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之转型
新学初兴
满清中期，乾嘉汉学盛极一时，儒生们一个个埋首于故纸堆中，从事传统文化的整理工作，缺少理论创造和关心现实政治的意识。物极则反，正当汉学盛极之时，集汉学之大成的戴震却利用考据之法艰难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活动，做清算程朱理学的工作。而与此同时，又有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痛斥汉学的支离破碎：“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足叛道。”接着，戴震的学生孔广森撰《公羊通义》，以今文经学的学风来反对乾嘉汉学的古文学风。常州庄存与撰《春秋正辞》则尽弃汉学的名物训诂而专讲“微言大义”。兹后，刘逢禄专主董仲舒，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发挥“张三世、通三统”的公羊学思想，认为夏商周三统要变通、要改制，孔子作《春秋》就是绌周王鲁、受命改制。到刘逢禄的学生魏源和龚自珍时，今文学便开始了向近代新学的转化。
清代古文学即汉学的兴盛本来具有转变学风和解构理学的积极作用。
但它后来却成了消磨血性的故纸堆，实际上标志了儒学的没落。今文学在东汉被古文学取代之后，渐失其传，只有东汉何休的《公羊解诂》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又称公羊学。今文学或公羊学的特点是强调更化改制，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它的治学方法强调对孔子微言大义的发挥，有利于理论思维的开拓。乾嘉以后，满清王朝盛极而衰，思想控制有所放松，为广大儒生“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提供了可能。同时，大量增加的儒生因找不到仕途出路而流落民间，导致了对朝廷和政治不满之士的增加。再者，朝政的腐败、农民起义的震荡和沿海资本主义的侵扰，诸多矛盾交织，封建王朝已不可避免地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没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进行自我批判的新儒学思潮逐渐以今文学复兴的方式发展起来，占居了时代精神的主流地位。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和魏源便是居于转折点上开创新学风气的关键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字爱吾，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自幼跟随戴震的学生段玉裁习汉学，二十三岁感时而作《明良论》四篇，切中时弊，颇令乃师惊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后屡试不第，乃从刘逢禄问公羊家言，得明西汉微言大义之学，遂弃古文而转入今文，并赋诗一首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此后，他虽然长期不得重用，却不忘关怀世变，以“但开风气”的人物自命，参加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宣南社”，以救亡图存为己任。1839年，他愤然南下，就丹阳云阳书院教席，适逢林则徐奉诏禁烟，乃撰《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之，提出禁烟十项建议。两年后于书院暴卒，享年五十岁。
龚自珍一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直言无隐，常因伤时骂坐之语与世相忤，被时人称为“怪物”和“狂士”，有诗为证：“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嗔。”虽遭权贵们仇视、诋毁甚至陷害，他仍不改其行，并宣称：“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淳言不畏，狭言不畏。”后儒评价说：“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
龚自珍的思想锋芒，首先集中在对腐朽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揭露和批判上。他指出，现实社会充满了危机，而高居政要的大官僚却只知保其禄位，不顾国计民生，一个个腐化无能、若行尸走肉，这都是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封建皇帝之罪。因此他极力呼唤重振乾坤者出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根据公羊理论把一个朝代的历史分为治世、衰世和乱世，认为当时的清王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因而主张更法和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所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立与反、顺与逆的矛盾：“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骼顺教，圣人用逆教。乱，顺也；治乱，逆也。”只有承圣人之逆教才能拔乱反正，使天地从无序恢复有序。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日我。”主张用陆王心学和禅宗的大我精神来改天换地。
由于找不到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龚自珍晚年发心要成佛，希望凭借无边法力来普渡众生。他说：“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希望用心力和佛法来改造社会，这也是魏源乃至谭嗣同和章太炎的共同特点。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州县官和地方督抚的幕僚，筹议过漕运、水利、盐政等实务，他编写的《皇极经世文编》、《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对近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俞樾说：“《皇极经世文编》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矩矮，几于家有其书。”
《圣武记》总结清朝开国以来军事、政治的经验教训，为朝廷提供对付“英夷”的历史借鉴，并谋求改弦更张之策。龚自珍手书楹帖评价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海国图志》皇皇百卷八十余万言，有地图七十五幅、西洋船炮器艺图五十七页，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是书何以作？
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
日：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他编撰此书的根据，则是《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的军事辩证法：“同御一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
魏源晚年遭杨以增奏劾而被革职，辞归兴化，潜心于佛学，以“扫地焚香坐，心与灰皆冷”的佛徒生活告终。
魏源的新儒学理论，已有矛盾普遍性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他认为，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正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及其主次方面的“争功”推动着事物的转化：“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
据此，他提出更化变古的思想：“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他认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主张“以实事成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在知行问题上，他认为行比知重要，人的一切知识和才能都从实践经验而来：“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庖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离丁之一啜。”
可是，和龚自珍一样，由于找不到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魏源晚年也求助于佛学，认为一切有为皆不可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他晚年参禅人定颇有感触，表现了归趋陆王心学的倾向。他说：“灵光如日，心也；神光如月，目也。光明聚则生，散则死；寤则昼，寐则夜；全则哲，昧则愚。故光明者，人身之元神也。神聚于心而发于目，心昭于万事，目照于万物。诚能心不受垢如目之不受尘者，于道几矣。回光反照，则为独知独觉；彻悟心源，万物备我，则为大知大觉。”这一倾向后来实际上成了“现代新儒家”重新援佛入儒、发挥陆王心学的先导。
早在清初，顾炎武和黄宗羲即开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但后来被满清政府的专制主义扼杀了。龚自珍和魏源重倡经世之学，实有开风气之功。梁启超说：“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后儒无不肯定龚、魏二人对新学的开创之功。
龚自珍、魏源之后，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兴起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
改良思潮的早期代表有王韬、马建忠和薛福成等，初步提出了改革政治和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但他们的思想仍局限在“取西人之器数，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范围内，认为“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到八、九十年代，改良思潮进一步发展，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何启和胡礼垣合著《新政真诠》，不仅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营工商业，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建立议院制的君主立宪政体。郑、何二人的特点，一方面批判旧学，讲求西学；一方面又主张道本器末、中学为本而西学为末。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非孔孟之常经。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到十九世纪末，改良思潮终于发展成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深受程朱理学的浸染。十八岁从学于朱次琦，乃谢绝科举之文，以经营天下为志。朱次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心学“直捷明诚，活泼有用”，并由心学而人佛学，深受其影响。同时，他还广泛阅读西学书籍，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l882年上京应试，得睹上海经济之繁荣景象，更觉西人治术有本，从此人西学愈深。1888年，康有为首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
第二年，他会见了公羊学家廖平，得阅其《知圣》、《辟刘》等书，遂受其三世三统和更化改制思想的影响，转向了今文学。1891年，他发表著名的新儒学著作《新学伪经考》，认为守旧派所依据的古文经典全属汉代刘歆的伪造，断不可靠，引起极大震动。这是近代史上公然否定程朱理学的壮举，从此，被满清统治者奉为神明的程朱理学成为儒生们可以任意批评的对象，思想解放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震动了朝野。此后的三年内，他先后五次上书光绪帝，草拟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维新变法的具体措施。同时，他还根据托古改制的公羊三世说写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礼运注》等书，为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提供根据。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著成《大同书》，辛亥革命后始发表。
康有为的新儒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其“新公羊学”中。保守派批评说：“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这正说明了康有为新儒学思想的进步性。他首先批评被统治者奉为正统的乾嘉汉学和程朱义理之学，认为它们或破碎、或高深，皆不切于人道，因而主张用经世之学取而代之。他说：“孔子日‘吾非斯人之徒而孰与？’既不能不与，则同其患，当经营之。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他所谓的经世，是指改制，也就是变法：“改者，变也；制者，法也。盖孔子为变法之圣人也。”他所谓的致用，“一日定宪政以出政治，二日明格致以兴艺学”，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
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新儒学，是通过公羊学表达的。他说：“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春秋》微言大义多在《公羊》，《春秋公羊》之学，董子及胡母生传之。《春秋》所以宜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焉；《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他理解的孔子改制之说，是指三世三统理论。“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三世者，谓居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进化论。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只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