记》承继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白洋淀纪事》的风格，不是描写大规模的厮杀，甚至不去表现战斗的残酷，而是通过日常生活反映风云变幻的时代风貌，描绘抗战年代由男女之间的爱情、夫妻之间的亲情、家务事之间的常情所构成的伦理图画，表现蕴藏于其中的民族的灵魂。《白洋淀纪事》是写这种民族灵魂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自然地表现为“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风云初记》是写这种民族灵魂的形成，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使民族灵魂得到洗礼、升华。孙犁认为：“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春儿和芒种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使他们朴素、纯洁、正直的性格升华为浩然正气，爱情和觉悟一起成熟。李佩钟带着心灵的创伤，投入到这场神圣的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冯德英（1935～）的《苦菜花》（1958）以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的王官庄为背景，描写汉奸地主与日寇阴谋勾结，使庄上的人民群众经受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人民群众在尖锐的斗争中迅速地觉悟、成长。斗争的残酷，生离死别面前人物剧烈的内心活动，面对残酷的考验主人公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形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尤其是在日寇的屠刀下，王官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冒领共产党干部做亲人的义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着力描写这种生与死的抉择，表现基于残酷性之上的凛然正气，是《苦菜花》的艺术特色。
知侠（1918～1991）的《铁道游击队》（1954）描写鲁南地区活跃在铁道线上的一支游击队，为了配合抗日根据地建设，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他们在日军控制的铁道线上搞机枪、撞车头、打票车，在火车上打歼灭战，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向侵略者的胸膛。《铁道游击队》展示了同侵略者一节一节的直接的战斗，是为中国人民泄愤、泄恨的作品。
但是，这批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缺乏这场民族战争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大场面，缺乏《战争与和平》中那样的史诗必备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批长篇小说都不具备“史诗”的构造，都未达到《四世同堂》的高度。
这批抗战题材小说—＿j奎同整个“革命历史小说”都缺乏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实生活的联系。《战争与和平》重温半个世纪前俄国所赢得的世界性的荣誉，重构“俄罗斯精神”，是力图以此为纽带，实现全民族的“统一”，度过俄国所面临的新的危机。1958年前后出现的“革命历史小说”缺乏这种忧患意识，缺乏这种史诗品格。在急需解决“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等诸多问题的建国后的1958年前后，属于阶级本位文学的“革命历史小说”进入不了当代文学的主潮。
凄美的“天鹅绝唱”
1958年年底给以冷静见长的赵树理带来的是更加清醒。
赵树理建国前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作品也没有把革命当成目的。
他笔下的农民革命总是与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社会生产力，使老槐树下面的人也能过上好日子密切联系着，因此常常表现为说理斗争，具有温和色彩。如《李有才板话》、《地板》等。他的《邪不压正》的主题就是关于流氓无产者混进新政权问题，关于斗争扩大化问题。
建国后，赵树理的创作由建国前的农民革命斗争主题彻底地转为社会建设主题，农民在经济上、文化上真正实现翻身的主题。他既不是旁观，也不是跟随，而仍然是在里边参与。他宣称作家要做生活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应该有“咱的江山，咱的社稷”这样的感觉。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笔下一幅幅晋东南农村生活图画呈现为动态，处于文学主潮地位，具有全局意义。《三里湾》在合作化时期写合作化问题，《锻炼锻炼》在1958年写1958年。有人就《锻炼锻炼》当面询问赵树理，为什么要在大跃进中揭示这些农村的落后现象？赵树理反问道：“你长期生活在农村，见过‘小腿疼’和‘吃不饱’没有？故事写的事情，农村有过没有？……如果知而不言，避而不写，那就是对党不忠，对人民不负责任。”在社会思想方面，赵树理是务实派。他1950年发表谈话，把家乡“去年一年买了七头骡子，还有三家修房子的”当作主要事例，说：“土地改革以后，我的故乡再不是我从前非常熟悉的那个穷相了。”《三里湾》描写村干部王金生笔记本上写的是“合伙搞建设”。赵树理曾说过：“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
《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一个队真正有一个人去搞社会主义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反映不充分，脚步慢一些。自己没看透，就想慢一点写。”赵树理实际上是以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长期论争。
1958年底，赵树理回家乡考察“大跃进”，犹如冷水泼头，陡然清醒，他深深感受到狂热病一样蔓延着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危害。1959年初，他在县委会上指出必须刹住“五风”，否则，秋后征购时，老百姓就该闹饥荒了。他决定上书中央，8月20日，他写下洋洋万言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寄给《红旗》杂志，把自己在农村实地考察后所产生的焦虑、苦恼，以及创作上的困惑和盘托出。表现了彭德怀般的面折廷争、为民请命的精神，也遭到了与彭德怀联系在一起的批判。不论是“万言书”还是为此遭到批判以后的创作，都表现了赵树理敢于针砭时弊、顶风而上维护真理的精神和作家的良心。
赵树理1960年创作的《套不住的手》，1961年创作的《实干家潘永福》，以及最后一部因“文化大革命”发起而未完成的作品《焦裕禄》（上党梆子，1965），先前的明快、幽默退得净尽，代之而来的是沉郁、冷凝，先进与落后斗争的模式也踪迹皆无，作品面对的矛盾是短缺、匮乏。“吃不饱”不再是喜剧，而上升为悲剧。作品冷凝的现实感的底蕴是农民“翻身”的挫折。而三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三个务实派，表现了在挫折面前对于务实派的赞扬、呼唤，在极为平常的现实题材里体现着全局性主题，在平凡的写实中蕴藏方向性的意义。
与此同时，欧阳山在《乡下奇人》（1960）里，也塑造了“务实派”主人公赵奇的形象，对“浮夸风”和命令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经历了狂热的“大跃进”破坏之后，国家进入“调整”时期，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讲道：“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五九年他就看得深刻。”赵树理在会上就农村形势做了长篇发言。谈到“浮夸风”，他说：“干部好，顶风也是自然的。如果他是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他总是要顶的。
软顶硬顶，能顶多少顶多少。”表现出鲜明的独立性和积极干预的勇气，被誉为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与会的李准（1928～）时隔二十多年后还忍不住地为之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于说心里话。精彩极了。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文化大革命”把赵树理打成“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残害致死。这是极“左”路线对于中国作家的残害与“报复”。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在十七年各种条件下以不同方式坚持履行文学责任的作家，体现着中国当代文学“悲惨”中的“光荣”。
这种“光荣”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中得到了悲壮的勃发，绚丽的升华。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人民的文学运动，是“四五运动”的重要构成。它是文学的自由精神、战斗使命的充分表现。它为粉碎“旧时代”做了极为有力的思想准备，为“新时代”吹起了嘹亮的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