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傳通釋》二十卷，元劉瑾撰。劉瑾，字公瑾，江西吉安安福人，大概活躍于元泰定到至正（1324—1370）年間，《元史》無傳。由於資料匱乏，其生平已難得其詳。明代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言其「隱居不仕」，用心於經史；又明人李時勉《跋周玨所藏先世手澤卷後》亦稱劉瑾「以其書存」得「列位先賢祠」，而其「後嗣寂然無聞」。據此可知，劉瑾一生專心著述，併因此而獲得名聲。本次整理的《詩傳通釋》一書，即為劉瑾現存的重要著作。關於此書，明《吉安府志》曰：「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詩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定刪定之由，為《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除《詩傳通釋》外，劉瑾還有一部音律學著作《律呂成書》存世，收於《四庫全書》經部樂類。
《詩傳通釋》，顧名思義，旨在詮釋朱熹《詩集傳》。其卷首收錄朱熹《詩集傳序》《詩序朱子辨說》《詩傳綱領》並詳為疏解。次錄劉瑾自己編纂的《詩傳通釋外綱領》，有「引諸儒書」、「引用諸儒姓氏」、「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凡八部分內容。其中「諸侯世次圖」主要據《史記》整理而成。「作詩時世圖」則承鄭玄《詩譜》、歐陽修《時世論》之遺意，對詩三百篇進行編年，可以確切斷代的詩篇明言「某王世」，只能大概判斷時間的則言「某王後」，其餘則歸為「時世未詳」一類。每個時期內的詩篇，按照風、雅、頌分類歸納，而風、雅又分正變。虽然其編年大體依《毛序》之說，但以「作詩時世圖」形式對三百篇進行系統編年斷代，還是《詩經》學史上的一個創新。明代胡廣所編《詩經大全圖》中亦有「諸侯世次圖」及「作詩時世圖」，即襲用劉瑾此書成例。「詩源流」錄鄭玄、歐陽修、朱熹等人之說以明詩之起源與流變，而「章句音韻」、「詩樂」、「刪次」三部分均承襲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但排列順序不同，所錄內容亦有增刪，大體采錄與問題相關之經傳及諸家之說。
《詩傳通釋》主體部份，收錄了朱熹《詩集傳》及《詩序辨說》（劉瑾書將各篇小序分散列於每篇詩的末尾）加以疏解，引證材料十分豐丰富。其下己意處則多標「愚按」、「愚謂」字樣以示分别。據現存之《詩經》學著作情況看，這種纂集諸家以疏釋朱《傳》的體例，或始於元初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一書，而《詩傳通釋》也多循胡一桂書之成法，但在體例之完備上，劉瑾書後出轉精，勝過胡書許多。
具體而言，劉瑾對朱熹《詩集傳》的「通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朱熹《詩集傳》所涉及的字詞訓詁、名物制度、史實地名等詳加疏解，或以明朱《傳》之源委，或以補朱《傳》之簡略。如卷一引何休說及《通典》注以明《集傳》國風總論「采詩」說之源委，又如《周南·南有樛木》篇引孔疏及《本草注》對「藟」的注釋，以補《集傳》「藟，葛類」之略。於《集傳》所注之地名，往往以「愚按」說明與之相對應的元代地名。這些疏解多引述經史典籍及漢唐注疏，使《詩集傳》更為詳實易讀。第二，引成說或下己意以論證、補苴、發明朱熹《詩集傳》之說。所引之說，有不少是《朱子語類》中關於《詩經》的論說，如《詩傳綱領》部分，就多引《朱子語類》對相關問題的論說。而他說之能論證、補苴朱《傳》者，亦多加采錄。如於《邶風·靜女》篇引劉辰翁「只是男女相遺之詩」，以佐證朱熹的「淫奔期會之詩」的觀點。朱門弟子輔廣《詩童子問》一書，對《集傳》之意多有發明推演，故劉瑾亦多錄其說以發明《集傳》之說。此類內容甚多，不待例舉。劉瑾在按語中也常對朱熹之意加以發明，如《詩傳綱領》部分，劉瑾就朱熹所錄《論語》的編排順序推論了朱熹之意。第三，劉瑾雖嚴守朱說，但於朱說之未安者，亦或兼存他說。如《詩傳綱領》中，朱熹以政之小大為小雅、大雅之别，劉瑾雖引孔疏以申朱說，但又存嚴粲之說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别，驗之經而不合。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又如於《魯頌·泮水》亦存胡一桂疑朱《傳》之說，並按曰：「朱子以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辭。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辭也。」則以《春秋傳》所記僖公從齊桓公伐淮夷之事進一步證成胡一桂之說。此外，《詩傳通釋》還給《集傳》及引文中的部分難讀字和多音字注音，以便讀者學習。總之，劉瑾在《詩傳通釋》中或引成說，或下己意，充分發掘了朱《傳》之蘊，大大充實了朱熹《詩集傳》，使《詩集傳》更加豐富易讀。
以上略談了《詩傳通釋》對《詩集傳》的疏解。雖然《詩傳通釋》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但自身也形成了比較鮮明的特點[1]。
第一，劉瑾不僅注重「通釋」朱《傳》，也十分注重對具體詩篇章旨乃至字詞的「通釋」。首先，對於篇幅較長的詩篇，劉瑾特别重視點明章旨句意，使讀者能對詩篇意脈有貫通的了解。如於《大雅·棫樸》篇末按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衆也。」這對讀者理解詩篇意脈無疑是有幫助的。其次，注重詩篇之間的會通比較。如其論《召南·殷其靁》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又如論《魯頌·泮水》曰：「蓋落成泮宫之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干》之詩也。」都是會通比較的例子。再次，注重對《詩經》中多次出現的字詞加以歸納通論。例如《大雅·文王》篇釋「不顯」時按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不同者。」即對《詩經》中的「不顯」一詞進行了歸納考察。
