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发展史中，重要的是要特别注意文化组织和赋予这种组织以具体形式的人物。鲁柴洛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书[28]揭露了以爱拉斯谟[29]为首的许多知识分子面对迫害和火刑时所采取的屈服态度。所以宗教改革的承担者是作为整体的德国人民本身，是无差别的群众，而不是知识分子。正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敌人时的这种逃亡态度，说明了为什么宗教改革在高级文化的直接领域内的毫无成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仍然忠于宗教改革事业的人民，通过选拔过程产生出在古典哲学中达到顶峰的新的知识分子集团时为止。迄今为止，实践哲学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情况。在实践哲学领域内形成的大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不是很多，而且和人民缺乏联系，他们并非出身于人民，而是传统的中间阶级的表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又回到这些阶级去了。某些人虽仍留在原来的阵地，但与其说是在推进新概念的自主发展，不如说是在使新概念受到系统的修正。断言实践哲学是一种全新的、独立的和创造性的概念，即使它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瞬间，就是断言一种正在孵化的新文化的独立性和首创性，断言它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存在着旧与新变动不居的结合，存在着与社会关系的均衡相符合的文化关系的暂时的均衡。只有在新的国家创建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可能提出并且得到融贯一致的解决。无论如何，在新的国家形成之前，只能采取批判的、论战的态度，而不能是教条的态度；这种态度必须是一种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自觉地渴望着它的古典的综合——的态度。
此外，人们应当把复辟时期[30]当作建立一切现代历史主义学说（其中包括实践哲学）的时期来研究。实践哲学是它们的顶峰，而且正好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建立出来的，那时，复辟势力已溃不成军，神圣同盟四分五裂。众所周知，复辟只是一个隐喻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存在旧政权的任何有效的复辟，而只有一种把中等阶级的革命成果加以限制、加以规范的新的力量构成。法国国王和罗马教皇成了它们各自的党魁，而不再是法国和基督教的不争的代表。尤其是教皇的地位被震撼了。在这个时期，一种名为“黩武的天主教徒”的永久性组织开始形成。在经过了各种过渡阶段——1848～1849年，1861年（教皇国家第一次解体和伊密里亚使节的归并），1870年和战后时期——以后，它发展成为以防御的立场出现的名为“天主教行动”的强大组织。复辟时期的历史主义理论是和18世纪的抽象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直到1870年它们还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而存在于法国——相对立的。实践哲学同作为一种群众哲学的18世纪一切形态的民间观念——从最幼稚的直到蒲鲁东的——相对立（蒲鲁东的概念经历了保守的历史主义的某种嫁接，或许可以称之为法国的吉布提，但是，是人民阶级的吉布提[31]。因为正如在1848年时能够看到的，意大利的历史要比法国的落后）。如果说保守的历史学家、旧的理论家致力于批判了已然僵尸般的雅各宾意识形态的空想性质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家更有力地评价了作为新的法兰西民族创建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的雅各宾主义的真正的而非抽象的价值（也就是说，作为在特定环境中被限定的活动的事实，而不是作为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某种东西），也更有力地评价了保守主义者本身的历史作用，这些保守主义者就其实质而言是雅各宾党人羞答答的儿女，他们一方面诅咒雅各宾党人行为过火，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们的遗产。实践哲学不仅声称要说明和证明国旗的一切，而且声称要历史地说明和证明它自身。也就是说，它是“历史主义”的最伟大形式，是从任何形式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主义”中全面解放出来的，是对历史世界的真正征服，是一种新文明的开端。
五、思辨的内在性和历史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
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19世纪前50年中文化发展的最高领域中诞生的，这种文化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著作和政治实践为代表。这三种文化运动是实践哲学的来源。[32]但是，要在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断言呢？是每一个这样的运动分别地有助于实践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建立吗？还是实践哲学综合了这三种运动，就是说综合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在这新的综合中，不论人们考查理论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哪个“要素”，人们都将发现这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都是作为一种预备性环节出现的？我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而且，在我看来，要把综合的整体环节和内在性的新概念、思辨形式的内在性概念等同起来。而内在性概念是由德国古典哲学提出来的，借助于法国政治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它被翻译成历史主义的形式。
关于德国哲学语言和法国政治语言之间具有相同实质的问题，参见前面的脚注。但是，在我看来，最有意思、最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之一，还是就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我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这样，从一开始问题就应该这样表述：对于李嘉图引进经济科学中的新的方法论的规则，应当被认为具有单纯的工具性价值（换句话说，被认为是形式逻辑的新篇章）呢，还是应当被认为具有一种哲学革新的意义呢？对于形式逻辑原则“倾向律”[33]的发现，引出了经济人的基本经济概念和“被决定的市场”的科学定义，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发现吗？难道它不正是暗含有一种新的“内在性”，暗含有一种关于“必然”和自由等等的新概念吗？在我看来，把它们译成这些名词，正是实践哲学的成就，因为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发现普遍化了，就是说，它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这些发现推广到整个历史之中去了，并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从中引出新的世界观。
有一系列问题必须加以研究：
（1）概述李嘉图的尚处于经验规则形式中的形式科学原则。
（2）寻找李嘉图这些原则的历史渊源。这些原则是同经济科学自身的产生相联系的。就是说，是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具体的世界阶级”的发展，以及同一个随后形成的世界市场相联系的。这种市场在复杂的运动中已经充分“密集”到有可能从中提炼和研究规则性的必然法则（应该说，这些规则性的必然法则，是一些倾向律。它们并不是自然主义意义上或者思辨决定论意义上的法则，但它们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是有效的。就是说，是在存在着“被决定的市场”，或者换句话说，是在存在着一个有机生命力的和在其发展运动中相互联结着的环境的意义上有效的。经济学在这些倾向律是现象的量的表现的意义上来研究它们；在从经济学到一般历史的过渡中，量的概念和质的概念以及量变成质的辩证法的概念结合起来[34]）。
（3）建立李嘉图同黑格尔和罗伯斯庇尔的联系。
（4）考察一下实践哲学是怎样从这三种活生生的思潮的综合中，清除了先验性和神学的一切痕迹，而取得新的内在性概念的。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必须提出实践哲学对以克罗齐和金蒂雷的现代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承续的态度。我们要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命题？是把它理解成一个业已完成的历史周期，在其中黑格尔主义中最富活力的部分已经被一劳永逸地彻底吸收；还是应当把它理解成一个仍然处于运动变化中的历史过程，在其中正重现着哲学文化的综合的必然性呢？在我看来，这第二个答案显然是正确的。就实际情况而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依然如故地在重复着。虽然处在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刻，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综合也还是必要的。
六、马克思主义的组成要素的统一
统一是由人和物质（自然——物质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辩证发展达成的。在经济学中，统一的中心是价值，换言之就是产业工人和产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那些否认这种理论的人，由于把机器本身——作为不变的和技术的资本——当作独立于运用它们的人的、价值的生产者，而陷入彻底的庸俗唯物主义）。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说，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中，统一的中心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教育者、一般的社会环境的国家（集中化了的意志）干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并用更准确的术语来表述。
七、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如果这三种活动都是同一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的话，那么，在它们的理论原则中，就必然包含有从一种活动到另一种活动的可转变性，以及彼此转译成适合于每一种组成要素的特殊语言的可能性。任何一种要素都包含在另外两种之中，这三种要素一起构成为一个同质的循环。
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从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然需要斟酌）中推导出若干意义重大的研究标准和批判规则。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大人物表现他思想的较有创造力的方面，并不是在从表面的分类的观点来看显然应当是最合乎逻辑的形式中，而是在别处，在表面上看来可以被认为是与之无关的部分中。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去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活动：正是必须从这里去寻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处在一种往往不是暗含在，而且甚至经常是同公开表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中。众所周知，这样一种历史判断的标准包含有一知半解的危险，所以在应用它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但是，这并没有剥夺掉它产生真理的能力。
在现实中，这种偶然的“哲学家”只能在艰难地摆脱他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摆脱变成了教条的某种世界观的解释的时候才会胜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他又感到自己已然摆脱了他那个时代和集团的偶像而独立自主，以较多的直接性和完全的独创性去对待同样的世界观；他已然洞察到它的核心深处并且以一种富有活力的方式发展它。在这里，卢森堡所表现的那种思想仍然是有用的、有启发意义的。卢森堡写道，只有在实践哲学的某些问题在一般的历史进程中或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才可能得以解决。特定的知识活动分别对应于经济—团体阶段、在市民社会中争取领导权的阶段以及国家政权阶段，它们不能被任意应用或者预期。在争取领导权的阶段，发展的是政治科学；在国家阶段，如果不去冒国家瓦解的危险的话，就得发展所有的上层建筑。
八、实践哲学的历史性
实践哲学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自身，也就是，它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这一点不仅暗含在它的整个体系中，而且也被一个著名的论题所彰显出来。这个论题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点，其特征将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迄今存在的一切哲学（哲学体系）都是使得社会分裂的社会内部矛盾的表现。但是，每一个哲学体系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些矛盾的自觉表现，因为只有彼此冲突的一切体系的总和才能提供这种表现。任何一个哲学家都相信，而且不能不相信他表现了统一的人类精神，就是说，表现了历史和自然的统一性。的确，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信念的话，人们就不会行动，就不会创造历史，哲学也就不会变成意识形态，也就不会在实践中表现为具有和“物质力量”同样能量的“普遍信条”的盲信者的磐石般的坚定。
在哲学思想史中，黑格尔代表了独立的一章。因为在他的体系中，人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甚至以“哲学空想”的形式，去理解何为现实。也就是说，人们在单个的哲学家和哲学体系那里，找到人们先前从体系的总和以及彼此论战和相互矛盾的哲学家那里才获得的、关于矛盾的意识。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发展；它是一种已经从（或企图从）任何片面的和盲信的意识形态要素中解放出来的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哲学家本人——不论是被作为个人来理解，还是被作为整个社会集团来理解——不仅理解矛盾，而且把他自身当作矛盾的一个要素，并把这个要素提高到认识的原则的高度，从而到行动的原则的高度。“一般的人”，不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会遭到否认，一切教条主义的“统一的”概念，都被当作“一般的人”或每个人内在的“人性”概念的表现而遭到嘲弄和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