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
有人问我是怎样研究起中国思想史来的。类似的题目，许多学界朋友已写出了许多好文章。如果可以把问题理解为探本求源的话，轮到我回答时，我想还是谈自己早年翻译《资本论》的经历。这个谈法恐怕会有答非所问之嫌，然而，殊不知四五十年前，我虽也有读史之好，但那还纯粹只是一项业余爱好，从1928年到1938年，整整十年的时间，我把主要精力奉献给了《资本论》的翻译，而后才转到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所以，要谈心得的话，还只有从翻译《资本论》这个“题外话”谈起，才能说明白我研究思想史的起因。
二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同时读两个大学，在法政大学学法律，在师范大学学历史，课余的兴趣较偏于哲学。
那时，北京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十分高涨，我也是热血满腔，追求着真理，一心想为国家和民族做点有益的贡献。一位朋友高君宇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钶同志。在与大钊同志的多次接触中，从大钊同志身上，我不仅看到一个令我景仰，而且永志不忘的为革命者师表的形象，我从他那里还感染到了对于理论问题的热情，并对我一生都起了影响。
那时期，我读书广泛而芜杂，各派学说都在一一涉猎。各类书籍中，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译本最难见到，而这正是我最希望了解的新思想，新学问。我常向大钊同志讨外界看不到的书看，大钊同志能向我提供的，也只是布哈林著《唯物史观》的英译本之类，还限一周归还。随着阅读面的扩大，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能得马克思原著一睹为快，但是在北京四年都未能实现，借到罗莎·卢森堡的或布哈林的著作，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反帝的正义行动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有预谋的血腥镇压。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教训，将我从新三民主义信仰者的立场，推到了马克思主义一边。这年冬天，一次到东交民巷原俄国道胜洋行旧址见大钊同志，向他还一笔办刊物的借款时，我向他表白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一则自己可以借此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则或能以飨国内广大探求真理的读者。对此，大钊同志极表赞成。
但是，这个心愿还只是一个理想，一时在国内是很难实现的，偌大个北京，我找了几年也不曾找到一本马克思的原著，还谈得上什么翻译呢？在那个时代，要想觅得马克思的原著，最可靠的途径是到欧洲去求学。大钊同志一向很支持青年旅法勤工俭学。我没有立刻登上这条路，原因在于，我还希望过一年，完成了在法政大学和师范大学的全部学业，再出国留学。
然而不久，循序渐进的求学计划，被急骤恶变的政局所撕毁。张作霖政府拟定黑名单，准备大肆搜捕，我这个既没有来得及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学生，仅仅因为渴望光明，思想左倾，接触过***同志，主编过一个名叫《下层》的刊物，我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面临逮捕危险的朋友们各奔前程而去，有的南下投北伐军，有的出国，我走上赴法求学的道路，追寻翻译马克思原著的理想去了。
为取道苏联赴法，我在哈尔滨等候签证达半年之久。哈尔滨那时是个相当闭塞的城市，当局在文化上对共产主义的戒备尚不像北京那样森严，所以还能见得到外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街头的书摊上，居然发现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我如获至宝，买回旅馆里，日日读个不止。就在哈尔滨那家旅馆的小屋里，我为自己规定了旅法的使命一一学习德文，翻译《资本论》。
这时，传来“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同志惨遭杀害的噩耗。悲愤之余，我更发誓要译出《资本论》，以祭大钊同志英灵，以酬他对我的蒙师之教。
不久，我来到法国，立刻从字母开始学德文，同时在巴黎大学听布克莱教授的《唯物史观》课。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自学《资本论》。经过一年的准备，我起步试译这部伟大的科学巨著。
我的试泽，是以《资本沦》德文第四版为蓝本，参照英、法、日文几种译本进行的，当时，在语言方面，我几门外文的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在理论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也还需要从头学起。就凭这点小学生的程度，而敢承担那么艰巨而神圣的工作，今天回思起来，实在是自不量力。
况且，这副难以胜任的重担子，是我自己硬找来挑的，不仅没有任何人强加于我，相反，还有人讥笑我自讨苦吃。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依靠的仅仅是初生牛犊的雄心，是对真理的信念，是肯下功夫，肯于没命地苦干的劲头。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四十年时间写成的，它凝聚了马克思毕生的智慧与心血，它是人类崭新的科学成果。《资本论》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知识财富，而且其本身的内容就构成一座知识宝库。面对这样一部巨著，我原有的知枳，相形之下贫乏到了远不止是捉襟见肘的地步。怎么办呢？只有老老实实边干边学。
初期的试译，在在都是障碍，经常还遇到一些大难点，非放下笔来补课不可。所谓补课，也是全靠自学，学懂了一些时，提笔再译。常令我停笔补课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我在法国试译的阶段，以及后来回国重译的过程中间，通过自学补习过的知识，除德文、法文的语言、语法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那样广泛的内容，自然得有所详略，文学和数理，只能浅尝辄止，以达到字面翻译无误为目的，但哲学和经济学，我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为了弥补知识不足，我补读了黑格尔、亚当’斯密等人的大部头著作。回想起来，多亏了十年翻译《资本论》期间受到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会有机会那样广泛地阅读和学习。
这许多问题有待去学，意味着需要时间，需要一定的环境。初译时的环境又怎么样呢？在法国，由于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我自知不可能久留，法国的自由空气是带不走的，因此，我必须精打细算地利用在法国逗留的每一天光阴。一边我得抢时间，抢速度，另一边，翻译工作丝毫容不得一知半解，囫囵吞枣，我还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方面，精神上，如同生活在知识的殿堂中，吞食着，占有着，像贪婪的贵族，另一方面，现实里，囊空如洗，离饥饿只有不到一步之遥。那时候，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几乎足不出户。
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罗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无暇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所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的成果。
这二十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的，每一段文字的突破，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人口处一样，翻译《资本论》以后，我才领悟这句名言的含义。早年在翻译《资本论）的岁月中，我体验到，将全部身心的力量贡献给所爱的、所理想的事业时，甘苦尽在其中。
翻译《资本论》的确是难的，然而，在那个时代，真正的难点并不在文字，也不在理论，真正的困难在于它需要长年不懈的献身精神。工作的困难可以克服，经济的压力有时才让人喘不过气来，政治上更随时有坐牢杀头的威胁，意志稍稍动摇就无法将翻译坚持下去。如果说我在法国吃够了穷的苦头，回国后，则时时在坐牢的威胁面前挣扎。我记得，我曾在译稿的首页写过一句话自言志，日：“外庐有志为他人无志所为。”即使进了监狱，镂骨铭心的誓言仍然是“匹夫不可夺志也”，一股劲地深造德文，为出狱继续奋斗做准备。
若问，十年奋斗，我究竟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翻译出版《资本论》，填补中国理论宣传一大空白。年轻的读者要知道，四五十年前为这个理想而生活，是丝毫没有名和利可图的，十年中，我是以一个对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的信仰者身份在奋斗。十年中，无名可言，无利可图，化名出书，分文无酬，坐牢下狱，在所不惜。动力何在？一言以蔽之，我确认中国革命不可没有《资本论》这样的科学的革命真理为武装。
回国后，我和王思华同志合作，重头译起，1932年出版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至七章），1936年出版第一卷合订本。后来，我独自坚持译完第二卷的大部和第三卷的地租部分，抗战开始，才被迫中止，直至王亚南、郭大力同志的译本出版，我解除了与生活书店翻译出版的合同，及此，和《资本论》的十年机缘才告一段落。
从翻译《资本论》到研究史学的转变，在我身上，过渡得十分自然。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癖好史学，三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对我产生很大影响，从《资本论》中探得唯物史观的真谛，诱发我萌生一个新的理想——用唯物史观作工具，去探索中国历史规律的奥秘。由此，我进入了中国社会史领域。数年之后，在研究社会史取得一些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力通过社会存在研究社会思想意识，建立一个社会史与思想史相吻合的研究体系，由此，我又踏进了中国思想史的天地。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为《资本论》奋斗十年，而奉献给人民的，仅仅是两个被历史扬弃了的译本。对此，大可不必顾影自怜。相反，我从心底里为文化的进步和超越而欢呼。那么，我的十年奋斗又有何价值呢？大而言之，对国家，我深信文化阶段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创造新成果，扬弃旧成果的过程，我庆幸自己的这项翻译成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环节而被扬弃的；小而言之，对自己，值得欣然自慰的是，翻译《资本论》十年奋斗，得来的自我收获，任何代价都难以换取。
译读《资本论》十年，使我较为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如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
《资本论》是马克思积四十年的研究所创立的科学体系的精髓，《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全豹，不是大学的讲坛上所能包揽介绍的。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才能体会其中的精神。翻译《资本论》的十年，是学习、研究、领悟的大好机会，就好比马克思亲自教我科学的、严密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我自愧不是一个成功的学生，但是，这方面点点滴滴的体会，也已经使我在史学研究中受益匪浅了。
翻译是一种极好的自学手段，极有效的基础训练。《资本论》是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宝库，为了翻译它，必须占有它，消化它。翻译《资本论》的十年，为了占有、消化这座知识宝库。弄懂一个又一个马克思的和前人的概念，我心驰神往跋涉于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极为广阔的知识原野，尽管在许多方面犹如蜻蜒点水，但毕竟由此而打开了视野。这对我一生治学大有裨益，我之所以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尤其推崇王国维的近代科学方法，而自己未至于陷入中国一味考据的治史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许多翻译《资本论》的十年甘苦，不也正是我是怎样研究起中国思想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