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八十年代，康有为即形成了从宇宙创生到地球形成乃至动、植、人类出现的自然进化观。自归宗今文学以后，又进一步形成了社会历史的进化观。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春秋》发三世之大义，有据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明，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也。乱世之法，人王总揽事权；升平之世，人主垂拱无为；太平之世，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据乱为大农之世，升平为大工之世，太平为大商之世。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日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
关于进化的动力，他认为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是苦与乐的矛盾。“二者交觉而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不过，他主张进化应该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反对斗争。他说：“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也。盖争之极，则杀戳从之，若听其争，大地人类可绝也。故争之害，圣人预防之；而争之礼，圣人特设之。”又说：“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拔，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若乱次以济、无翼以飞，其害更甚。”既欲变革，又不想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幻想。康有为后来反对革命，便与这种渐变和改良思想有关。
康有为的新公羊学三世进化史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太平世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他认为，“人情之自然，食色也；人性之自然，喜怒哀乐无节也。”人禀阴阳之气而生，自然能食味、辨色，自然有喜怒哀乐，这就是孔子所谓“性相近”，这说明人性是平等的。除了食色喜怒之外，人人都有仁爱之心，这也是大家共同的。他说，“人道者，因天道而行之者也，有以发挥舒畅其质则乐，窒塞闭抑其欲则郁。故圣人一切皆因人情以为教。”
他指出，现实世界充满了无量不可思议的痛苦，“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一日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日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日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日形界，分男女也；五日家界，私父子兄弟夫妇之亲也；六日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日法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日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日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按照人性去苦求乐和圣人因人情以为教的原则，他主张破除九界以成大同：一去国界合大地，二去级界平民族，三去种界同人类，四去形界保独立，五去家界为天民，六去产界公生业，七去法界论太平、八去类界爱众生，九去苦界至极乐。
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相当具体，大致是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公有制，全球一家，人人独立自主，以劳取酬，共享平等，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人的欲望全面满足，人的潜能和价值充分展示的乌托邦理想。他说：“吾采得大同太平，极乐长生、行游诸天、无量无极之术，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又说：“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大公，是谓大同。”
然而，康有为既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所谓的大同便只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想。他说：“普大地杀戳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他把《大同书》写好后，“秘不以示人”，就是担心它可能煽起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民愚不知公天下之义则已耳，既知之，则富贵崇高者，众之所妒，事权尊一者，众之所争也。”他的幻想是，先行维新变法，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再慢慢尽削君权，乃至“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便趋于保守和反动。
新学的发展
康有为在发挥儒家公羊学大义和大同理想时，也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引入传统儒学之中，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资产阶级新儒学自然观，他把儒家的元气、仁心和西方的电气、星云杂糅在一起，用以解释宇宙自然的生化和人类社会的演进，进而导出其变法主张和大同理想。受其启发，谭嗣同进一步建立了以仁与以太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以便冲决封建主义的重重罗网，为变法维新清除障碍。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五岁起读书，十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主要习考据、辞章之学，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后来曾六赴南北省试而不第。十二岁时与母同染白喉症，母亲去逝，他则“假死三日，仍更苏”，父亲因此为他取字复生。生母死后，父亲的小妾虐待他，使他“备极孤孽苦”。他后来回忆说：“吾自少及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同年结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著名侠客大刀王五，与他学习单刀和剑术。二十岁时开始为期十年的漫游生活。“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莽。”其间令他感受最深的是：“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1894年，谭嗣同迈人而立之年，清政府在中日海战中的惨败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说：“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895年，经过《马关条约》和“公车上书”的刺激，谭嗣同开始投入维新变法运动。他以为变法须“以教贤才为急务”，教学内容应以“算学格致”为主，因而在浏阳成立了“算学社”。1896年。谭嗣同离开湖南北游访学，通过梁启超的介绍结识了康有为，得闻公羊学的“一切微言大义”，遂自称为康的“私淑弟子”。8月到南京就候补知府，并跟杨文会学佛。同时“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这就是著名的启蒙著作《仁学》。
1897年，谭嗣同到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和矿务局。第二年春又成立南学会，宣传新学、培养人才，并兼作地方议会，同时还创办了《湘报》。6月，光绪帝接受康有为建议，下了定国是诏。9月，谭嗣同人京，任四品卿街军机章京，同时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新政，称军机四卿。13日，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声言“朕位几不保”。谭嗣同主张请新建军督办袁世凯相助，于是深夜探访，约定由袁杀荣禄以除旧党，结果被出卖，慈禧再度训政，光绪遭禁，“六君子”被捕。被捕前一日，日本友人劝其东游避难，但谭嗣同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后题诗狱壁说：“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死时还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容就义。
谭嗣同的表现，说明维新志士已有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倾向，他的光荣牺牲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辛亥志士、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家哲学奠基人的熊十力说：“昔儒颂乐汉名节，清季党人益张之，差有其风。戊戌政变，谭康诸子蹀血，同盟会兴，益踔厉敢死矣。”这是后儒对谭嗣同之儒行和名节的重要肯定。
资产阶级要维新变法，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就必须冲破几千年封建纲常名教的重重网罗。谭嗣同说：“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他的资产阶级新仁学，正是为冲决这重重网罗而建立的。
“仁”是中国儒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谭嗣同根据维新变法的需要，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新思想注入其中，使它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新儒学的核心范畴。他对“仁”作出五种规定：（1）仁以通为第一义；（2）
智慧生于仁；（3）仁为天地万物之源；（4）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5）不生不灭，仁之体。五义之中最重要的是“通”。“通”有四义：（1）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2）通之相为平等；（3）“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4）“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通”就是变封建专制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就是仁。为了说明仁的变通之义，他又引进西学中的“以太”概念。他说：“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所以他要求：“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什么是以太之体与用呢？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嗅味，无以名之，名之日以太。”以太显于用，就是仁，也就是资产阶级向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
谭嗣同以《周易》“天地日新”的辩证发展观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其哲学根据就是以太本身的辩证性质。他说：“日新乌乎本？日：以太之动机而已矣。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
以太之动机，又是怎么具体地造成天地万物的日新变化呢？他通过比喻来形象地表达了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导致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杳，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含两电，两则有正负，正负则有同有异，异则相攻，同则相取，而奔崩轰确发焉。宇宙为之掀鼓，LLI川为之战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孺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可谓暴矣。然而继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风，雾豁天醒，霾敛气苏，霄宇轩昭，大地澄涤，三辰晶英于上，百汇孚甲振奋于下，硝飞蠕动，雍容任运而自得，因之以时和，因之以年丰，因之而百物亨通，以生以成。夫孰非以太之一动，而由之以无极也？斯可谓仁之端也矣！”这段关于以太之体通过辩证运动达到其用之仁的生动描绘，说明谭嗣同已有由改良转向革命的倾向。
在谭嗣同看来，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就是“变”与“不变”的冲突，这个矛盾必须解决。他说：“反乎逝而观，则名之日日新。孔日：‘革去故，鼎取新’，又日：‘日新之谓盛德’，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他先从理论上说明变的必要性：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然后用现实的危机说明势在必变：外患深矣，海军熠矣，要害扼矣，堂奥人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怎么办呢？“唯变法可以救之！”
他认为，变法的最大障碍是反动腐朽的封建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所以他对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他指出：“中国积威刑以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于是，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取便以故也。其结果使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丕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于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致使仁义不存，大道不行，天地丕塞，人理全无。
为此，他提出资产阶级的君民契约论，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根据：“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以为君。夫日共举，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日共举之，则且可共废之。”他还说，君是为民办事的，臣是助君办事的。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为此，他提出十分激进的革命主张：“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日：‘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谭嗣同新仁学思想的深刻性和激进性，在中国儒学历史上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