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
我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虽然读了点书，都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纵然也写了些不成熟的文章，徒负虚名，不过是抄撮成文，徒见笑于通人。所以时光虚度，从小到老以至于皓首无成。要是说在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上尚有一知半解的话，也是承良师益友的启示和帮助，自己也是不敢自居其功的。
我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受到大家庭中内部矛盾的排挤，仅在私塾中念过几年书，不过是“子日学而”那一套陈腐的东西而已。连英文，算术等科，都毫无门径。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从河南的安阳到北京来投考学校，这时两眼乌黑，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到高等补习学校去读书。连年投考北京大学，连考三年都没录取。眼看着年岁长大，没有就学的机会了，只好托人情去谋个小差事，混一辈子而已。我每次走过北京大学的时候，只有望红楼而兴叹，见沙滩而增悲，感到研究学问这件事“此生未卜他生休了”。到了1925年，在傍惶歧路的时候，碰巧考取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当时的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位先生。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昆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思永的弟弟妹妹思达、思懿等），并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请梁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充当助手。从此以后，我走上了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
梁启超先生在清末戊戌政变中，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可是到后来，他仍主张君主立宪，还组织了宪政会和进步党。梁先生曾说过：“要以今日之我，来责伐昨日之我。”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可惜的是，他不能实行其诺言，终究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但是当他政治生涯失败之后，转而以其诲人不倦的态度创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来教诲后一代，却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值得肯定的。
当时我还年轻，要教育儿童，从事科研编纂的工作，真是栗栗畏惧，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他最喜欢谈天，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那时我的腹中，一无所有，面对这位大学问家的老师，我是这样做的：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强装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笔勤，听见老师说的我马上拿小本记下来。我和梁启超朝夕相聚，同桌吃饭。饭后他常为我们谈文人逸事的故事。他谈到苏东坡南贬儋耳（海南岛）和如何渡海的事迹。“九死南荒吾不恨，此游奇绝快平生”的诗句，记叙了苏东坡当时的心境。可怜，那时候我连东坡南迁渡海的故事也不知道，我马上问先生，他并不以为我浅薄无知，而加以耻笑。他连忙给我讲宋代元柘党争的事迹。这样我就知道这回事情了。
有一天，梁先生高兴，他要我和他的子女，即我的学生围坐在一张长桌子旁，他为我们讲汉朝贾谊的《治安策》。他一面吸着纸烟，一面走着；一面背诵一面讲解。我很惊讶。等他讲完之后，我问他：“先生背的这样熟？”梁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样能上《万言书》呢！”还记得这年夏天，有一次吃过晚饭以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坐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政变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一看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
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
时间过的很快，我在梁家教馆，也不过一年，到了第二年夏天，梁先生就把他的子女送到南开中学去上学；又把我介绍到南开高中去教书，不久又叫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服务。临行的时候，梁先生送给我他收藏的影印本《淳化阁帖》，并写有题字，以作纪念。此外还送给我他仿效秦权所写的长条，以及余绍宋画竹梁先生题字的横幅，这个横幅后来被我的好友郑振铎先生拿去，一直挂在他的书斋之中，作为西谛书斋中的长物。不久梁先生就归道山，至今想起来，还为之黯然。
我服务于北京图书馆差不多十年，其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的目录，后来就在梁启超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作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我每当休息的时候，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先生所用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叠石名家张南垣父子事辑》等篇，络续问行于世。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作专题论文，搜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我之有收藏野史笔记的嗜好，就开始于此。
我记得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候有助教赵万里、同学有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刘节、陈守实、王力、徐中舒、王静如、戴家祥、蒋天枢等。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徐森玉先生是领导，同事中有赵万里、刘国钩、王重民、孙楷第、胡文玉、向达、贺昌群，稍后有谭其骧、张秀民诸位先生，都是埋首从事于所专长的研究工作。
解放以后，承党的感召和范文澜同志的照顾，叫我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去学习，初步学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试图着用新的观点来指导科研工作，写出新的论著。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编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列。在这场疾风暴雨的冲击下，我的老同学刘盼遂先生被迫害投水自尽了；孙楷第先生把他所藏的小说秘籍和他亲笔批的书籍以及手稿，用七分钱一斤，都卖掉了。我一想起来就很难过。在“靠边审查”期间，我和我的难友同坐于一室之内，我想这是我读书的大好机会到了。于是就读《鲁迅全集》、《朝华夕拾》、《故事新编》以及《呐喊》、《傍惶》《且介亭杂文》等书，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对研究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很有启发。我把两汉史迹最基本的书谱，如《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东观汉纪》、《七家后汉书》、《西京杂记》、《三辅黄图》等都拿来通读了一遍，记载新出土的文物杂志，我也拿来看。凡我要知道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分门别类的做了卡片。在这期间，我把以前所搜辑的明清野史笔记的资料，编成《明代社会经济资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资料选编》。又把新出土的汉代文物用史乘记载来证明，并试图阐述当时劳动人民是如何不断改进衣食住行的，试图编著成《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一书。及至1972年春天，从河南明港干校回到北京，得以重理旧业。我曾经以乐观的情绪，写成了《明港杂事诗》二卷。
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假若有同志问我怎样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
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1980年3月10日灯下写完，时年七十有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