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之“复古”，更重要的是“以古准今”，宣扬颜元之学。由于时代气氛的影响，李塨也开始涉猎考据。他说：“吾之番阅，亦为学，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礼残乐阙，当考古而准今者也。射御书有其仿佛，宜准今而稽之古者也。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像乃师一样，李塨也主张学问要“体实而用实”。他所谓的实体实用，也就是乃师所谓“理在气中”及“礼乐兵农、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他说：“金木水火土谷、射御书数、天文地理、医卜畜牧等书，皆存之不可废也。至于诸子杂集、佛道邪说，徒乱人目，则当付之泰火中耳。”提倡实用科学固然重要，但因此而对其他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则未免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和遗毒。
除此以外，李塨还有一些较新的观念。如说：“历象虽设于京师，而必有县士分科习成，始进京司为士，以次补官，广其学也。广其学，则精者出，天时可正。若如明历之弁陋差讹，使西洋人进而诋攻之，岂非中国之羞乎？”又如，历象、太卜、考工、歧黄不用士，谓之杂途，则犹宋明书生气习，而非古也。天下当为而不可不为者，皆正途，不可言杂。在他看来，“思五伦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朋友，则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则庭帏亲；兄弟如朋友，则翕合；夫妇如朋友，则敬别。”“西洋人日：日食必朔，以日高月下合，朔而同度同道，则月掩日光，掩一分食一分，掩二分食二分。月食必望，以月借日为光，望而东西相望，若同道同度，中间之地遮之，遮一分食一分，遮二分食二分。其言胜于古之推日月食者。”
李蜷的这些思想，显示了较多的近代色彩。
王源（1648～1710）字昆绳、或庵，清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少年时最钦慕诸葛亮和陈亮二人，梁师为其讲理学，他说：“予一为道学，则伪矣。真豪杰不亦可乎？何必假道学！”后从魏禧学古文，著《兵论》三十二篇，魏师称赞说：“此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余，游学京师，徐文元相国以宾礼之，凡文史疑必与讨论。曾参与明史纂修，为《明史稿·兵志》作者。四十五岁中举人，于尚书徐乾学所开江苏洞庭山书局结识刘献廷，每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五霸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及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人才正邪等，志趣相投，见识一般，刘献廷去世后，为作墓表。
不久结识李塔，得闻颜元之学，大为折服，喟然叹道：“吾知所归矣！”遂经李塨介绍，师事颜元。在此之前，王源已著有《舆图指掌》和《兵法要略》等书。王源一向性格豪迈，“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饮，面昂身挺，目电须戟，议论磅礴今古，醉则历骂贵显时流，杂以谐谑。”李垛规劝说：“子误矣！吾人当与尧舜周孔衡长短。乃卑之较论时辈耶？”乃悔改，心胸益阔，志气益坚，曾说：“吾所学乃今可见之行事，非虚言也。”王源服膺颜李后，著《读易通言》，与胡谓《易图明辨》合；又著《前筹一得录》，纵论古今兴亡成败之故，今皆不传。惟目睹亡明之覆辙，著《平书》三卷，颇得颜门看重，经李塨修为《平书订》，流传于世。
像乃师一样，王源同样力诋程朱和禅宗，而以实用之学为指归。他说：“后世之儒，谓之道学；而近之讲道学，鲜有不伪者。非借道学以掩其污秽而要禄位，即借之以投时尚而博声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声疾呼，自以为真程朱。又不得不大声疾呼，力诋陆王，以见其所以自命者，至纯至正而无一之不实，著书立说，纵横侈肆，无所不至。乃试问其心术，考其行事，不但不足为君子，并不足为小人！只成其为穿窬之盗、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世之尚伪久矣。人以伪显，学以伪传，才以伪举，文以伪售。伪者，福之基，伪愈甚则福愈大；一真则患随之，非祸灾即夭折，幸而不祸灾不夭折，亦必困厄终其身，老死而后已。天下无事不伪，而理学尤甚。今所号为儒者，类皆言伪行污，不足起人意。”
同时，他对阿附满清而力诋王学的理学保守分子亦给予揭露：“今之诋阳明者，行伪而品陋，识暗而言欺。天下从而合之者，趋时耳，干利耳！举世若狂，以诋姚江为风气，亦何足与深辩！”除了对现实的伪儒和伪学进行揭露外，王源对程朱和陆王也提出批评：“程朱之学，源亦有所未尽服，其德行醇矣，学正矣。然高谈性命而不能有经纬天地之才，占毕瞑坐，以柔其气而弱其习，必不足以有为，必不足以平天下。源虽力推阳明，又不敢以其学为宗，何也？以其杂于禅也。”对于禅学，王源更斥之为“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盗贼”，对其出世归趣深恶痛绝。他慨叹道：“嗟乎！学术不明，阳明既显杂于佛氏，程朱亦隐坏于佛氏。静坐观道，非禅而何哉？又何怪其门人之人于禅。又何以独訾阳明之为禅哉！”他表示：“源生平无他长，唯一实可以自许，不敢以一字之虚欺世。置近日程朱陆、王门户之学不讲，独从事于经济文章，期有用于世。”
通过批判现实，王源提出了“破旧立新”的变法设想。
关于经济改革，王源的设想主要集中在两点，即“惟农有田论”和“印票纳税制”。关于土地问题，他主张：“明告天下以‘制民恒产’之义，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为达此目的，可采取如下措施：“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而农之自业一夫勿得过百亩。凡贼臣豪右田连阡陌者，没收入官。”政府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农民须按农田总收成的六分之一上交农税。王源的这些构想，已基本接近于现代的土改政策。关于商业问题，王源坚决反对传统的抑商政策，他认为：“货财者，与食并重者也。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据此，他对现行的榷关制度提出严厉批评：“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榷关耳。税日增而无所底，百数十倍于旧而犹不足。官吏如虎狼，搜及丝忽之物而无所遗，商旅之困惫已极，其为暴不几杀越人于货哉！”有鉴于此，王源主张废除榷关制，代之以印票纳税的所得税制，区分坐商和行商，发给印票作为营业执照和纳税卡。“坐商也，县同给以印票，书其姓名、里藉、年貌与所业，注其本若干，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行商也，亦给以票如坐商，但不计其息，惟本十贯纳百钱，任所之。
验其票于彼县同，注日月，而退卖所贩，司市证之，卖已，乃计息而纳其什之一。”为了鼓励纳税，防止匿本瞒利、偷税漏税，他主张把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为九等，“勿问其商之大小，但税满二千四百贯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带，以荣其身，以报其功。必按票计税方许，若径欲捐纳者不听。再满又增一级，至五品而止。”这种政策显然有利于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后人指出，王源此法即西洲所谓所得税也。欧人近数百年财政进步，皆因整理所得税而然。英国于1789年始行所得税制，美、德、意行于十九世纪，法、俄、日始行于本世纪。王源在十七世纪末年即提出了初步的所得税概念，既体现清初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成长，也表现了他观察经济事物能力的敏锐。可惜的是，在满清政府的野蛮统治下，王源的创议只能是一种幻想。
关于政治改革，王源也提出两项措施，即编制民籍和改革官制。首先，他主张把士、农、军、商、工及役、仆编人民籍，使乞丐和盗贼自动消除；对于娼优，则由国家明令禁止。至于宗教，他主张可以分别对待。
对西洋教，留算法制器之人，而禁其教不使行。对佛、道教，规定年六十以上道高行修、愿为僧道者留之，其余皆令还俗，使娼尼同僧道以年相配，凡所留僧道不得招徒募化、不得诵经祈福荐亡，惟闭户修其清净寂灭之学而其道始尊，凡经书偶像一律焚毁。除了宗教政策有失偏颇外，这些主张基本上是进步的。其次，关于官制问题，王源主张“官不在多，在任其人。”他提出改革中央机构，包括分散重臣权力、提高教育部门地位，以农、礼、兵、刑、地、货新六部代替旧六部等内容。关于任用官员，他主张严格推选制度，“以一途为升降，不以他途杂之。”至于人才培养，他主张废除科举制，代之以乡里、郡县、州藩乃至京师学校的层层推举制，具体标准则以六德、六行、六艺为主，视品学皆优者充吏选，逐层选出后再令其归县实习三年，视确堪其任者授以实职，之后再以政绩提升，这叫“养之善，取之精，用之当”。这些设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
口戴震的实证之学
一早在李塨大力宣扬颜元的“主动”之学的时候，社会上l志存闻道l便已兴起了志在复兴汉学的考据之风。本来，在程朱理学死l实事求是l灰复燃的情况下，复兴汉学具有反清反理学的意义。可是，L由于满清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强，诋毁程朱成了治罪销书的根据，遂使考据逐渐流为消磨血性的故纸堆。吴刚虞先生指出：“本来是反清反理学的思想武器，一变而为‘纾死避祸’的防空洞；再变而为‘孤芳自赏’的娱乐品；三变而为‘润饰鸿业’的点缀品；四变而为束缚思想的绳索了。”在这万马齐喑的艰难时刻，惟有戴震一人“志存闻道”，从乾嘉考据风中脱颖而出，卓然成为一代气学殿军。清儒姚鼐说：“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相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则说：“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据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朱熹之后的儒学思想家固不少，而戴震确是很重要的一位。
戴震（1724～1777）字东原、慎修，安徽休宁人。祖上均不仕，其父家贫，在江西南丰做小商贩。戴震少时很特别，步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平日好深湛之思，尤善发问。随塾师读《大学章句》时，他问老师：“经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答：“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子朱子何时人也？”师答：“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师答：“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矣？”师答：“几二千年矣。”又问：“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乃大奇之。梁启超认为，此事不仅可以说明戴震之学的出发点，而且反映了整个乾嘉汉学的时代精神，那就是：无论何人之言，决不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直到有了真实可靠的证据方止。
乾嘉汉学的这个特点，被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钱大听说：“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他称赞戴震之学为“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震后学阮元则说：“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
戴震十七岁时已尽通十三经，却因“家极贫，无以为业”而随父经商，二十岁留意科举，并拜江永为师。学日进而遇日穷，年近三十，乃补县学生。用是绝志举业，覃思著述，家屡空而励志愈专，著述日丰而声名日振。四十岁始中举，此后十多年间曾六次参加会试而不第，便一直从事教书和著述。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开四库馆，五十一岁的戴震因纪昀的推荐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馆任纂修官，从事校订书籍的工作。
清政府开设四库全书馆，表面上是重视文化，其实质却是假借“搜访遗书”之名实行文化专制，销毁所谓“谬于是非大义”之书，同时网罗一大批不满于反动统治的儒者入其罟中。戴震人馆本非己愿，可既入其中，又不得不委曲求全。他写信给段玉裁说：“自立于无过之地，然求全之毁犹不能免，是以内刚外柔，谨慎谦逊，以与为委蛇可耳。”后曾乞假南旋，而实不复行，遂于五十五岁时病逝于北京。
戴震所处的时代，表面上称为“盛世”，实质却极端黑暗和腐败，儒生们大都埋首于故纸堆中，对经世济民和思想解放不感兴趣。戴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不随时俗而志存闻道，实事求是地探求真理。
他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治经必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为此，他花了很大力气去研究文字、音韵和训诂之学，终于成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成为皖派汉学的最杰出代表。同时，与一般的考据家不同的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考据只是手段，闻道才是目的。他说：“君子于书，惧其不博也；既博矣，惧其不审也；既博且审矣，惧其不闻道也。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起初，他只是“由故训以明义理”，后来他更主张“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用自得之义理或道来统率考据，这就使他不仅成为一代考据大师，而且成为继颜元之后的又一位气学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