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经过半天时间，高级军事会议就顺利地结束了。一切争执都在“立即誓师北伐” 的口号下统一起来。这是谁都可以料到的：这些年来，粤军、湘军、滇军……都挤在广东这块地盘上“孵豆芽”，实在也别屈得够了；那些将领们从前都是各霸一方的堂堂封疆大吏，如今虽时过境迁，有的连做梦的时候，梦见了当年独据一省南面称王的威风，醒来就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一夜也睡不着。谁都早想出去伸展一下手脚啊！只是心里都像有鬼似的，谁也不敢先迈出那第一步。而现在，第一步终于迈出去了！而且得到了那样惊人的成功，这使原先胆子最小的人也跃跃思动了；加以这些时来，大批共产党员在各军进行政治工作，使那些古老衰朽的部队也渐渐滋生了战斗的朝气和生命力，充满了一片沸腾的革命热情。这一切，又被先遣团的出师大捷激动起来；就像一座因年久潮湿而接近于失去作用的火药库，在阳光和烈火的烘烤下又变得干燥了、发热了；一根威力强大的引信点燃了它，使它终于能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
被认为在全体革命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广东军担任西部战线的主力，即日开拔到湖南同先遣团和起义湘军会合；另外的一支广西军，也开始从桂林一带出发，加强西部战线的力量。起义湘军的军长被任命为西部战线总指挥，广东军副军长方维镇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即将上任的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为了表示北伐“决心”，毛遂自荐地任命自己为东部战线的总指挥——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战场究竟能在哪一天开始——并且当场宣布，由他的黄埔嫡系学生军，担任东部战线的主力；老湘军和滇军也配属到东部战线指挥。这个战场的路线是：由湖南出江西，经浙江，直捣上海、南京。
他把自己放到这一路，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一来，西部战线的矛头，正是北洋军阀的盟主吴佩孚；且不要说他手下几十万精锐善战的北洋军主力部队，也不说他拥有数十员纵横南北的猛将，就单说这北洋军阀的主将吴佩孚，只要熟悉这几年各系军阀问混战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想当年皖系势力统治全国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一个师从湖南直捣北京，七天之内就把皖系打得一败涂地，再难重振。后来又东向江浙，西到川陕，北退奉军于关外，南伏湘军于岳阳，真个是节节胜利，所向无敌，威震中原。前年的直奉战争，他算栽了个跟头；可是要没有手下的大将在后方倒戈，当时谁都算计到胜利是属他这一边的。可就是遭到那样的惨败，他也没含糊啊；要叫别的将领，早心灰意懒，下野出洋了。可他宁肯在军舰上住了几个月，也不低头；直到重新收拾力量，东山再起。单靠这一点，就已经够叫人闻风丧胆了。
再看这短短的一年多来，他又恢复了多大的力量？凭他的本事，打广东军那是完全足够了；更何况这次吴佩孚北上，同奉系首领张作霖握手言和，组成了强大的直奉“讨贼联军”，这简直又是如虎添翼了，谁知道会碰出什么结果来啊！二来，东部战场是他姓蒋的老家，也是他的发祥之地和后台老板们集中的地方，他得把力量留到那里。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这办法也是两全其美的；光要别的军去跟吴佩孚拼命，自己坐在后面收利钱，谁肯服气？尽管你喊一百句“拥护共产国际”，一千句“共产同志万岁”，不拿出一点行动来，谁又肯相信呢？然而吴佩孚又决计碰不得，怎么办呢？幸而，老天爷给他安排了这个孙传芳。孙传芳号称九省联军总司令，统兵二十余万，虎踞江东，独树一帜，这可是个威名显赫的劲敌了吧？然而明白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位九省联军总司令只不过是一架西班牙的风车，外貌威风罢了。九省之中，有八省半都是属于各个地方军阀的，他们就像战国时代封藩的诸侯，各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孙传芳的命令行不出江苏，而真正能听这位大帅直接指挥的，只不过是上海附近的两万五千到三万名之数的士兵而已。蒋介石心中有底，如果西部进展神速，他就从东线打去，那些一盘散沙的地方军阀，反正有奶便是娘，只要许给他一个与原职相当的官衔，让他们保持原有的地位和实力，何愁不势如破竹、望风归顺！这一来，既可显出他蒋介石对北伐的行动有力，身担前敌重任；而且将来要是正式就任了总司令，别的军要不服气，要请他做革命军的“模范”，也能趁此把他们的嘴封住了。这样的安排之后，蒋介石颇沾沾自喜了，他似乎又回到了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的时代，那一套买空卖空的手腕，倒不想在如今派了这样大的用场。
广东军兼程北上，六月底到达攸县，同先遣团会合了。在这一段时间里，先遣团已经得到攸县和醴陵农协组织的帮助，把北洋军的部署、兵力和阵地等各方面情况都完全掌握好了；并且制订出了周密的作战方案。经过军部军事会议的研讨，前敌总指挥方维镇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当天发出了进攻湘赣铁路上重镇——醴陵的命令，由先遣团担任正面主攻；潘振山主力师的一个团和另一个师的两个团担任两翼的支援配合。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日的早晨，先遣团全团的士兵都已经在自己的驻地束装待发了。副官和军需官们紧张忙碌地奔走着，传达命令，筹集物资，到处呈现着一片开动前的热烈忙乱的景象。
第六连代理连长万先廷奉命来到了第二营营部。这一回，第二营又是主攻。他感到格外高兴。刚到门口，就见营副同团部的杨副官正谈着从屋里边匆匆走出来，后头跟着几个号兵和勤务兵。他同营副和杨副官互相敬了礼，简短问候两句，就匆忙走过去了。万先廷一进门，就闻到屋子里有一股刺鼻的酒气。他明白，营长在打仗以前总喜欢喝一点的；这大约是他从滇军里带来的老习惯了。说也奇怪，万先廷虽然常常看到他喝酒，而且喝起来总是大碗大碗的，可又从来没有见到他醉倒过。这大约也是他唯一能够在他们团里保留这老习惯的原因吧。副官和书记官们正在旁边的几间屋子里各自忙碌着。营长的勤务兵于头，矮矮胖胖，岁数挺大，也是胡子八权的。他光着头，坐在一张矮板凳上，正在往一个挺大的褡连里数铜元，大约是刚关了饷。他老是乐乐和和的，从来不跟忧愁照面。你看他外貌邋邋遢遢，像个摆烟摊的小老头；做起事来可神出鬼没，心眼长在额头上，就是天塌下来，他也能找到个空子溜出去。他抬头见万先廷走进来，身子没动，只是好感地笑着向他映了映眼。万先廷总看见他在忙；可他常常在忙些什么，只有天知道。
“报告营长，”万先廷立正敬礼道，“第六连代理连长万先廷奉命来到！”
樊金标光着头，络腮胡比头发还长，只穿一件粗布汗褂；跟下身的马裤和绑腿一比，一半像军官，一半像庄稼汉。他站在屋子中央的方桌旁，右脚踏在一条长凳上，正俯着上身在看地图。他转身望望万先廷，点点头，然后又自顾去看地图了。
万先廷知道营长的脾气，走到桌旁去，等着。
樊金标仿佛身旁没站着别人似的，皱紧眉头，仔细地在地图上寻找着什么。那模样，就像在找一颗掉在地下的绣花针。好一阵，他才找到了那个地方，高兴地往桌上捶了一拳：“嗯，他娘的，躲在这儿！”他一只手拿起红蓝铅笔往那儿去划，一只手得意地摩挲着下巴上的络腮胡子。这时大约总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操他窝窝，这些画地图的，真该砍脑壳！”于头从不放过这样发表议论的机会，他嘴巴里不干不净地带着口语道，“哪怕千把户房头的大庄子，叫他们一画，也比蚂蚁大不了多少。操他窝窝的，他们画了就存心不叫人看一一就怕你看得见！”
“你他娘的，就是一个庄子画得碗口大，你也准保看他不见！”樊金标故意气他似的抢白道，语气里充满着友好，“守着地图在跟前，你几时看一眼了？”
“敲锣卖糖，各干一行，营长。”于头仍然乐呵呵地说，“都看地图就能把北洋军看跑呀？这就叫：没有烧饭的头陀，就没有念经的和尚。”
“哼，你他娘就是光说不练——嘴巴戏。”樊金标不无亲切地责备说。他的眼睛仍未离开地图，一面摸着搁在旁边的那个军用水壶，摇一摇，喝了一大口。那里头的酒已经不多了。
万先廷在营长面前不敢笑。他看着桌上的地图，只见中间那个用蓝铅笔划着的粗大的圆圈内，印着两个黑字：醴陵。一支长长的红箭头从攸县直伸过去，这大约是他们第二营的主攻路线了——但那箭头却在醴陵南边的一个地方停下来。万先廷仔细看时，那地方的三个小字是“泗汾桥”。在那两旁，有着许许多多用蓝铅笔划的，代表着北洋军阵地和火力点的标记，密密麻麻一大片。这一切，预示着在那里将有一场艰苦而激烈的战斗。万先廷看到这些，他的心不觉又已经到了那炮火纷飞的桥头，耳边又响起了激昂的冲锋号和弟兄们的动人心魄的喊杀声。二十多天没过战场的生活，他的手和脚都已经有些在发痒了。
“呆着干吗？”樊金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直起了身子，望着他问，“都准备好啦？”
“报告营长，都准备好了！”万先廷立正回答，又急不可待地加了一句，“就等着你下命令了。”
“哼，只要是革命军，谁下命令还不一样？”樊金标并没有理会他的兴奋的情绪，咕噜着，“军人嘛，讲的就是个服从……”
万先廷听着营长的话，不觉一怔。他是个精明人，听着这话里似乎含有些别的意思，急忙问：
“营长，怎么，你要把我们留下了？”
"留下，人再多点还不够用哩！”樊金标望着万先廷那又转为惊喜期待的目光，却说出一句更叫人泄气的话来，“不过，这回打主攻没你们的事。”他挥挥大手，挡住万先廷要讲出来的话，说道：“团长命令，把你们六连拨出来，交给一营齐营长指挥。”
“营长！”万先廷着急地大声道，“为什么单拨我们下来？全连的弟兄盼了这些天，好容易盼到主攻了，可又——难道我们上回……”
“上回是上回！你嚷嚷什么？”樊金标不耐烦地打断他道，“上回你们还没有打够？”他斩钉截铁地，“军人嘛，就得服从！你倒是个连长了，还那么一脑袋的庄稼汉子脾气！……”
要不是于头在旁边大声嗽嗽喉咙，樊金标动了火气还不定会说出些什么话来的。
不过，万先廷已经摸熟了营长的脾气，他们几个连长都不仅把营长的发怒当作是一种独特的亲切的表示，而且在平时谈话中，都把它当作自己营长值得自豪的爽直的特征。
每逢这时候，万先廷就一声不响。
“报告！”这时门外整齐地响起了两个年轻有力的声音。万先廷一听就知道，那个四川口音的是四连长杨德林，山东口音的是五连长鲁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