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动乱年代，辛州市中学数学教师鲍永东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了学校的清洁工。
一天，他给校革委会主任打扫办公室时，见一张《参考消息》掉在地上，拾起来时见上面登了三道数学题。他看了第一遍，不甚了了；看了第二遍，感到有一定的难度；看了第三遍，觉得要解出来还真不容易呢。“数学瘾”使他忘记了险恶处境，抬头望了望四周无人，便将《参考消息》往裤兜里一塞，迅速收拾好屋子，悄悄地走了。
他回到自己的卧室，坐在床上，拿了几张手纸作草稿纸运算起来。
他每天扫好地，就是算题。整整花了一个多月，终于把三道题解出来了。
他兴奋，他激动，他狂喜，他把结果写在《参考消息》刊题版的空白处，藏在枕头下面，又把演算草稿纸藏在棚顶的夹席层里，这才双手枕着头躺在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谁知就在这时，一个戴红袖套的站在门口，恶声恶气地吼道：“鲍永东，我们司令叫你马上去！”鲍永东大吃一惊，忙应了声，从床上爬起来，心想：校革委会主任叫我去干啥？他一下子想到了那张《参考消息》，顿时吓得头皮发麻。因为当时订《参考消息》是有级别的，而且一年满了还要上交，谁丢失一张，是要受处分的。肯定是主任发现少了一张，这会儿准是怀疑到自己头上。如果主任知道自己这个牛鬼蛇神偷了《参考消息》，准定会说自己是“盗窃国家机密”，妄图“里通外国”，自己非得被判罪加一等，蹲大牢了。
这么一想，鲍永东从枕头下面摸出《参考消息》塞进裤兜，在去主任家的路上，见四下无人，就迅速揉成一团，丢进了街道旁的垃圾堆。
鲍永东走进主任家，见主任坐在餐厅的桌前，两边站着两个五大三粗的打手，知道凶多吉少。
主任见他进来，把桌子一拍，吼道：“我的办公室只有你出入，我的一张《参考消息》不见了，一定是你盗窃了。交出来！”
两边的打手也吼叫助威。鲍永东嗫嚅着说：“我……我……我，没有看见什么《参考消息》！”
主任冷笑一声：“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谅你不会招的！”他的话音刚落，两边一声吼，棍棒拳脚一齐下，可怜鲍永东被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了。
这时那个传叫鲍永东的红袖套进来，禀报说：“那龟儿子的窝里搜查了，没有！”
主任叫：“搜他的身上！”结果把鲍永东身上搜了一遍，连影子也没有。
主任没了主意，只得一挥手，叫人把鲍永东拖回到他那像狗窝一样的卧室里。
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鲍永东把《参考消息》丢到垃圾堆上不久，一个名叫吉川太乙郎的日本商人路过那儿。他是中国通，听说有的外国人在收集中国“文革”资料，到时候可以赚一笔大钱。因此，他除了做生意外，也留心起那些纸片来了。他看见垃圾堆上有团纸，拾起一看，是一张《参考消息》。他知道这份小报的斤两，便揣进怀里，急急回到宾馆。
当吉川太乙郎翻开那张《参考消息》，一眼看到那三道数学题和答案时，不觉眉飞色舞，喜不自胜。他也懂一点数学，想起一个多月前曾看到报上登过苏联科学院向世界公布三道数学难题，说假如有人能解出来，每题奖金一百万卢布，同时聘为苏联科学院博士。这笔财富和崇高的荣誉，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但他怎么也计算不出来。现在看了这题目的答案，怎能不欣喜若狂？他决定不再逗留中国，抄好答案，收拾行李，急急地乘机飞往莫斯科去了。
苏联科学院热情地接待了吉川太乙郎，经验定，答案是正确的。科学院立即与日本驻苏大使馆联系，大使馆又立即将这一喜讯发报回国。
过了不久，日本给苏联科学院回电，说查吉川太乙郎对数学无所专长，疑其不实。为维护科学的权威及日本国在世界上的信誉，敬请贵院详察。
苏联科学院得报后立即召见吉川太乙郎，吉川还以为颁奖日期提前，喜滋滋地马上乘车赶到科学院，当听到要他交出演算草稿复校时，吉川傻眼了，他只得将前后实情说了。
苏联科学院便将吉川太乙郎提供的情况电告中国当局，并将那张《参考消息》归还中国。
有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拿着“中央文革”的证件，找校革委主任谈话，检查保密工作。主任一听，吓得屁滚尿流。他想把话岔开，可来人开门见山要查《参考消息》。主任只得把“参考消息”拿出来。一查，恰恰少了刊有竞赛题的那张。主任吓黄了脸，他眼珠一转，一口咬定是鲍永东偷了，并说鲍永东早有“里通国外”之心，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求上级对这种人采取革命行动。
两位调查人员听了，冷着脸，说：“既然我们来调查，就由我们处理吧！”
说完由校革委主任领到鲍永东卧室。两位调查人员把主任打发走后，问鲍永东：“校革委主任说你偷了他的《参考消息》，有无此事？”鲍永东一听，估计到那张丢在垃圾堆上的《参考消息》已成大案。事到如今，反正伸头缩头总是一刀，他咬咬牙横了心说：“是我拿了的。我给主任打扫办公室时，见地上有张《参考消息》，上面有三道数学题，由于本人对数学的癖好，便拿回寝室，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算出了答案，将结果写在报纸刊头的空白处。后来主任发觉，追查到我头上，为了逃脱罪责，我把那张《参考消息》扔到校门外街道旁的垃圾堆上了，为此我还挨了一顿毒打！”
等他说到这儿，一位调查人拿出那张报纸，递给鲍永东问：“你看是不是这张？”
鲍永东点点头：“是！但我没有泄露上面的任何秘密，我知道这是犯法的。哎！看你们咋办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另一位调查人问：“你算题的演算草稿还在吗？”
“在！”鲍永东说着便从棚顶夹席层中拿出演算草稿，递过去说，“拿去吧！现在证据够了，你们看怎么判罪吧！”说了这话，他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呜呜”痛哭起来。
两个调查人员收拾好草稿后，只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又掏出一张履历表，叫鲍永东填。
鲍永东边填边流泪。泪水滴在“文化程度”栏内刚填上的“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那行字上。在最后“有无向组织说明的问题”栏内，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望组织不要把我的问题和家里唯一的亲人——母亲连在一起。”
当他双手递上履历表时又说，“我就这么点请求，若能如愿，我在九泉也瞑目了！”
两个调查人员也差点流下泪来，他们忙收好履历表，一声不吭地出门走了。
鲍永东知道下一步等待他的是监狱，是杀头。他真没想到数学癖会使他犯杀头大祸，铸成了自己的末日。因此他成天除了扫地，就是痴呆呆地坐在棚里，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他背着床上的烂草席和破被子，低头到了辛州市公安局办公大楼门边。这时，两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叫他上车。他见是一辆红旗牌小轿车，不是囚车，不敢上。两个公安人员连连催促，他才迟疑地将草席被子朝车上塞。公安人员叫他什么也不要带，他更确认这是处决前的信号。他丢下草席和破被，眼泪汪汪地上了车。
轿车把他带到飞机场，又弃车上了飞机，下飞机后又上车。一路上，鲍永东没有说一句话。他想的是往事，想他当年出国留学和回国时享受过乘飞机坐小轿车的待遇，但那时充满希望，而今呢，是走向死亡。小轿车驶进北京城，停在一座林木森森的小楼房前。
这时，两个公安人员才像卸下了重担似的轻松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其中一位上前拉着鲍永东的手，说：“鲍永东同志，安全地到达你的家了！你的演算草稿经华罗庚同志的复核，答案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你很有数学才能，周总理叫把你接来，就在这儿专门从事数学研究。你的母亲已经接来了，住在里屋，你快进去见见吧！”
鲍永东听了，呆若木鸡，站在车旁一动也不动。这时只见他那白发苍苍的母亲出现在门口，叫道：“永东！是周总理派人把我们接来的哟！快进来吧！”
鲍永东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喊了声：“母亲！周总理……”
（搜集整理：李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