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景芳
提倡求实
我自幼学习，有多方面兴趣。但是，由于家境贫困，又住在乡下，不但没有条件学新科学，并自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我做学问是从学作文章开始的。当时的东北，桐城派古文还有’广阔市场。我学文章就是从学作桐城派古文开始的。学桐城派古文不能不读唐宋八家的文章。后来渐觉唐宋文章多空腔滑调，不如魏晋文章精严。因转而学魏晋人文章。后来渐觉魏晋人文章不如两汉人文章质实，，魏智两汉人文章又不如先秦诸子都讲学术，有内容。最后，我相信“大文章从六经得来”的说法，因肆力于经学。
我读书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不怕难。越难我越想读。又由于我得力在自学，我喜欢独立思考。我认为对的东西，敢于坚持，敢于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
当我开始和读书人接触，和古书接触，总有一种神秘感。觉得他们或它们都是全知全能，高不可攀。接触多了，久而久之，发现他们或它们并不神秘。
相反，还有很多缺点、弱点。从此，在我的头脑里，逐渐没有了神的位置。到了后来我认识到，不论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他们都不是神，而且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神。我们尊重某人，是尊重他能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对他盲目崇拜。
对我们今天新中国的历史学应当怎样估计？依我看，不应估计过高。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准绳，恐怕还处在大辂椎轮阶段，不能说已经发展到某种高度。以中国奴隶社会历史研究为例来说吧。中国奴隶社会是什么样的奴隶社会？其上限、下限应划在哪里？对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应当怎样理解，才是符合马列主义观点？以及其它如井田、宗法、若干有代表性思想家的思想等等具体问题都没有很好解决。特别是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一言堂”，或利用社会地位、政治力量来推行学术观点的习惯，极不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
这样怎能说已经发展到某种高度？
我认为今天的当务之急，应提倡求实，力戒虚夸，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怕否定成绩。果真是成绩，谁也否定不了。不是成绩，而是吹起来的，迟早免不了被否定。
1980年7月12日于长春
1982年1月26日校
读书和科研
我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出过国，留过学。我做教学工作是从任初级小学教师开始的。以后，我又教高小，教初中，教高中，最后，我进入大学，一步步地从兼任讲师、专任讲师、副教授而至教授。今天我之所以获得一些专业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自学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我看自学也有优点。第一，自学一定有主动性，积极性；第二，自学一定有克服困难的勇气；第三，自学一定能够独立思考；第四，自学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这四点，都是做好学问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学术上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让我谈治学，我感到实在没有可谈的。无奈不能推却，我只好就过去和当前所获得的点滴经验谈一谈。
首先，谈读书。
古人有一句名言，说：“读人间未见书，不若读人间常见书”。这句话我很欣赏，并且经常用它作为我读书时的指导。据我理解，常见的书是经过古今人长期筛选的结果，多半是最好的，最切实用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所熟悉。未见的书当然不能说没有好的，但多半是少量的，冷僻的，甚至是怪诞的。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把基础打得宽些。这样读书时就要把常见书放在首位。
读一部书，我看序跋目录都要读，最好先读，因为读了序跋目录以后，已初步地了解到这部书的要领和特点。读第一遍，要’从头至尾，一字不遗。读第二遍、第三遍时，就要注意这部书的要点重点和问题，从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假如有注疏，要先从白文读起。然后读注，读疏，最后还要回到白文上。
切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注疏上，而忘掉了白文，变成本末倒置。对于最基本的书，必须熟读精思。古人说“旧书不厌百回读”，这是经验之谈。学习马列主义的，都知道读经典著作，读一次有一次心得。读古书，如读群经、诸子等，也会有同样感觉。
读书专、精是必要的。不专不精不能有新的成就，但是又要通，要博。因为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种专业往往和很多种专业有联系。不通，不博，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解决本专业的问题的。
读书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人类历史的发展、前进，就是依赖于接受前人的经验，才发展前进的。但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不等于鹦鹉学舌。即决不要盲从附和，人云亦云；而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以，接受前人的经验问题，也是一仑批判继承的问题。人类历史就是在这个批判继承中前进的。
其次，谈科学研究。
我过去在初级师范本科读书的时候，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只知道读书人应当学会作文章。当时，我学作文受一位教国文的老师影响根深。这位老师喜爱桐城派古文。讲国文时，遇到桐城派古文，总是极口称赞。因此，我也学作桐城派古文。买《古文辞类纂》探求古文义法，揣摩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久而久之，逐渐感到桐城派古文有些矫揉造作，故作姿态，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多空腔滑调，不如汉魏的文章精严，有文采。因进而读《昭明文选》。
后来，我又了解到要想把文章真正作好，光在形式上下功夫不行，必须有内容。因又进而读史部、子部、经部的书。史部书太多，不能全读，我只读了“四史”和《资治通鉴》。子部书我最爱读《老子》《庄子》。对于《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不如老、庄所下的功夫多。经部书，我是喜读《周易》《春秋》和“三礼”读了历史、诸子、群经以后，我的眼界开阔了。这时，我的头脑里很快就产生了许多问题。对于一些问题，我也有了同意或不同意的看法。当我把我的看法写出来，登载在刊物上，人家告诉我，这就是科学研究。
当我正式做科学研究时，明白了我以前所做的，就是基本功。搞社会科学的基本功，一般说为文、史、哲。过去孔子称为事、文、义；刘知几称为才、学、识；清代古文家称为理、词章、考据；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凡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无论学哪一门专业，第一，都要能写好文章。如果文章写不好，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那就很难说已经学好这个专业。这个写好文章，其实，就是上边所说的“文”，或者叫做“才”或“词章”。第二，要能掌握有关本专业的大量的比较系统的资料。而这一点就是上边所说的“史’，“事”“学”或“考据”。第三，都要有观点有逻辑思想。这就是上边所说的“哲”“义”“识”或“义理”。当然，由于专业不同，不能不有所偏重。然而总的来说这三点都是不可缺少。所以说，它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功，在初学时，必须努力学好。
谈到科学研究，我的经验：
第一，要选好专业。人当开始学习时，大多数都不知道哪一种专业好，于是任凭兴趣驱使，什么书都想看。当然在打基础时，什么书都看，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基础要打得越宽越牢越好。但到一定的时候，就要选好专业。否则，所学没有一个中心，很难深入下去。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细，在今天，想做一个无所不知的圣人是不可能的。
第二，要选好题目。试作时，题目不宜受限制。不过，小一点好。最好是有几分把握。免得由于作不好，而挫伤锐气。
当正式开展科学研究时，选题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最好要选本专业当前存在的重大的，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这不是说微观的题目就不许做。不过，我看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宏观上。因为大的问题解决了，小的问题往往就可以迎刃而解。
题目不一定是新的，但内容却必须新。没有新的见解，凡是重复别人的观点，不能算是科学研究。做科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又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不断地进步。
第三，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的实际是指中国历史实际。也就是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因为我是搞中国古代史的）。
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实际上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理论之可贵，就在于它能发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任何理论，决不能穷尽事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解决具体问题，理论只起指导作用，不能用理论来代替。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研究如果不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而重复什么“史料即史学”的谬论，历史将永远不能变成科学。
反之，如果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误信什么“以论带史”也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
第四，要坚持唯物论。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这是对唯物论最好的说明。所以做科学研究，是结论在末尾，还是在先头，这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最明显的分野。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曾经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制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这样做，在哲学上的特征，就是大搞唯心论。他们一贯是先定案，后调查。应用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来考察，他们正好相反，是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先头，而不是在它的末尾。
过去在学术界有所谓“疑古派”。他们的口号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他们的主张是“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待金石学考古学发展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一实际上，他们也是先定案，后调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那么，他们是否也制造一些冤假借案呢？对于这一点，现在学术界的看法可能不一致。据我看，他们也是大搞唯心论，他们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会少。只是至今还没有人起来做平反工作罢了。
第五，要坚持辩证法。所谓坚持辩证法，就是要全面地历史±也看问题，而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这个道理，可能人、人都知道。可是在实践上却不是人人都能坚持这条原则。
例如君子小人这两个概念，最初无疑是代表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国语·鲁语上》说：“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左传》襄公九年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但是《论语》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君子小人的概念厂就不属于阶级的范畴，而属于道德的范畴。
有人解释《论语》，坚持这些君子小人的概念都属于阶级的范畴，而不属于道德，的范畴，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这就是静止地看问题，而不是历史地看问题。因为概念是反映客观实际的。历史发展了，客观实际发生变化，反映这个客观实际的概念，也不能不发生变化。
《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人引用这个诗句，来证明周代的土地所有制。孤立地从逻辑上来看，不能说它不对。但是，如果联系到《仪礼‘丧服》说：“君谓有地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且昔天子之地一折，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以及（《孟子·万章上》、《苟子.君子》、《韩非子·说林上》有关这个诗句的论述等等来看，就会看到它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哲学上就是孤立地看问题，而不是全面地看问题，也就是说违反了辩证法。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做科学研究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辩证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容易也要坚持。因为光坚持唯物论不行，还要坚持辩证法。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最正确的方法。离开它就不能发现真理或证明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