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失守的第三天，武汉三镇传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吴大帅突地从北京南下了。
这消息，引起了许多政客要人们的大骚动。本来，北洋军的总部就在汉口查家墩，大帅南下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只要稍知大帅为人的人们，都看出了事态的严重。
湖南战局，吴大帅本是胸有成竹的。他北上前早就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他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在北京同张雨帅结盟后，便退到了长辛店的别墅居住，以示清高。那时，前线就有些吃紧了。但吴大帅有着惊人的自信，他在许多人纷纷猜测南方战事的时候，当即通电全国，宣布南方战局定会报捷，根本不屑亲自出马；他自己将长期定居长辛店，以握全国的中枢。这一方面是对鲍酆将军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他心中有自己的算盘，前方暂时吃点紧也不是什么坏事。果然，不出几天，失醴陵、丢浏阳，革命军迫近了平江湘阴一线。关心战局的议员政客们，络绎不绝地到长辛店来拜访大帅，想探听大帅是否着急，有没有回到汉口的迹象。可是吴佩孚依然安之若素，每日里照样起居定时，吟诗画竹，闲情逸致。秘书长和参谋长代大帅见客时，只是重复着一句话：大帅决策已定，从无更改。人们有高兴的，有怀疑的，有担心的，只好去找吴佩孚的老上司曹锟。那曹锟听到湖南的消息后，也着慌了；急忙派了特使，专程赶到长辛店来，提醒吴佩孚注意，要他“以天下大事为重”，急速回汉。吴佩孚听罢，只是捻须长笑几声，徐徐说道：
“总统厚意，请代我面谢。不过，总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下变化早已在佩孚掌握之中。广东军北侵，半属故放烟幕，也是壮壮胆量。他们企图不一，互观动静，伺隙而动者正多；蒋介石和滇湘各军如今还徘徊韶关，不敢越雷池一步者，正在此也。如今天下人皆以为蒋介石赤化，决心誓师北进，我看则不然！试观蒋氏过去行状，不过上海滩上一无赖之徒；文韬武略不精，欺诈哄骗皆通。如今这样高喊赤化，正可见共存心不轨；古语谓：奸诈之人，观其正而得其反，不谬也。再看其余各部，名虽为八个军，实则真正能作战者不过半数；况且又各怀鬼胎，如何能成大事？再看我海陆各军，集中平江岳州一线，势雄力厚，扼守泪罗，赤军断难飞渡。南方军事，我早已请馨帅代为主持，总统尽可无虑。”
这席话，说得曹锟的特使五体投地，欣然回去复命去了。人们从此也更加叹服，吴大帅果真了不得！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赶得上诸葛亮的“隆中对”了。然而惜哉！大帅是生得不逢时了些；他能看出蒋介石的奸诈自私，却永远也看不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也永远看不出民众的力量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就在大帅那次“隆中对”的第五天，平江失守的急电飞到长辛店了！那一线的重要，大帅是早已熟知的：平江失，则岳阳不保，武汉亦危！这使得素来高傲自负的吴大帅，也暗地震惊了。他一面咬牙切齿地骂鲍酆贻误戎机，一面也不禁惊叹这支广东军的勇猛和神速。大帅的雅兴消失了。
他在自己的花车里徘徊：回汉口还是驻长辛店？犹豫在两方面的得失之间。后来他占了一卦，“菩萨”是赞成他回去的，却没有考虑他的面子。而这时，受大帅委以重任的馨帅——孙传芳，又来电表示，如今局面已南重于北，自己难于担当重托，请玉帅早日返汉，主持大计。而汉口总部的告急电，又一封比一封催得紧；眼看湖南落入敌手，广东军便可长驱直入地开进湖北了。吴佩孚再也沉稳不住，局势的剧变竟使他失去了一切缓和的余地，也顾不得他素来的言重于山，连夜对北方进行了一番安排和布置后，便急急忙忙地带着随行人员南下了。
这便是人们惊惶骚动的原因。谁都知道，大帅是个格外顾面子的人，即便稍有点机会，他也要先作一番宣传，把空气和缓过来，然后再以回豫鄂视察的名义，到汉口暗暗布置一切。如今却这般突然，连个通电也没来得及发，就仓促动身了。看来，不是到了最着急的地步，大帅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昨天上午接到参谋长的急电后，汉口就迅速忙碌起来了。这消息起先还是极其秘密的，只有督军、省长、消息灵通的洋人和几个不多的要员们知道。到夜晚才把这消息通知各有关人士，要他们明天上午准时到车站恭迎大帅。第二天天刚亮时全市就戒了严，从查家墩北洋军总司令部到大智门火车站的一路上，三步一个哨兵，五步一个警察，背向马路，站立两行，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路上冷清清的，除了穿便衣的侦探，再也看不到一个别的行人了。只有在火车站前面那条马路上，显得格外热闹，像逢年过节的市场。许许多多骑马的、坐黄包车的、乘大轿或小轿的、坐四轮马车的，流水一般成群结队地往那座中西合壁式的车站门前涌。在这些车马的铃声和轿夫们的吆喝声中，也夹杂着“咇咇”的汽笛声；听到这声音时，轿夫和洋车夫们便像躲避瘟疫似的赶紧让开，连那些雕饰精致的四轮马车也失去威风，赶快冲到路边去。因为有坐这样摩托小轿车资格的，除了大帅手下的显贵要人，便只有阔绰的洋大人和财东大亨了。
车站内的建筑物和铁棚顶都已粉刷一新。为了显得慎重，斜眼的站长亲自出来值班。他生怕出了事，胆战心惊，站里站外跑了一清早后，他才安了心：只要那些铁轨到时候不自己飞起来，是不会出事了。
天渐渐热起来，月台上也渐渐地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人群里，大多是青缎瓜皮帽，青缎长袍，黄缎马褂，而且大多又胖得流油。阳光射着，缎面上反着光，胖脸上的油汗也反着光，亮晶晶的，好像许多刚上了瓷釉的古董。也有些佝偻干瘪的，那大抵是些老头子，头发胡须都花白——或者全白了，瓜皮帽下还拖着一条长长的细辫子，这都是前清的遗老。大帅虽是维护“共和民主”，却格外崇敬对皇上的愚忠，又很敬老，因此并不勉强他们把辫子剪掉；倒有时常要他们出去展展览，照出几幅苦像挂在园子里，以示崇古之意；然而又怕被过激之徒捣毁，旁边都站了两个兵，不解深意的人，怕要当成扒手示众的。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也有穿着金晃晃礼服的军官。金边红穗的大沿帽，黄色的绶带和红肩章，格外鲜艳夺目；马靴闪闪发光，靴底上六十多个铁钉一齐噔噔响；走过时都要引起人们的一阵赞叹；带太太的人格外小心，因为他们最能引起女人的虚荣。人群里也有不少“假洋鬼子”，西装笔挺，领子上打着蝴蝶结；有的戴一顶雪白的博士帽，大多则是高耸着油亮的黑发，手里提着一根“司提克”——乡下人管那叫哭丧杖的。脖子硬僵僵地，在遗老遗少们中间高视阔步。他们大都是带了太太来——这大约也是外国规矩。那些太太们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照着英国和法国贵妇人的打扮，牵着小狗，露出大半个雪白的酥胸；使得不少一向是坐怀不乱的长袍马褂们，这时也不觉心神荡漾，激动得几乎要发昏了。
然而，所有这些站在月台上的人们，又大都只不过是第二流人物。真正名列前茅的当权显贵，便能有到那间设备舒适的客厅里去吃茶点的资格了。
那间雅致的客厅，在月台南端一座花园似的楼房里。那里显得很为恬静幽雅，只有沿着月台边上那一道白线，排列着长长一行穿着笔挺礼服的军官。这时，有两个穿着整齐的西服的洋人从楼房的客厅里走出来，举止悠闲，好像在随意散步似的，看看远处天上的云彩，闻闻路边盆里的鲜花，他们沿着月台里边那排淡蓝色的木栅栏，慢慢向南踱着。
左边的那个洋人穿花格子绸西服，身材粗胖，健壮横阔；他那颗大头上下的比例很不对称，腮帮好像是孩子们用力吹起的气泡，整个脸型便鼓得像一个“凸”字。他有一双淡蓝色的贪得无厌的凹眼睛，肥大的鼻子上生满肉刺，尽管脸上扑满了白粉，他的整个形象仍显出一种粗糙的、不加修饰的、暴发户的俗鄙。他的双手总是无法静止下来，即便散步时那指头也不停地敲打着，似乎在空气里探寻着什么东西。他的脸上总带着一副胜利者的骄横的笑容，说话嗓门粗大，锽锽震耳。那种固执的、近于疯狂的热情，只有那些在投机冒险的事业中得意的人才会这样的明显和嚣张。他走着，看看周围并无闲人，便带着客气而真挚的笑容，向身边的同伴问道：“亲爱的阁下，你们能够肯定，吴佩孚将军会重新成为今天中国的主宰者吗？”
那个被称做“亲爱的阁下”的同伴，是一个细长的英国人。他那狭长的脸，像在门缝里挤扁了的猫；弯弯的尖鼻子，尖下巴，细细的长脖子，都扑满了白粉。他的举止有度，显得非常文雅、孤高，但其中又含着些做作的成分。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熨得平平整整，一丝不苟；雪白的硬领上，打着黑色的蝴蝶结，礼服的领口上露出一块雪白的手巾角。他手里拿着一副带金色长柄的精致的眼镜，不时慢慢地把它举起来，凑到眼前望一望什么。那目光，也跟动作一般的潇洒悠闲，对什么都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仿佛天下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主人。他那慢条斯理的声音和彬彬有礼的动作，处处显示出自己有着高度修养的绅士气派。看来，他对身边这位伙伴的带着明显嫉妒意味的问话，很不以为然，但依旧有礼貌地浮现一丝笑意，客客气气地向他说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阁下。难道你希望张作霖将军成为未来中国的主宰者吗？”他的声音虽然显得友好，但是在他的话里，却明明露出了不满的挑衅的味道。
“唉，”这个美国人像受了误解似的，感慨地叹了一口气，恳切地向身边的同伴说道，“亲爱的先生，使我们今天感到忧虑的倒并不是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永远和女王陛下的政府站在一起的。不过，使我们今天愈来愈感到不可忽视的，是发生在这个复杂的国家里的另外一种危险。亲爱的朋友，你该不会忘记，九年前俄国发生的风暴，就是因为我们西方在决定性的时刻低估了形势。你们伦敦的那些可尊敬的政治家们虽然也曾经高喊：把赤色的俄国掐死在摇篮里！可是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把金镑、大炮交给高尔察克、邓尼金还有：马赫诺将军；投下那样大的本钱，可是得到的呢？是莫斯科发出来的告捷的电报和死刑判决书！我亲爱的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蹈俄国的覆辙了！二十世纪是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艰难的世纪。拿破仑曾经说过：让中国沉睡下去吧！如果让他醒来，那将是世界的不幸。是的，今天就是决定这种命运的时候了；世界面临着危机，先生。今天我们在这里需要的，不是绅士的诺言和保证，也不只是头脑简单的军人和武装；我们需要具有商人天才的军事家，具有军事天才的商人！这样的人要善于决断，善于冒险。是的，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靠这样的人，才能挡住共产主义的魔影！”
英国人听着他这番放肆的教训，很不愉快，但是却一点没在面上表示出来。他仍然显出平静的毫不介意的神情，轻描淡写地笑了一笑，说道：“你把二十世纪的前景描绘得太可怕了吧，亲爱的先生。当然，我明白阁下的意思。对于阁下的这些高见，我愿意表示极大的尊敬。”他说完，便有礼貌的转过脸去向他含笑地点了点头。
他们友好的一笑，接着就沉默了下来，彼此心中都有数。他们都明白对方没有说出真正的心里话；并且在中国这旋风似的局面中，都想着压倒对方，取得绝对的霸权。
美国人想着：你们在世界上已经刮得够多了，二十世纪已经不是英国的世纪了；现在应当让美国来代替你们了；看吧，让你们在吴佩孚的身上栽跟头吧。英国人想着：美国人是狡猾的，不能相信；他们就像没有抢到骨头的狗一样，到处伸着鼻子。别看他们嘴上说得甜蜜，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这一切，从他们那沉默的一瞬的目光里，就都流露了出来。
然而，当他们转过身来，向前望去的时候，就又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友谊了。在那边，原先坐在客厅里吃着茶点的那些外国同行们，这时都已经站到外面的月台上来了——大约是大帅的专车就要到达——他们都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那个矮胖的日本人和长着一部大胡子的德国人，站在月台最边缘的地方，低声而亲密地交谈着，不时露出会心的笑容。在靠近客厅大门不远的前面，还有几个和他们一样穿着整齐的西服或燕尾服的洋人，站在一起随便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友好地谈笑着。他们熟识的那位漂亮的法国人虽然也正在热烈地跟别人交谈，做着手势，而且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但可以看出，他的魂不守令，他那双眼睛却暗暗向这一边——美国人跟英国人——和日本人跟德国人那边顾盼着；那目光里似乎充满嫉妒，而且感到孤独；回想起他的先辈拿破仑在世界上称王道霸的黄金世纪，他们更希望在中国大有作为。
“亲爱的先生，”美国人忽然以十分亲密的口吻道，“你没有感觉到，日本人跟德国人已经嗅出了今天出现在中国的新的政治气味了吗？”
“哼，”英国人看着那边，现出嘲讽的笑容说道，“他们从自己的祖先开始就是戴着钢盔出来办外交的。”
美国人诡秘而低声地说道，“到时候，他们会把张作霖将军像狗一样扔掉的！”
这时，从站台那头，一个肥胖的、服装整洁的、骑着一匹红色大马的上校副官奔驰过来，向他们敬礼报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