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缜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
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则，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但随着他逐渐掌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金陵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意思，即人人都有升迁之望，才会尽力辅佐曾国藩效力朝廷。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蒋介石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之道。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5.不遗余力，培养人才
古今中外，人才的作用是决不可忽视的。曾国藩深知育人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且人才难于培养，因为人才往往有棱有角，有时难以驾驭。曾国藩培养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晚清朝廷培养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自己的著作《杂著》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打江山创事业必须有根据地和人才基础。他说：“古时候的英雄一定要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的根据地在关中，光武帝的根据地在河内，魏国的根据地在许州，唐的根据地在晋阳，都是先拥有根据地，然后大量地网罗可用的人才，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深知在成就一番事业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他重视人才，更擅长培养人才。
曾国藩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总是鼎力相助。因为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压制不住的。
曾国藩对待李鸿章的方法煞费苦心。曾国藩曾经和李鸿章有师生之谊，在曾国藩训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踌躇满志地投奔曾国藩，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予相见。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后肯定会接见自己的。但他在旅舍中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得到接见。李鸿章按捺住一肚子的不高兴，请曾国藩的同年进士，现在在曾幕中的陈鼐帮忙。陈鼐于是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不肯表明对李鸿章的态度。
这件事实在令人费解，曾国藩为什么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如此冷落？陈鼐也不解地问曾国藩：“少荃是您的门生，往昔老师对他十分器重。现在他希望在老师门下继续得到磨练，老师为什么不接见他？”
不料，曾国藩竟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学识过人，精明能干，实在是志大才高。可能不是我这里能容纳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回京师谋个更好的差事！”陈鼐也十分仗义，极力为李鸿章说好话：“这些年，少荃已经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已不是以前少年意气的少荃了。老师不妨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就这样，1858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任职。
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愿接纳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而是李鸿章心地高傲，曾国藩有意消磨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良苦用心吧。
曾国藩做事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包括吃饭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到齐的时候才开饭，一个人不到也不能进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曾国藩习惯于每天天刚亮就吃早餐，李鸿章出身富豪之家，又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对军营里严格得近似呆板的生活习惯开始并不适应，总是错过每天的早餐时间。一天，李鸿章借口头疼不起床。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派弁兵去请李鸿章起床吃早饭，李鸿章依然不愿起床。随后，曾国藩又多次派人去催促他。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大动肝火，便急忙披上衣服赶到大营。他刚一入座，曾国藩就面色阴沉地下令开饭。吃饭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大家谁也不说话。饭后，曾国藩丢了筷子，神色严峻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已经来到了我的幕下，我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堂堂的翰林学士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过了好久他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图。从此以后，李鸿章变得小心谨慎多了，也变得老成世故了。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生活经历为其以后在官场游刃有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字写作等项事务，随后又让李鸿章批阅公文，撰拟奏折和书牍。李鸿章将文字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后，曾国藩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果然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很不错，几乎所有的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好干吧。”
这一贬一褒仍然可以理解为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作为学生的李鸿章此时也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做事，糊糊涂涂地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李鸿章居曾幕负责办理文字事务时所书写的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疏深得曾国藩的赏识。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苗沛霖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朝野上下极为愤慨。但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翁心存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在朝野有相当的势力，那么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下定决心依法严惩翁同书，而朝中倾向翁家的大臣又无法为翁同书说情呢？奏疏的措辞实在难以确定。对最初的奏疏拟稿，曾国藩不很满意，总认为不够让人无懈可击。最后李鸿章代拟奏疏，曾国藩觉得思路清晰，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可圈可点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方刚严正，即使皇帝也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企图偏袒翁家的朝臣无可置喙。曾国藩立即上奏皇帝，而翁同书也旋即被革职拿问，充军发配到新疆。李鸿章的论稿深得奏议文字的一个“辣”字，使人无法为翁家分辩。李鸿章出众的文学才华让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并大力培养。
但人才是有棱有角的，往往难以驾驭，这就需要用人者有更加宽广的胸怀。1860年6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负责督办围剿太平天国的事宜。曾国藩率军队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的西面，四周群山环绕，形状如同锅底。此时的曾国藩在军事思想上比较保守，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进可攻退可守。但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是犯了兵家的大忌讳。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选择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地形安营扎寨。”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曾国藩并不接受。李鸿章坚持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向曾国藩建议。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也不便多说什么了，但心中对曾国藩的专权十分不满。
后来，曾国藩准备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并不同意，两人再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李鸿章决定离开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是其雄心壮志备受压抑的情绪冲动所致。他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和拜相封侯，而不是久居人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在诗中抱怨说“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寻找用武之地。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带有追求功利的目的，而年少轻狂意气用事也是重要的原因。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后，本打算返回南昌的哥哥家中。在旅途中顺便拜访了好友胡林翼，并和胡林翼谈起了离开曾国藩的原因。胡林翼了解李鸿章的才能，不无惋惜地说：“少荃，你将来一定会发达，但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你晋身就有一定的困难！”李鸿章听后并不以为然，反而愤愤地说：“我本以为你是豪杰之士，难道你也要依靠别人吗？今天我才知道我看错人了。”李鸿章说完，竟然拂袖而去。回到下榻之地，李鸿章整装将行。胡林翼并不与李鸿章计较，派人前来挽留，李鸿章仍执意要走。后来经过胡林翼的再三强留，李鸿章才又住了几日。两人每日饮酒畅谈，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立即致信曾国藩：“李鸿章并非寻常之人，不如留在你的幕府，以扩张湘军的力量。”曾国藩经过冷静的思考赞同了胡林翼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